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丁佳文 攝影 姚文生

卞祖善 1936年生于江蘇鎮江。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曾指揮演出《紅色娘子軍》《吉賽爾》《天鵝湖》《淚泉》等中外芭蕾舞劇；在我國首演米雅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七交響曲》等作品。

印 象

他心里始終

燃著音樂圣火

2016年12月2日晚，八旬高齡的著名指揮家卞祖善率天津交響樂團，在天津音樂廳上演“樂海回響”中外名家名曲系列音樂會，為觀眾獻上了黃自、劉敦南、柴可夫斯基等中外作曲家的名曲。

在后臺接受采訪的卞祖善，言談間喜歡瞇縫眼微笑，垂頸的銀發紋絲不亂。回答問題時，常常展現出過人的記憶力，對采訪中涉及的作曲家與作品，首演的時間和地點，某樂章某樂段的調式、調性及主奏樂器，等等，無不對答如流。據說，在平時的演講中，他經常提示聽者，今天的講課內容，關于作曲家、演奏家、指揮家，關于背景、史實、譜例，如果出現謬誤差錯，歡迎投訴。有一次，有個學生拿著書來“對證”，卞祖善不慌不忙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說，書錯了，我沒錯。

指揮臺上，滿頭銀發的卞祖善大氣、細膩、灑脫，絲毫看不出已是八旬老者。上世紀40年代末，這個瘦高的男孩孤身流浪到上海，靠一位鄉親的幫助，進入上海基督教難童教養院。在這里，他參加唱詩班，學習彈鋼琴。音樂圣殿的大門朝他敞開，生活因音樂而富有了憧憬。從藝五十多年來，卞祖善指揮中央芭蕾舞交響樂團演出了芭蕾舞劇《吉賽爾》《天鵝湖》等中外芭蕾舞劇；先后在我國首演了米雅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七交響曲》、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等經典。前不久，中央芭蕾舞團舉行在國家大劇院《樂舞人生——紀念卞祖善從藝55周年音樂會》，以專場形式致敬為“中芭”作出杰出貢獻的藝術家。

卞祖善先生沉靜含蓄，慢言細語，然而他的藝術評論卻是鋒芒畢露。除了批評剛剛因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而馳譽世界、大紅大紫的譚盾，還曾指出張藝謀導演舞劇版《大紅燈籠高高掛》“整個劇沒有舞起來，沒有舞者的內心世界，沒有獨舞、雙人舞，而是用打麻將、穿屏風等噱頭來引起關注，這不是芭蕾”。以及抨擊當年帕瓦羅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在紫禁城的表演差強人意。他認為，批評首先要認真聽音樂、了解作品，第二要講真話，第三要聽反批評。個人觀點要經得起時間推敲。作曲家、批評家和所有音樂工作者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多彩。他提倡將樂評指揮棒交到聽眾手里，“一切音樂作品和表演都是為了聽眾，聽眾現在也可以自己發聲。”

這次天津之行，卞祖善又到河西區文化館，帶來一場《走進交響樂之門》講座，與樂迷分享他的音樂見解。自1999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交響樂的普及工作中，深入大學、中學、機關團體、科研單位，甚至走進社區和孩子們交流，先后為近200個單位舉行過專題講座，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如果沒有聽眾，交響樂便失去了發展的基礎。聽眾需要培養，我愿為之努力。”

卞祖善說他是樂壇上一名“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為了心中一團音樂圣火，曾單槍匹馬，越挫越勇。如今雖已是耄耋之年，他仍對未來充滿夢想和希望。在經受種種艱難曲折之后，不論成敗得失，仍會振作起精神，在音樂征途上奮力前行。

與實驗芭蕾舞團一起成長

背譜指揮芭蕾舞劇《吉賽爾》

記者：您是上海音樂學院培養的第一位樂隊指揮人才，為什么當時專業只錄取了您一個人？

卞祖善：1956年，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同時建立了指揮系，但中央音樂學院沒有設樂隊指揮專業，所以沒有學樂隊指揮的學生。而上海音樂學院建立指揮系，包括合唱指揮、交響樂指揮、民樂指揮。記得我在附中時就去蹭本科的課程，有位師兄對我說：“新學年要成立指揮系，你去學習指揮吧。你耳朵好，鍵盤好，音樂理論也好，身材也合適，當指揮的條件不錯。”新建指揮系的主任楊嘉仁老師也找我，其實我一直想學作曲。但老師跟我說，作曲和指揮并不矛盾，可以站在指揮臺上作曲啊。所以我選擇了指揮系。知名的民樂指揮家夏飛云、合唱指揮家肖白，都是我同屆的同學。我是上海音樂學院培養出來的第一個完成5年指揮專業學習的樂隊指揮。因為專業剛剛設立，對學生的要求比較高，所以這個專業就只招了我一個人。只有我是從一年級開始學習樂隊指揮專業，其他同學都是從別的專業轉來的插班生。

記者：您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時面臨三個選擇：東方歌舞團、新影樂團、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中央芭蕾舞團前身)。為什么最終選擇了中央芭蕾舞團呢？

卞祖善：當時東方歌舞團紅遍大江南北。我選擇實驗芭蕾舞團，其一，“實驗”說明它剛剛建立，正在成長，我也剛開始工作，也在實驗，同步成長很好。其二，我喜歡芭蕾，喜歡芭蕾音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最難的交響樂，不是交響曲，而是芭蕾音樂，比如說《春之祭》。所以我選擇了“中芭”。上學時因為喜歡芭蕾音樂看了《天鵝湖》《羅密歐與朱麗葉》《淚泉》，沒想到自己后來也在排演這些作品。還有一個原因，我第一次指揮樂團，就是指揮《天鵝湖組曲》之第二幕場景。所以冥冥中好像有一種“巧遇”吧。

記者：因為這個選擇，您親歷、見證了中國芭蕾走向世界的歷程，畢業后第一個指揮芭蕾舞曲目——《吉賽爾》。當時您指揮芭蕾舞如何合演員舞步是一個難題，您是如何克服的？

卞祖善：為了干好舞劇指揮，我到課堂看演員練功，熟悉他們的舞步。指揮和演員互動分三種，一是我們互相看，同時起拍；二是我先奏音樂，演員跟著音樂跳；第三種最難，演員先“起范兒”，起跳一落地響音樂，這個空間和時間怎么掌握？樂隊可能來不及反應，指揮必須像自己跳著舞蹈似的，這樣才能合上音樂。

指揮芭蕾舞劇《吉賽爾》時，我們沒有正式出版的《吉賽爾》總譜，那時候也沒有復印機。“總譜”是七大本的照相本，摞起來將近一尺高，攜帶和翻閱都十分不便。我想著不如背下來吧。于是，我背譜指揮全劇。現場指揮全場背譜，這也是被逼無奈。后來背譜指揮也成為我的習慣。1962年，畢業滿一年時舞團排演《淚泉》。這是我們第一部舞劇，對我來說也是第一次獨立工作。那是一次挑戰，當時導演、舞臺美術設計師、主要演員都是新人，每個人都花了大力氣。我在排練場擔任鋼琴演奏，最后舞臺合成非常順利。

音樂改變了我的性格

我在指揮界還是“小字輩”

記者：您的成長經歷非常傳奇，從藝5６年，您如何理解音樂之于人生的影響？

卞祖善：我1936年出生在江蘇鎮江。童年時吃不飽，穿不暖，非常困苦。鎮江京畿路當年有一個慈善小學，我上這個小學，就是為了每天上午10點鐘它有一碗粥。那一碗粥對于延續我的生命來說意義重大。13歲時，我流浪到上海，想找一份手藝活也找不著，最后被收容到上海基督教難童教養院。到了教養院以后，對我來說反而因禍得福，那里有一個唱詩班，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唱。這個唱詩班的鋼琴老師黃蘭玉跟院長說：“我看唱詩班那個小孩挺機靈的，我想教他彈鋼琴。”院長同意了。于是我就學了鋼琴，的確是很偶然的。后來我考上了上海育才中學。是提供食宿的寄宿學校。最讓我高興的不是我有機會學音樂了，而是我終于找到吃住的地方了。但從那以后，我也確實學了音樂，又轉到上海音樂學院附中，1956年從附中直升到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直到1961年畢業。

我今年81歲，從藝56周年。但在國內的指揮界，跟黃飛立先生、韓忠杰先生、嚴良堃先生、曹鵬先生、鄭小瑛女士、袁方先生比起來，我是小字輩。這不光是年齡，從藝術造詣和對國家藝術事業的貢獻上來說，我也是小字輩。我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過渡式的人物。我的座右銘是：我與音樂本無緣，是音樂選擇了我，我也選擇了音樂，音樂改變了我的人生，也改變了我的個性。

記者：您的大學指導教師楊嘉仁教授在談到指揮家的標準時說：“成為半個演奏家，半個聲樂家，半個作曲家，一個當然的音樂理論批評家和音樂社會活動家，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指揮家。”這句話對您影響很深，您也是著名的音樂評論家，曾經長期撰寫專欄，您當初是如何開始評論寫作的？

卞祖善：我早就想寫一些比較系統的東西，但寫作這條路確實不好走。1989年10月，我自費去上海，收集上海指揮家的資料。當時，四川一家出版社準備出一套介紹中國現代音樂家的叢書，包括演奏家、演唱家、作曲家、指揮家、理論家五類。其中指揮家選了三十多名，也包括我本人，但由于訂數太少，出版社擔心賠錢，就一直沒有出版。后來，我想收集一些資料，由我自己來寫，指揮寫指揮，另辟蹊徑。我也沒有什么經驗，只知道多積累、多跑腿。比如我準備寫我的老師楊嘉仁教授，就跑了不少路。我通過老師的親友，居然獲得了有關老師的很多珍貴的照片和日記，他的女兒，還有丁善德、譚抒真、馬革順等老前輩都給我提供了許多資料。這些資料對寫作有非常大的幫助。

搞現代音樂不能倒退

為孩子們講音樂時最愉快

記者：您向來敢于直言，2001年的“卞譚之爭”，您與譚盾圍繞《現代音樂之我見》主題進行激烈辯論，譚盾認為這是“不同年代的文化隔膜和觀點沖突”。您現在怎么評價這場爭論？

卞祖善：我跟譚盾的爭論是觀念上的爭論。他認為石頭也可以作音樂，水也可以作音樂，紙也可以作音樂。我在講交響樂的藝術欣賞時，也談到打擊樂，有一部分是有音高的，比如定音鼓；有一部分是沒有音高的，是噪音。問題是，你要把它融到音樂里，作為一個有機的部分。你要把它藝術化，而不是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音響搬出來，把它作為一個實體，敲鵝卵石、攪弄水、抖動紙，就是音樂了？我覺得這些是借助音樂以外的手段來充當音樂，實際上是一種倒退。這些東西，熱鬧一下可以，但是要真正成為一個音樂作品，成為一個藝術品，就必須借助于音樂語言來表達人類情感，而不是靠一些手段,隨便找一些聲音來嘩眾取寵。

記者：您一直對中國現當代音樂創作有獨到的見解。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前的藝術創作，包括音樂創作在內是“有高原無高峰”，您能談談這種現象是哪些原因導致的嗎？

卞祖善：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所以需要一個過程，但我們音樂領域、文化藝術領域的前景是美好的。文藝創作要立足于本土，不能做無本之木。我們的時代需要呼喚真正的大師，真正的大師必須是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大師，無論是音樂、文學、美術、戲劇、電影，都要立足于本土，不能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復制別人做過的事情毫無意義，必須要自己創新。

記者：最近幾年您平均每年都要乘坐七八十次航班到各地去做講座，為交響樂的普及與推廣默默付出，是什么力量在支撐著您如此操勞？

卞祖善：我是一名虔誠的音樂信徒，是熱忱的“音樂傳教士”。我幾乎走遍了祖國大地，為了實現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提出的“我主張把音樂普遍了中國，使中國音樂化”。我的講座普及到中央單位、科學院研究生院、藝術團體和大中小學。我講過一個題目是《兒童早期音樂教育與智力開發》，副標題是“越聽越聰明”。我從北京講到南京，那些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帶著四五歲的孩子來聽我的講座，我要讓這些孩子坐得住，聽得懂，喜歡上音樂。我為這些孩子講音樂的時候，是我最愉快的時候。音樂會對所有的人產生良好的影響，少數人會把音樂作為職業，大多數人會成為未來的音樂聽眾，成為音樂愛好者。

現在我已經是“80后”了，我明年要開始轉型。我現在是空中飛人，最多的時候一年飛了83次，再這樣飛下去就不尊重自然規律了。我要改成走進教室，中央音樂學院邀請我開兩門課：“指揮藝術史”和“交響樂藝術欣賞”。今后我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備課和講課上了。

卞祖善口述 交響樂是天津的窗口

我與天津交響樂團合作已經很多年了，印象最深的是在11年前，那次“天交”建團20周年音樂會。十多年來，天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方面，編制完善，像這樣“三管制”的樂團在國內不多見；另一方面，裝備加強，擁有一些貴重、稀有的樂器，像低音大管、管鐘、排鐘。最重要的是，演奏水平也隨之提高。

湯沐海先生擔任藝術總監以來，指揮“貝多芬與馬勒交響樂全集”系列音樂會，這樣的演出在中國交響樂表演藝術史上寫下了濃濃的一筆，在國內、國際上也很罕見。并不是湯先生別出心裁，而是國際上一流樂團都會演出歌劇，歌劇是重要的音樂文獻。交響樂是源于意大利歌劇的序曲，歌劇綜合了交響樂、美聲唱法、舞蹈和舞臺美術，音樂性極為豐富。用音樂會的形式演出歌劇，有利于提升樂團的藝術水平，擴大藝術視野。這與指揮的個人藝術造詣和功底有著密切聯系。

回顧歷史，在2003年10月，“天交”應日本文化廳邀請，代表中國參加在日本大阪舉辦的“第二屆亞洲交響樂周”專場音樂會。一個交響樂團必須走向國際，不是國際化的交響樂團不會具有國際水準。天津一直在推進文藝全方位的發展，我也是受益者，比如說“航母級”俄羅斯歌劇《戰爭與和平》在天津大劇院上演，我是專門從北京趕到天津來看的。交響樂已經成為天津的文化窗口和標志，“天交”不僅是天津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

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交響樂團形成了一個“大動脈”，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廣州、深圳等地都實力不凡的樂團。我們的交響樂團還需要繼續努力，走出國門，跟歐美一流的樂團交流合作，在國際一流的音樂廳演出，接受歐美聽眾的藝術鑒賞，這對于我們嚴肅音樂的發展有很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