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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散文創作比往年更多地展現了幾分草木氣象：紛繁、雜沓、茂盛、鮮活。在散文創作中盤旋許久，早已遲滯成患的一層觀念和手法上的霧霾，因此被沖淡了不少。散文創作的年景和年成里，終于也有了些許躁動、亢奮和生猛。”

2016年的散文創作，縱觀之下，明顯又比往年更多地展現了幾分草木氣象：紛繁、雜沓、茂盛、鮮活。在散文創作中盤旋許久，早已遲滯成患的一層觀念和手法上的霧霾，因此被沖淡了不少。散文創作的年景和年成里，終于也有了些許常見于其他文學體裁創作中的那種“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躁動、亢奮和生猛。一邊在擱置和放棄舊的，一邊在興起和試驗新的，一邊是甘于沉靜或流于沉悶，一邊是勇于邁進甚至急于躍進；一邊是背景色里傳統和習慣的陳陳相因、緩緩流淌，一邊是新方向上新形態文本和新境界思維的踴躍迸發。這樣的態勢，如果形容成一個物象，最合適的就是雜花生樹、木葉紛披、林間彌望光影婆娑。

當然，就全貌所做的任何概括和形容，都必屬模糊修辭。何況所謂新與舊，在文學創作中只不過是相對而言的一種臨時表象。這里之所以對散文創作的新舊之別有所強調，僅為明辨宏觀創作現象中的動態細節，并無妄斷藝術價值的意思。畢竟對于當下的散文創作，重要的不是新與舊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首先得從無所謂新、也無所謂舊的清一色局面中，產生確有所異的新舊分野，展開多元豐富的實踐探索。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2016年散文創作領域里升騰、流轉的這一息蓬勃熱力和一抹靈動亮色，格外值得珍視。

跨界書寫來襲

或偶然，或巧合，或因緣際會，或勢所必至，跨進到2016年的散文創作，撲面迎來了一彪越界而入的生力軍。自上世紀90年代初散文熱乍起、學者散文隨后一度高熱，除了詩人、小說家和個別藝術家偶爾以散文筆墨休閑打趣，近十多年，散文創作的人馬成色和話語形態，整體上已顯露出高度單調和高度同質化的局限。透過連年穩產的大量作品，勤奮的散文寫家們越來越習慣以自己的文本，去反復地描摹一張別人的面孔、一副別人的心思、一處別處的風景、一番別樣的況味。而所有這些“別人”、“別處”和“別樣”，又逐漸疊合、逐漸歸并，在積習沉沉的散文寫作和散文閱讀圈里，朝著程式化的臉譜、標簽、符號甚至簡筆畫的方向，高空墜物一般，自動、輕松、暢快地趨于凝固。

對此，2016年從散文創作中閃身亮相的幾位身份最為特殊的跨界書寫者，不動聲色但又是聲色俱厲地表現了他們各不相同的寫作姿態。李敬澤在《十月》雜志上漫游當下的“會飲記”和《當代》雜志上穿越古史的“小春秋”，兩個專欄各含6篇，可以單看、也可以合觀的作品，循兩種風格，在視點和筆致上分別走了截然不同的兩路。前者搖曳跳宕，通過牽連并置的時空重影和人稱轉換，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由己及人地呈現當下生活體驗中無處不在的全景敞視效應。后者從容疏朗，交錯推移描寫、敘事和闡釋三層話語，把披覽史籍的情態、演繹史實的玄想和體察人情物理的思慮，糅進同一文脈。相較之下，“會飲記”的語篇形制更新奇、更險絕，對散文創作和散文閱讀的慣例、定勢，也更具沖擊力。兩個散文專欄左右開弓延續一年的輪番推出，其形式本身也就有向散文圈拋出集束手榴彈、轟開缺口和新出路的意味。

2016年散文創作的跨界書寫者中，在騰訊網大家頻道撰寫系列專欄“北京的隱秘路徑”的律師陸波，至今已發表作品21篇，其中19篇都發表在2016年。北京的人文地理和城建掌故，進入廣義的史傳和狹義的散文寫作，明清時期即已蔚然盛行。現代文學發端百年來，這一寫作流脈更隨城市格局的改造、社會風尚的變遷，以及作者本人閱歷、見識的殊異，而與時俱進、不斷遷延。這些篇章里的材料考證和現場尋訪，始終如一地詳實瑣細、絲絲入扣。這固然可贊。不過，映襯到同類散文的漫長寫作流脈中，難得的并非考證和尋訪的結果，而是過程。陸波這組系列篇章的寫作，截至目前為止最可貴的文學價值，就正在于它總是能把作者探尋北京隱秘路徑的心跡和行蹤，做分寸得當、恰到好處的明示，既沒有像以往很多類似題材的寫作者那樣冷冷地神隱，也沒有像今天的很多類似題材的作者那樣時刻不忘在字里行間露臉現身，猛刷自我存在感。

元敘事沖擊波

新散文領軍作家張銳鋒最近發表一篇短文，力主在文學創作中擴大發掘和闡釋相關性的空間，對癡迷于以因果律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思維方式，則應保持一定距離——這一觀點顯然指涉著所有文學體裁的創作。相似的問題意識，相似的精神關切，李敬澤2016年年底的一次受訪談話中也有流露。在表示了是文體背后和文體之上的精神而非文體本身，才是他寫作中真正重視的問題之后，李敬澤坦陳自己向往一種朝向民族文化元典、詮釋其本真內涵的元寫作。同時，他也認為，各種后起的價值訓令一直在扭曲、攪亂元典的本義，使之陷于復雜和曖昧。

張銳鋒所說的因果律和李敬澤所說的扭曲、攪亂元典的各種價值訓令，正處在一隱一現、一內一外的相互關聯中。價值訓令的生成，離不了因果律引出的論證。價值訓令的歷史化，也有賴因果律的支撐。反其道而行的元寫作，需要的正是抗拒因果律的相關性思維。具體到寫作實踐層面，因果律最強力的化身就是建構歷史演進邏輯的述史文體。而在中國文學的傳統中，最有可能遠離述史文體的寫作樣式是詩和散文，與述史文體親緣最深的則是小說和戲曲。

進一步深入到話語形態的三個基本維度——空間性的描寫、時間性的敘事和非時空性的闡釋，容易發現：因果律、歷史邏輯和述史文體的話語根基在敘事，而相關性、元寫作、無法置換和化約成小說和戲劇的那一類詩和散文，都根植于描寫和闡釋。當描寫和闡釋針對著敘事本身，其效果也就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所謂元敘事或超敘事等同。

2016年的散文創作，悄然凸顯著以描寫和闡釋來節制、緩沖單純敘事的走勢。從題材上看，就是泛濫、蔓延了近20年的述史散文，開始大面積、大幅度退潮。甚至一些仍然在歷史題材中開拓的作家，也自覺不自覺地順應了元敘事提升的潮流。祝勇年初發表的《“定遠”的碎片》，仿佛已在預示這一潮流的到來。在這個篇幅不長的作品里，精粹、洗練的描寫一氣貫徹到底。結尾兩句對定遠艦將士們的懷想，順勢獲得了直觸人心的形象感和畫面感：“那是我們民族一個時代里的精英，他們的肉體消失了，但他們的目光、呼吸和神態仍在。他們的儀容定格在北洋艦隊的黃金時代里，雄姿英發，威風凜凜。”如此內斂的寫法，在祝勇過去的作品中并不多見。

草白的《漫長的告別》、耿立的《匍匐在土》、洪兆惠的《縣志里的那行字》、艾貝保·熱合曼的《綏遠，綏遠》追念至親，徐兆壽的《荒蕪之心》、畢淑敏的《金字塔的祖先》、高定存的《等待沉陷的村莊》、王德林的《一棵樹的惆悵與希望》聚焦生態，辭章有纖巧、質樸之別，以描寫的靈動和闡釋的精到，來超越敘事的僵硬、板滯，卻是異曲同工。

元敘事不僅意味著克服敘事因素的過密過多、避免過猶不及的表現力內卷和萎縮，還意味著維持話語內部務虛和務實的均衡互補。閆文盛的《靈魂境》，屬于他的散文系列長卷“主觀書”中的一個較長的單篇。與“主觀書”中其他已刊篇章一味偏重意念層次的自我表白不同，《靈魂境》里大段的自我表白中，頻頻出現相對清晰的敘事片段穿插。整個作品的話語肌理頓時豐厚、生動了許多。楊獻平的《同一方向的淪陷》，把遠走他鄉闖蕩顛沛20多年的情思郁結，釋放給敘事、描寫與闡釋交替輪換、相互指涉的多重話語流，取得了行板如歌的詠嘆遠勝過開懷歌哭的藝術效果。

深耕在新墾地

處理現實世界的真人真事在散文創作中是家常便飯，也是頭等大事。為了改善其藝術風味、充實其精神價值，擴大相關性的描寫和闡釋空間、強化元敘事功能是一條通路；拓展散文把握現實素材的深廣度是另一條通路。走前一路的可謂炫技派，走后一路的可謂深耕派。炫技與深耕集于一身，兩路并進向前沖，看起來最好，但如果操之過急、步伐跨得太大，也可能導致創作個案難以廣獲認同的挫敗。在炫技和深耕兩端中，堅守一方，執著于單邊突擊，盡管看起來保守，只要能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倒也不難贏得成功的創作實績。

多年罕見的炫技派在2016年散文創作中的高調復歸，已在上節略述。長年駐守散文家園的深耕一派作家的特色收成，在此稍作盤點。

大規模系列或長篇作品方面，鮑爾吉·原野的勞作最為低調也最為勤奮。守望原野、靜觀自然，在喧囂市井中看取恒定的世情人心，在極微細和極悠遠的生存場景里捕獲瞬息萬變的心靈律動，這樣的散文創作姿態已為鮑爾吉·原野專屬。張承志的《輕輕地觸碰》系列開篇，標舉“要點雙語”的讀經、解史、證信“土法”，把凝視經典、史實和人性之際“在一點之上恍然貫通”的寶貴感觸，傳遞在簡潔凝練的字句間。梁衡的“中華人文古樹”系列散文創作跨年推進，將《樹殤、樹香與樹緣》的溫情講述延伸到天涯海角。

韓小蕙的“我的協和大院”系列，在“我”的昔日之夢和“大院”的今日《絕唱》之間，接續新篇。劉可風的《父親的〈創業史〉》以憶舊懷親的小敘事，映照出歷史大敘事中皆湮沒不彰的新時期前夜的詳切一頁。李昕的《我所認識的李敖先生》《屠岸真君子》，以親歷親聞見證師友處事風范，盡顯觀人于微、敏銳善感的細膩情致。寧肯的“城與年”系列，交迭個人經驗的小時光和城市歲月的大畫面，為巨變中的人與時代留下微妙注腳。

中短篇散文創作的亮點，首推葉兆言的《等閑變卻故人心》。浩劫年代蒙冤含屈、正遭迫害中的父親突然鬼使神差一般、積極主動地檢舉揭發了母親的“現行反革命言論”，坦露這樣的內容本已不易，從中引申出的感慨就更見風骨：“左右兩派都帶有自己目的，都會有明顯的個人訴求，但是不管怎么說底線終究是底線，都必須要防止‘文革’再次發生。”林希的《悲夫，方紀！》、程步濤的《六十歲的時候》、鐵揚的《大紀家胡同123號》，都取了與《等閑變卻故人心》相同的題材背景和平實筆法，回望時代風云，省思歷史教訓，審視自我心靈。

徐可的《日暮鄉關何處是》，以白描寫景、絮語寫心的“老派”散文筆法，將萬頃良田和社區樓群的新農村勝景與鄉風民俗美好一面的永遠消逝，一實一虛，如水墨渲染，熨帖深切地提煉成喜憂參半的“新鄉愁”情結。法臨婧的《二十年的邂逅》憶述年少時旅居日本就讀當地小學的遭遇，揭示出當代跨國、跨文化生活情境中民族、階層和性別多重糾葛的幽暗面，明快的行文與綿密的意緒相反相成。周齊林的《漂泊記》打開分幅畫卷，一一展示泥工舅舅、碼字工自己和木工父親艱辛備嘗而又隱忍無奈的底層生存狀態，近乎零度的敘事和拒絕煽情、濫情詞句的爽凈語體，卻體現著文字世界里的高貴氣質。周曉楓的《從布偶到貓科》以其特有的巴洛克式修辭和哥特式情調，鋪敘因受虐而殘缺、因殘缺而至美的陰性哲學，洞幽燭微之余，更見步步驚心之險。

此外，安黎的《舊時的年》、蘇忠的《故鄉十章》等在拘于尋常散文體例的大批作品中，也散發出謀篇布局和遣詞造句上的光彩，顯出耐讀的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