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丹江口水庫

我與南水北調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起點在河南省淅川縣一個叫陶岔的地方，丹江口水庫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縣境內。吳元成的老家在淅川縣盛灣鎮分水嶺村。分水嶺村就在丹江邊上，到淅川縣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

元成生于1961年，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親是一位“墓生子”，也叫“過得娃”，這是南陽一帶對父親死后才出生的孩子的稱呼。1938年，元成的爺爺吳文魁大汗后喝了一瓢涼水，結果竟感染傷寒去世。挺著大肚子的奶奶在族人的幫助下，將爺爺安葬在老家附近的南棧溝。不久，元成的父親降生。20年過去，1958年夏，元成父親在全國人民吃大食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感染上了和元成爺爺當年一樣的病，久臥病床，瘦骨嶙峋，眼看不久于人世。那時，元成奶奶已在解放初改嫁到埠口街趙家，而村里人人都在忙著大煉鋼鐵，無人照料元成生病的父親。奶奶聽說后，跑回分水嶺，找人抬著兒子到埠口街求醫，將養多日后，終于康復。當年9月，丹江口水庫大壩在鳳凰山、黃土嶺開工，身體剛復原的元成父親隨著淅川民兵五師田川團，與河南鄧縣六師、湖北天門縣七師一起，組成右翼兵團，鏖戰丹江口右岸工地；均縣師、鄖縣師、機械化師等在左岸、壩基處施工。10萬大軍駐草棚氈房，吃粗茶淡飯，手持簡單的工具，胸懷火熱的斗志，要把孫中山、毛澤東等人倡導的南水北調的構想變成現實。

1960年麥收時分，元成父親和他的鄉親們親手修的大壩圍起的水庫將要蓄水淹掉自己的家，大批淅川庫區群眾要么支邊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壩，老家勞力不足，元成父親和上萬民工一起被抽調到尚未淹沒的淅川縣古鎮李官橋一帶割麥。奶奶操心兒子的婚事，趁此機會帶著一個女孩子，從埠口街來和自己的兒子見面。這期間，因蘇聯撤走專家，以及大壩因趕進度出現質量問題，施工暫停，各縣民工多數返鄉。元成的父親也返回分水嶺，不久結了婚。第二年，有了元成。

元成說，作為家中的長子，他最早的記憶始于1966年。那天，父親帶著四五歲的元成過丹江，小劃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時，父親給他一枚硬幣，讓他扔進江里，以保平安。這是元成第一次去丹江岸邊香嚴寺下寺附近的古鎮埠口街。如今，老埠口街和香嚴下寺早已被丹江口水庫淹沒。當元成和父親到達埠口古鎮的時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滿臉滿身灰土，他們在拆除自己的家園，要移民去往湖北。這年夏秋之間，元成的姑父彭德洲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邊剛剛回來的大伯吳占定一家、大姨夫喬松山一家、六爺吳文祿一家，還有此時已離婚的奶奶，隨著數萬移民大軍遷到了數百公里之外的湖北荊門縣、沙洋縣、鐘祥縣。

后來，因連年天災人禍，加上家中不斷添丁增口，淅川老家分水嶺生活困難，元成先后三次前往荊門，跟隨奶奶生活。元成說，他記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時候是臘月間。天不亮，分水嶺還在沉睡中，父親就把他叫醒，母親幫他穿上小黑棉襖，在瑟瑟寒風中離開分水嶺。先步行穿過八里溝，再坐小劃子，再步行，趕往張營碼頭買票上汽船輪渡，傍晚抵達丹江口大壩附近的河南碼頭，再步行到丹江口火車站，坐上前往荊門的火車。這是元成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坐火車，新奇得很。第二天到達荊門縣后，又坐汽車，最后步行前往奶奶所在的移民點。父親停留了一天后，把元成撇在那里，整整一年。奶奶后來告訴他，父親去接他回淅川時，幾乎認不出他了。當時他正在村后的大渠里玩水，身上泥糊糊的。

回來不久，奶奶從湖北荊門回來探親小住，臨走，又把元成帶往荊門。大約半年左右，因為要上學，父親去把他接了回來。小時候，因為兩省來回跑，元成很頑皮，不好好讀書，常逃學，打架，學習自然不好。本家二大是民辦教師，曾用課本敲打他說：腦袋瓜是磚頭瓦塊砌的，還用石灰灌過縫。正好大伯回淅川，大約是因為械斗要返遷，想在當時還是鄧縣管轄的九重公社落戶。回荊門時，順道把他帶走。大伯為了省錢，從荊門火車站下火車，不愿買票坐汽車，一直哄著讓他步行。這次元成在那里待了將近一年。然后，父親在送大妹愛菊去荊門小住的時候，把他接了回來，這才開始好好上學。

元成的奶奶有先見之明。1985年寒假，奶奶思鄉情切，要正在河大讀書的元成接她回河南。她說，我跑了一輩子了，不想死在外面。元成接到她，老人家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紀念堂。她說，毛主席活著，我沒見過，我現在要去見見。從紀念堂出來的時候，元成看到她掉淚了。除夕晚上，元成和奶奶坐火車返回河南，又轉汽車回到淅川分水嶺。之后幾年間，奶奶身體開始變差，經常臥床不起。她指著屋后的一棵楸樹說：娃子，給我看好了，我百年了，用這個給我做枋子。枋子是南陽的方言，就是棺材。在奶奶還能跑得動的時候，自己仄歪著小腳登上門前的山坡，在最高處選了一個能安放一口棺材的石窩子，對元成父親說：把我埋到這兒，娘可不想回頭叫丹江水淹住了。那時候，老人已經知道，丹江口大壩還要加高，要南水北調，還要搬遷。1994年，漂泊了一輩子、辛勞了一輩子的奶奶撒手人寰，就安葬在她自己生前選定的墓穴里。三年后，元成的父親因患胃癌去世，埋在同一座山的半山腰里，那是他自己生前在石縫之間開墾的一小片荒地，離元成奶奶的墳墓相距不過數百米。

元成雖然有移民的生活經歷，但他本人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移民。元成的家在分水嶺村的山坡上，房子位置較高，在搬遷高程以上，因此可以留在當地。但1968年秋，元成的父親決意要把全家遷往荊門。家里糧食都賣了，家具也大多送人。就在這個時候，奶奶的弟弟，也就是元成的舅爺，從荊門探親回來，到家就臭罵元成的父親：“人家蠻子都在拿鍘刀砍咱河南人，你還去？！”元成的舅爺會有這樣的責罵，是因為隨著1967、1968年大批移民進入江漢平原，淅川移民與當地群眾不斷發生土地糾紛，生產生活矛盾不斷升級，并在1968年8月1日集中爆發械斗。在荊門十里鋪公社及其周邊，當地人率先襲擊各個移民點，淅川移民隨與之發生大規模械斗，雙方以土槍、鍘刀、桑叉等為武器，血戰數日，均有傷亡。械斗事件很快引起湖北、河南兩省以及武漢軍區和中央的重視，最終經過解放軍進駐和兩省及荊州、荊門干部做工作，將傷人性命者法辦，移民情緒才得以平復。但事件余波不斷，直接造成大批淅川移民返遷，或投親靠友，或散居于丹江沿岸，以墾荒、打漁為生，并逐步形成了無戶口、無土地、無房產的“沿江村”。元成父親選在這時移民，當然會遭到親人的反對，這使他家最終還是生活在淅川。

元成從出生到當民辦教師時候住的老房子，現在早已倒塌，只有四周的根基還在。元成說，他想把房子整整，退休了可以回去住。話雖如此，住在這座在丹江邊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方便。也許沒人會想得到，住在這里最大的不便其實是用水。為保護南水北調水源地的水質，庫區沿岸3公里范圍內不能住人。元成的家離江邊有5公里。前些年，政府曾資助村民建水窖，收集雨水儲存起來供平時生活所用，否則就要往返十來公里去江里挑水，這就是丹江岸邊村民的生活用水方式。不知道在家里打開龍頭就能嘩嘩流出丹江水的北中國城市居民看到這些心里會做何感想？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難點在移民。從根本上說，丹江口水庫淹沒的不只是一些房產田舍，而是這里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綿延生存的家園，但庫區水位的不斷升高將把他們從這片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沒有移民的犧牲，就沒有南水北調中線建設的成功。對丹江口水庫的建設，河南、湖北兩省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到2012年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移民，很多資料都有描述——當然，各有不同的角度。但作為切身經歷者，元成和我一起在反映這段歷史的時候，覺得僅宏觀描述移民的過程遠遠不夠，我們決意要一個個走近這些移民，聽聽他們對自身經歷的描述，聽聽他們的心聲，并把這些內容真實地傳遞出來，以真實地還原一段歷史。也就是說，我們做的其實是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丹江口水庫半個世紀移民生活的實錄、口述史。

民工師長

丹江口大壩建設開工前夕，各師師長、政委們從河南、湖北各縣先期到丹江口報到。淅川縣第五師師長楊富才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5月29日，我們在丹江口市均縣鎮采訪大壩建設者周宏喜老人的時候，獲悉了一條線索，已故第五師師長楊富才的后代大多在丹江口生活。當天下午，我們費盡周折才在丹江口市工商銀行大樓下“堵住”了楊富才的二兒子楊建全。已過花甲之年的楊建全，身體硬朗。他雖然身在丹江口半個世紀，言談間，還是地道的河南話、新野話。他深情地講述了自己的父親和淅川民工與丹江口大壩建設的不解之緣：

1958年3月份，俺老爹他一個人先來丹江口的。大批民工來，那都到9月份了。我老爹是先期來對接的。來的時候，他是中共淅川縣委委員、農工部部長。那個時候，縣委沒有常委，縣委委員就跟常委一樣。

那時候這兒還不叫丹江口市，大壩壩址附近只有沙陀營、朱家灣幾個小村子。

大壩早期施工建設是按軍事化編制。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總指揮部下設8個民工師、1個機械師，分成左翼兵團、右翼兵團，那厲害得很！俺老爹是淅川民工師五師的師長。

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工程指揮部在丹江口右岸的火星廟崗上舉行了隆重的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開工典禮。會議由任仕舜主持，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河南省副省長邢肇棠分別講話，號召全體施工人員用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向自然挑戰，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征服漢江造福人類，用三年時間完成這一偉大工程。隨著張體學的一聲令下，漫山遍野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在10萬民工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中，丹江口大壩開工的第一炮在右岸的鳳凰山轟然引爆。

1958年剛來的時候，還是蠻吃力的。因為俺老爹是農村來的，一個農民出來的。來了以后，修這個壩啊，沒有經驗。

當時，漢江丹江口工程建設總指揮部那個副總指揮叫周發田，是個少將。修大壩時候，他下來當副總指揮。他就說：“老楊，我看你也不是個內行。我給你說，你也不明白。你明天跟我一起，到那山頭上坐三天看看！”

俺老爹說，行！第二天一早起來，俺老爹就到總指揮部找周發田。

那個時候，挖基坑嘛，就是人挑，人上，設備少得很。俺老爹就坐那個山頭上看，看人家七師、八師，就是天門、沔陽的是咋干的。

俺老爹看了半晌午，就說：“周總，周司令，我走了啊！”周發田說：“哎，你看出門道沒？”俺老爹說：“看出沒看出，你看效果！”他回到師部，把淅川11個團的團長叫過來，說：“我帶你們去看看。”大家都沒搞過這么大的工程啊。到那兒一看，俺老爹問他們：“你們看出毛病來沒有？”他們都不吭氣兒。“我現在給你們說啊，免得耽誤時間！”俺老爹那個性子急，喝水都想喝涼白開。他說：“你們看看人家，修的是循環路，路雖然窄，修的是一尺多寬，但人家是循環路，有重挑子路，有空挑子路，一趟去，一趟回，那圓圈兒轉著走，那個擔子不打架，那吼吼地轉圈兒跑！”

俺老爹就對團長們說了：“我們修那路，雖然有一兩米寬，但那是單向的，那個擔子一個就是一兩米，兩個人加起來就是三四米，你來回哐哐地磨不開腳。咱們啥也甭說了，趕緊修路！也修循環路！”這是人家周司令支的高招。

移民就是移爹，遷墳就是遷爺

南陽市區，一個不大的院落。與其他地方不同，南陽移民搬遷、安置的指揮中樞——南陽市移民局是一個常設機構。半個多世紀的水利工程移民歷程，也鍛造了一支特別能戰斗的隊伍。南陽市移民局紀檢組長吳家寶就是其中的一個見證者，他談了自己對移民工作的切身感受：

現在寫南水北調的書不少，但是感覺不過癮。因為這個工程，這個大移民是重大歷史事件，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等等，都能在移民搬遷中找到依據。

丹江、漢江流域自古以來生存條件優越，老百姓說是風水好、地氣好，子孫得以繁衍，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楚文化、漢文化、根文化。更因為在搬遷中人性矛盾突出，打上了濃重的歷史烙印。1958年開始修建丹江口水庫，南陽1959年就開始組織實施支邊性移民。更多人的命運因為搬遷和返遷而改變。這其中，又分兩個階段：從1959年開始的支邊性移民，從1961年開始的早期丹江口水庫移民，到1980年基本結束，河南、湖北兩省總共動遷48萬人；從2009年開始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移民，到2011年基本結束，湖北、河南兩省總動遷人口40多萬人，均由兩省在省內安置。56年中，兩省總共動遷安置移民88萬人之多。

以河南淅川為例，移民搬遷可分五個大的批次：

一是1959到1960年，淅川青年和家屬共計2.2萬多人支邊青海省。采取軍事化管理的這批人，因為當地氣候惡劣，勞動強度大，難以生存，多數偷跑回來或被遣返，其中病死、餓死、被狼咬死等竟有四五千人；

二是1961年，因為丹江口水庫圍堰蓄水，124米高程以下搬遷2.6萬人，除4000多人安置在當時的鄧縣外，其余均內安淅川；

三是1966到1968年，外遷湖北6萬多人，主要安置地是湖北的荊門、鐘祥兩縣。期間，荊門縣拾回橋區十里鋪公社曾發生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大規模械斗，造成雙方人員傷亡；

四是1971到1978年，淅川縣內安置近10萬人，鄧縣接收1萬多人；

五是2009到2011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移民，淅川縣16.6萬人，主要在南陽市內和省內干渠沿線市縣安置。其中有6.2萬人為1978年前的各種老移民。這16.6萬人中，按年齡分，三分之一是“40后”、“50后”、“60后”人，三分之一是“70后”、“80后”、“90后”人，三分之一是小孩。

移民搬遷對于有的老移民戶來說無疑于一場夢魘。有一個老太太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家鄉，80多了，5個兒女這次要搬遷到不同的地方，分散在大河南北的新鄉、許昌、漯河幾個市的多個縣區。第二天就要裝車走了，頭天晚上她去老伴的墳上告別，碰死在老伴的墓碑上。淅川縣盛灣鎮姚營村的一個老頭，第二天就要搬遷走了，突發腦溢血去世了。這些上了年紀的人，實在是被不斷的搬遷折磨壞了。

搬遷難，最難是遷墳。窮家難舍，富村更難舍，祖墳更難舍。香花鎮有個村子，原本很富裕，村里蓋了很多小洋樓。老百姓不愿意走啊。當時的鎮黨委書記徐虎，反反復復去做工作。不久他調任九重鎮當書記，光渠首陶岔附近就有3000多座墳要拆遷。不論哪一家遷墳，他都和鎮人大主席掂著火紙、鞭炮去祭拜，甚至跪下磕頭、燒紙。

移民就是移爹，遷墳就是遷爺啊！倉房鎮一個靠著丹江的村子要搬遷，天還蒙蒙亮，全村人都齊刷刷地跪倒在地，祭拜養育他們的丹江。盛灣鎮毛坪村、陳營村三面臨水，臨走時候，人們弄個瓶子裝上丹江水，弄塊紅布包上自家地里的土，說是帶到移民新村能夠治拉肚子。有的還把小樹苗、韭菜根起出來，帶上。

好不容易搬走了，搬到外地了，還有個融入、融合、發展的問題。

歷史上淅川的幾次移民，是邊緣化的搬遷，搬遷到外地一些人受到欺負，得不到尊重和理解。這次不同了，國家重視，地方重視，安置地更重視。目前全省已經有2000多對移民青年與安置地的當地人結婚，其中搬遷第一年就有500多對，而且都是當地的女青年嫁給移民男青年。據南陽市移民安置指揮部辦公室不完全統計，在南陽市內安置的試點和第一批移民4.32 萬人中，已有 396 名移民與安置地村民通婚，且絕大多數是“本地姑娘嫁給移民郎”。

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據說，當年搬遷到湖北鐘祥縣大柴湖的移民，40多年間，當地人不與之通婚。那里生活條件很多年沒改善。香花鎮有個黃勝發，他小時候過繼給他舅舅，搬遷到大柴湖，后來返遷，又趕上這次移民。他曾經對我說，當時搬遷到那里，一人一間半機瓦房，墻是蘆葦、崗柴泥巴糊的，豬一拱就能進屋吃東西。床底下十天半月不用鐮刀割，崗柴就拱起來，床上沒法睡人。

初期移民的苦難，一直是淅川人心里的陰影。在這次搬遷中，“40后”、“50后”、“60后”人阻力最大，相對來說，年輕人還是愿意走的。但搬遷到新家園后，還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孤島效應”仍然橫亙在移民工作中，需要破除。

是與非

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儒家的，主張以積極有為的態度面對自然和社會，使一切都進入人為設定的有序軌道；一種是道家的，主張順應自然，認為服從自然規律就會有良好的秩序。這兩種觀念反映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甚至在儒家、道家學說形成之前，這種觀念其實早已存在。比如大禹以疏為主和鯀以堵為主的治水理念，其實就是兩種觀念的體現。

中國儒道兩種觀念在今天關于水文明方面的反映，就是秉持儒家觀念的主張以積極的姿態改變自然，通過各種水利工程，變害為利，使水資源按自己的意愿得到有效管理；秉持道家觀念的主張順應自然，不要盲目修建大型水利設施，使自然生態以大自然內在的規律運行。

因此，當三門峽工程建成時，我們聽到了很多贊美，也逐漸聽到了很多批評；三峽工程竣工后，贊美者有之，批評的也大有人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后，喝到甘甜丹江水的數千萬人內心自然由衷高興，但批評的聲音也是一浪高過一浪，這其中甚至包括很多在北方喝著丹江水的人。

我覺得，有不同的觀念存在，能聽到不同的聲音，絕對是一件好事，可以讓決策者從不同的側面考慮問題，完全有利無弊的事是沒有的，重要的是，要各方面的利弊得到有效的平衡。

南水北調的直接目的是解決我國北方資源性缺水的問題，其重要意義在于形成“三縱四橫”的中華大水網，實現水資源的南北互濟和東西調配，因而是優化水資源配置、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性工程、戰略性工程，對中華民族長遠發展意義深遠。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南水北調工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希望繼續堅持先節水后調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環保后用水的原則，加強運行管理，深化水質保護，強抓節約用水，保障移民發展，做好后續工程籌劃，使之不斷造福民族、造福人民。”

南水北調，負面影響不能說不存在，但從全局和長遠考慮，肯定是一項利大于弊的世紀工程，體現出了中國人民的胸襟、氣魄和意志、能力。南水北調從移民搬遷到工程建設的整個過程，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南水北調精神，簡單說就是犧牲精神、奉獻精神、擔當精神、拼搏精神、創新精神和協作精神。南水北調精神也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將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