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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結盟的沖動來源于歷史的變遷所帶給人的不可靠感，而打敗時間的野心中則暗含著人類賦予藝術這一無用之物的無上榮耀。這一點在2016年的長篇小說中愈加分明。時間，成為這一年長篇小說的共同主題，每一位作家，在面對時間這一問題時，艱難地作出自己的回答。”

所有偉大的文學都面臨著與時間的戰役：他們要么視時間為同盟，試圖在飛逝的時間之下挽留記憶；要么視時間為敵人，意欲以一己之力打敗時間。與時間結盟的沖動來源于歷史的變遷所帶給人的不可靠感，而打敗時間的野心中則暗含著人類賦予藝術這一無用之物的無上榮耀。這一點在2016年的長篇小說中愈加分明。時間，成為這一年長篇小說的共同主題，每一位作家，在面對時間這一問題時，艱難地作出自己的回答。

時間與文化理想

《望春風》與《北鳶》共同的主題是，屬于民間的樸素的道德理想在內在價值潰散的今天被時間擦亮，恒久彌新。文學中的道德美具有一種不容辯駁的說服力，但道德美就能經久不衰，戰勝時間嗎？這是一個問題。

格非的《望春風》和葛亮的《北鳶》是本年度關注度最高的長篇小說。單從內容上看，兩書似并無可比之處。《望春風》落筆于江南鄉村，深情描繪了一個具有傳統文化意味的叫做儒里趙的村莊消失的歷史。《北鳶》著眼于“民國”，以世家兒女盧文笙和馮仁楨的成長經歷為線帶出了兩大家族在新舊交替時代的命運，勾勒了從1926年到1947年的時代風貌。然而，鄉村也好，民國也罷，他們不過是借此抒發他們對時間的感喟。對格非來說，時間意味著一切都將走向衰敗。鄉村一旦被時間這雙手撫過，無論曾經是多么的“人煙湊集，牛羊滿圈，四時清明，豐衣足食”，終將成為廢墟，成為“一片令人生疑的虛空和岑寂”。這是時間的本質，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作家所能做的，不過是為消逝的時間賦予某種文化理想，證明時間之價值所在。“望春風”，正是在回望中，鄉村的傳統綱常禮儀散發出迷人的光澤，那是每個中國人陌生而又熟悉的來處。格非想象，那將成為我們的去處。于是，到了小說的結尾，“我”和春琴回到了已然與現代隔絕的儒里趙村，回到了時間開始的地方——“我們的人生在繞了一個大彎之后，在快要走到它盡頭的時候，終于回到了最初的出發之地。或者說，紛亂的時間開始了不可思議的回撥，我得以重返時間黑暗的心臟。不論是我，還是春琴，我們很快就發現，原先急速飛逝的時間，突然放慢了它的腳步。每一天都變得像一整年那么漫長。”格非在結尾再次以圣經般的口氣重申了對于時間的烏托邦式的夢想：“到了那個時候，大地復蘇，萬物各得其所。到了那個時候，所有活著和死去的人，都將重返時間的懷抱，各安其份。”作為一個隱喻，“時間的懷抱”的含義曖昧不明，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他在將時間人格化的同時暗示了小說的主旨。事實上，格非在今年的一次演說中更清晰地闡釋了時間之于小說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可以忘記時間，我們可以把時間拋到一邊，但是時間從來不會放過我們……所以我說,沒有對時間的沉思，沒有對意義的思考，所有的空間性的事物，不過是一堆絢麗的虛無，一堆絢麗的荒蕪。如果我們不能夠重新回到時間的河流當中去，我們過度地迷戀這些空間的碎片，我們每一個人也會成為這個河流中偶然性的風景，成為一個匆匆的過客。”

格非對于時間的思考亦在葛亮的《北鳶》中有所回響。葛亮的自序題目就是“時間煮海”。什么意思呢？葛亮沒有明說。我們只能猜測，時間仿佛是一個小火爐，哪怕人與事澎湃如大海，經由時間的慢慢煎制，歷久之后，終能“水落石出”。這“水”想來是風云迭轉的中國近代史，那么，這“石”又是什么呢？我以為，“石”乃是葛亮寄予在文笙和仁楨身上的道德理想。這一點，恰與《望春風》再次不謀而合。如陳思和所說，“諸如重誠信，施仁義，待人以忠，交友以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中國傳統做人的道德底線，說起來也是驚天地泣鬼神，在舊傳統向新時代過渡期間維系著文化的傳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確實是《望春風》與《北鳶》的高明之處——屬于民間的樸素的道德理想在內在價值潰散的今天被時間擦亮，恒久彌新。文學中的道德美具有一種不容辯駁的說服力，但道德美就能經久不衰，戰勝時間嗎？這是一個問題。

同《望春風》一樣，付秀瑩的《陌上》也以當下鄉村的處境為敘述對象。這是今年長篇小說最具熱情的題材，如劉繼明的《人境》、趙蘭振的《夜長夢多》等。如果說，《望春風》書寫的是鄉村的整體氛圍，那么，《陌上》著眼于人與人、事與事之間蛛絲般復雜的聯系。于是，我們看到，芳村不僅沒有如大多數鄉村一樣衰敗下去，反而人聲鼎沸，煙火繚繞。這固然是因為芳村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條原始工業生產的道路。這使得大多數村民們的生活富裕起來，但是否意味著幸福呢？恰恰相反，芳村里的每個人各懷心事，都有自己不得不面對的生活難題，女人的眼淚婆娑，浸透在紙頁間，不免讓人深深懷疑社會的發展與個人幸福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系。簡而言之，付秀瑩書寫的是變化中的鄉村。有趣的是，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風景描寫。付秀瑩不遺余力地用詩意的語言描繪鄉村的事物，芳村儼然就是活在我們記憶深處的村莊，是我們想象中故鄉該有的樣子，因而具有了某種普遍性和抽象性。這構成了某種悖論。一邊是古典的未經時間改變的鄉村風景，一邊是正在發生巨大改變（包括經濟與倫理）的鄉村日常生活。這大約是因為作家感受到了時間的巨大壓力，她哀嘆著，在書寫變化的同時情不自禁地尋找古典的永恒。

時間與歷史遺產

不同年齡的作家都在思考，面對沉重的歷史，我們是應該記住進而反思，還是應該遺忘以擺脫重負，大踏步地走向未來？

或許，在進入時間之后，“80后”作家應該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書寫歷史對于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上，而不僅僅只是講述父輩的故事。

時間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在2016年的長篇小說中體現得格外突出。不同年齡的作家都在思考，面對沉重的歷史，我們是應該記住進而反思，還是應該遺忘以擺脫重負，大踏步地走向未來？“70后”作家李鳳群的《大風》處理的也是類似的題材。她認為，時間并不會放過普通人，即使在他們身上，時間仍然頑強地顯示出自身的威力。于是，一個家族四代人都被歷史緊緊抓住，進而發展出迥異的性格，乃至不同的命運。或許是為了強調歷史之決定力量與時間之不可戰勝，作家不惜讓自己的人物統統發展出一根筋的性格，在讓人物陷入扁平化的危險的同時，也讓敘事相對單調。事實上，李鳳群對于時間的認知方式在這一代青年作家中十分普遍。他們大多認為時間深處某個晦暗不明的所在，直接決定了我們的今天。如果有不同，那么在個人需要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上，他們有分歧。

徐則臣在《王城如海》中描繪了今天霧霾沉沉的現實，這現實與人心靈深處的惶惑不安是一致的。一切都來源于曾經的一次告密。日長夜久，這一舉止成為一個人無法掙脫的隱秘，終究在若干年后還諸自身。我猜，徐則臣并不贊同將一切推給時間，相反，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對于歷史意識的覺醒還發生在“80后”作家張悅然身上。在《繭》的后記里，她寫下了自己對于歷史的認識：“那些歷史，并不是在我們覺察它們、認出它們的一刻，才來到我們的生命里的。它們一直都在我們的周圍。”這部小說因此被評論界認為是“一個‘80后’作家認真、嚴肅地從這代人的角度探討如何面對上一代人的歷史遺產的作品。”在我看來，獲得時間意識，是一個人成熟的標志。這是否意味著“80后”一代作家經過長途跋涉終于抵達了成人領地的邊界？盡管進入歷史的方式依然是青春文學式的。作家的這一意圖在女主人公李佳棲身上體現得十分充分，或者說，李佳棲就是張悅然的分身。然而，有文章批評李佳棲說，“她通過不斷拜訪和父輩有交集的故人，分享他們的記憶來‘參與’父親的歷史，參與方式的相似性使得尋找父親的旅程瑣碎而單調。再現的歷史也局限在了作家們熱衷表達的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等重要歷史時刻，表達與反思都沒有實現超越。”或許，在進入時間之后，“80后”作家應該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書寫歷史對于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上，而不僅僅只是講述父輩的故事。

時間與地方回憶

2016年，“地方性小說”成為不容忽視的存在。對時間的回憶往往被轉化成對某一空間的濃墨重彩地描畫，仿佛時間只有在空間的容器中才能找到自身。

面對愈發強大的時間，有的作家表現出了對某一個歷史年代的回憶與偏愛。有趣的是，對時間的回憶往往被轉化成對某一空間的濃墨重彩地描畫，仿佛時間只有在空間的容器中才能找到自身。從這個意義上說，2016年，“地方性小說”成為不容忽視的存在。

馮良的《西南邊》令人驚艷。蒼茫的大涼山，隱藏著多少時代悲歌，關于黑彝、白彝，我們又知道多少呢？作家用腔韻別致、繪聲繪色的“川普”，帶領我們走進大山深處。小說看似從1940年一直寫到2000年，但事實上，在小說的一開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上個世紀50年代，小說的節奏相當緩慢，旁逸斜出、枝繁葉茂，還帶著些許作家一派天真、漫不經心的口吻。作者的筆墨在此延宕是有道理的：解放軍來到大涼山，政治、經濟、生活方式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曾經等級森嚴的黑彝、白彝和漢人的關系也隨之發生改變。變化是如此劇烈，只能用緩慢的筆觸來描摹。小說寫的是三對夫妻的生活遭遇，卻留下了民族融合之際所遭遇的種種。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南邊》實踐了“小說”的真義：從“小”處出發，“小”得旖旎，絢爛，卻不期然抵達了“大”，讓讀者在細細品嘗生活的滋味的同時也觸發了對世事變遷的感慨，對更深刻更重大問題的思考。不可否認，作家幼年時期的生活經驗應該是她寫出這部小說的內在動力。馮良將時間感轉化為想去發現和揭示地點的意義的愿望。

這也是王剛的寫作策略。《喀什葛爾》的時空坐標是新疆，上世紀70年代末，準確地說，是從1977年5月至1980年4月。小說留下了一群文藝兵青春洋溢的身影。顯然，王剛并不試圖喚起人們對那個年代，或者說對喀什葛爾的熱情。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只對王剛本人有意義。他讓青春的憂傷無節制地泛濫于小說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剛是在通過《喀什葛爾》回到他魂牽夢縈的青春。

以少年視角切入一個時代的還有吳亮的《朝霞》和王承志的《同和里》。這兩部小說都是《繁花》的回響，因了作者志趣的差異，對時間與城市的理解也大異其趣。《朝霞》是一部自帶思想高光的小說。記憶的碎片紛至沓來，思想的辯駁壯闊有力，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纏繞在一起，構成了吳亮對70年代上海的理解：只有閃爍著精神光芒的時間才值得銘記。《同和里》延續了《繁花》以方言書寫上海的追求，“惡童”的視角增添了小說趣味性，卻也使得小說關于人物的描繪傾向于簡單化。

當一些作家沉浸于對時光的回憶中時，有的作家更樂于想象時間。陳河的《甲骨時光》因之顯得十分特別。“甲骨時光”，其實是兩段時光，一個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個是殷商時代，兩者在安陽這一個空間重疊起來，并通過一幅壁畫打通了時間通道。前者脫胎于史籍，看得出作者的小心翼翼，有時候不免被史料所拘囿；后者是“無中生有”的想象，更加汪洋恣肆。而觸發這一切的是關于時間的想象。陳河自言，“當時我所接觸的素材里包含了許多奇妙的因素，有歷史的神秘、密碼般的甲骨文、偽刻的高手、盜墓者和探險家、中國學者的家國情懷等。而最讓我想象力受到觸動的是時間。”

時間與未來想象

在眾多作家將目光投向過去的時候，一批新銳的作家看到了未來。一批有“景深”的長篇小說誕生在這一年，作家把小說發生的時間設定為未來的某個時間點，但有別于科幻文學。

當然，時間并不等同于歷史。或者說，歷史不過是時間的一個維度。在眾多作家將目光投向過去的時候，一批新銳的作家看到了未來。準確地說，一批有“景深”的長篇小說誕生在這一年。我說的“景深”的意思是，作家把小說發生的時間設定為未來的某個時間點，但有別于科幻文學。科幻文學描繪的未來旨在表現科學技術或者社會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它著眼的是未來。這一類型的小說雖然時間的長度拉大，但其觀照對象仍然是當下，是關于當下的寓言性敘事。其中，李宏偉《國王與抒情詩》和黃孝陽《眾生設計師》是今年長篇小說重要的收獲。

《國王與抒情詩》所描繪的未來，在今天已見雛形，或者說，正是今天現實的極端化可能。語言文字在不斷的重復使用，抒情的可能性逐漸被耗竭——這正是帝國的追求：讓語言從人類生活中消失，個人與他人同一，從而取消個體性的死亡，實現人類的永生——國王名之為“帝國的抒情”。但是，小說家更傾向于讓他的主人公站在宇文往戶一邊，或者說，站在文學這一邊。他相信，“抒情并不是情緒的泛濫，不是抒發個人感傷，抒情是對人類處境的深刻感知，并將這種感知傳遞出來，觸動、感染其他人，寬廣的抒情更可以在個人身上生發出一種幽暗的處境，無中生有情。”從這個意義上說，《國王與抒情詩》是詩人面對滔滔不絕的時間之流之時對于文學的一份辯護詞。

同《國王與抒情詩》一樣，《眾生設計師》也相信情感是未來的核心。小說由三個層層嵌套、又互相鏈接的故事構成。《眾生設計師》結構之精巧建立在作家對于時間的強悍理解之上——“它是關于時間的書。時間不再只是一個箭頭，也不是一個循環往復之物，它是一個由過去、現在與未來構成的漩渦。三者互相影響滲透，很難說誰決定了誰。”以未來為名書寫現實的還有韓松的《醫院》、黃驚濤的《引體向上》等。

這一年，值得關注的小說還有嚴歌苓的《上海舞男》、戴思杰的《永聲樹》、朱山坡的《風暴預警期》、趙德發的《人類世》、傅澤剛的《東方血線》……他們奮力穿過時間的鐵幕，要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自己的印記。

時間是什么？時間是離弦的箭，是無限的空，是不斷的開始與不斷的結束。2016年長篇小說關于時間主題的集中呈現，意味著小說這種常常被認為是屬于19世紀的藝術體裁有能力自我更新并參與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議題，值得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