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滾沸現場與百年游蹤

多樣化的詩歌傳播方式、出版渠道的拓展以及社會影響度的提升是不爭的事實。詩歌與公共空間的對話、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跨界與融合成為年度話題。這似乎都在提醒——詩歌已經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回暖”“升溫”，而是“繁榮”和“一片大好”，又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然來臨。但是，越是火熱的詩歌年代越需要沉靜下來予以反思，因為從文體特性來說詩歌的持續升溫是反常態的。

滾沸、炙熱的詩歌現場背后的深層動因、內部機制、精神場域以及空前復雜、分層的社會現實、詩歌美學上的分化都亟待甄別、過濾、辨認、反思。比如一年來無比火熱的詩歌活動和高分貝的造“節”運動。高舉國際視野、地方政府經濟搭臺、文化資本利益掛鉤成為一些詩歌活動的驅動。吊詭的是，如此熱烈的詩歌現場和造“節”運動中缺席的恰恰是“詩歌”和“詩性正義”。目前國內有五花八門的300多個詩歌獎且不斷攀升的獎金數目令人咋舌。相比歐美等其他國家，中國的詩歌獎項多且亂，很多都不具備公信力。

2016年是新詩百年誕辰，面對新詩百年，其歷史化和經典化已提上日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傳統已是事實。但是，新詩發展的瓶頸、有效性也需要重新反思。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與《揚子江詩刊》社聯合舉辦的“百年新詩論壇”就新詩的現代性、地方性、形式建設、譯介、少數民族詩歌、長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對于進一步厘清百年新詩的問題具有建設性。一度模糊的百年新詩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積中變得越來越清晰。新詩的動力就在于它有很多的方向，有諸多的可能性形態。所以當我們面對百年新詩的時候不可能用一頂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會有其他的你認知之外的形象。新詩百年，自由、開放和創新一直是其發展的核心，但是其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詩百年之際謝冕認為不能因為“新”而丟了“詩”（《中國新文學：百年的憂思與夢想》）。而越來越敘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寫作無疑給新詩自身套上了禁閉的枷鎖，如何進一步突破和創造成為當下以及今后詩歌發展的關鍵。一百年的中國新詩最關鍵在于一個“新”字，這并非是簡單化的文學、社會和歷史的進化論，而是代表了實驗，意味前所未有的開放性的創造方式。

“詩”與“歌”的分化或對話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這不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隨之產生不解、尷尬甚至憤怒，而且更進一步挑動了人們慣常意義上對詩歌以及詩歌邊界、文學等級和慣見的理解與刻板印象。

就漢語新詩而言“詩”與“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經很久了，而西方的搖滾樂與先鋒文化和社會運動卻密不可分——街頭意識形態、青年亞文化、異見文化、時代精神和幽暗的體制的復雜關系。搖滾樂不乏理想主義的傳統和音樂政治的訴求。盡管從詩歌來說，鮑勃·迪倫深受蘭波、狄蘭·托馬斯和艾倫·金斯堡等詩人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詩歌寫作標準，而是一種可能性——被忽視的詩歌傳統。就詩與歌對話這一隱秘關系或久違的傳統，已很少談論“詩教”和“樂教”，業界更多關注的是詩與歌的平行和分化關系。而從近年來詩與歌對話性的向度看，“歌詩”的傳統在當下仍在延續，一些唱作人和民謠歌手、民謠詩人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嘗試。尤其是詩歌跨界傳播一定程度上將詩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眾。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動當下詩歌創作，在強調詩人獨立寫作的同時關注詩和歌的結合，對于今天的詩歌傳播來說作用巨大。

分層的詩歌與差異性的“取景框”

猶如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擅長各種技術和項目的詩人運動員正在展開各自的比拼。從詩歌類別和體式來看，現代詩、舊體詩詞、長詩、散文詩都出現了共同發展的局面。與此相應，從詩人身份、題材分類而言，少數民族、底層、主旋律以及女性寫作、青年寫作均取得長足發展。詩歌的分層和分化狀態越來越明顯，與此相應每一層級內部的寫作者和詩歌狀貌同樣千差萬別，正如每個詩人手里差異性的“取景框”一樣。

舊體詩詞在創作、文獻整理、理論研究和多媒體傳播、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體呈現出復興態勢。舊體詩詞在繼承和創新中力求表達新的時代經驗，實現古典詩歌傳統的“當代化”和創造性轉化，顯示出旺盛的活力，“堅持‘求正容變’，處理好‘新’與‘舊’、‘變’與‘不變’的關系，是詩詞寫作需要面對與破解的一個時代課題”（蔡世平）。

2016是長詩的豐收年，長詩寫作在今年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非常突出，展現了詩人綜合寫作能力的整體提升。蕭乾父主編的《現代漢語史詩叢刊》收錄了80年代以來42位詩人的33部長詩、11部小長詩以及1部詩學論著，共計29冊、1.4萬頁、30萬行。年度代表性的長詩文本有吉狄馬加的《致馬雅可夫斯基》、雷平陽的《去白衣寨》、陳先發的《秋興九章》、趙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蔥蘢》、桑子的《錢江書》、路云的《此刻，蔚藍》、張戰的《我，一個編號》及《大風》（曹東）、《祖宗海》（樂冰）、《疑問錄》（南子）等。這些長詩無論是在精神的復雜性、思想的深度、歷史的個人化、現實體驗的差異性，還是在寫作技巧、修辭策略上都體現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實驗意識。

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作品中，白族詩人何永飛的《茶馬古道記》、朝鮮族詩人崔龍官的《崔龍官詩選集》、裕固族詩人妥清德的《風中撿拾的草葉與月光》、彝族詩人魯娟的《好時光》、維吾爾族詩人依力哈爾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集中展示了當下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整體成績。他們在關注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時也關注現實生活及個體復雜的情感，呈現出風格各異的創作局面。收入310位彝族詩人作品的《中國彝族當代詩歌大系》全面展現了當代彝族詩群的總體成就。《燃燒的麥穗》（夏依甫·沙拉木編選、麥麥提敏·阿卜力孜翻譯）集中展示了33位不同代際的維吾爾族詩人的創作，顯現出獨特的語言特性及民族性、個體性、先鋒性和開放性。談論少數民族詩歌往往會強調其地域性、民族性、異質性以及集體無意識形成的傳統等，但當下的少數民族寫作也存在著表層、刻板、符號化現象，不乏“仿民族”“偽民俗”的寫作。

當下的女性詩歌已不再局限于“個體”和“女性主體”，而無論是在寫作風格還是在整體格局上都呈現了一種“普遍性”詩學。女性詩歌在2016年呈現出井噴式的狀態，大批涌現的年輕群體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嶄新的精神質素和寫作方向。

詩歌是面向未來的，而預寫未來的主體必將是青年一代。《70后詩人選編》以及張清華和孟繁華主編的“身份共同體·70后作家大系·詩歌卷”展示了“70后”一代的群體狀貌。而以“85后”和“90后”為主體的青年詩人，其成長速度的加快不僅與詩歌整體寫作水平的提升和新媒體、自媒體所提供的交流平臺有關，也與良好的詩歌生態有關，比如各大詩歌刊物以及綜合性文學刊物集體性地對“90后”詩人的推介。與此同時，青年詩人群體的差異性和分層狀態愈益顯豁，而相應的詩歌趣味和美學觀念的差異、分化也隨之凸顯。寫作技術整體提高的青年詩人群也存在著危險，提請青年詩人注意的是，詩人的責任不僅在于抒寫日常的可見之物，更是把有限易逝性轉換成永恒性，把“可見領域轉化入不可見領域的工作”。隨著生態壞境的堪憂，越來越多的城市被霧霾困擾，詩歌中的“生態寫作”正在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現的大量的“霧霾詩”體現了詩人“介入現實”的努力。詩人對現實尤其是社會焦點問題和公共事件的關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而直接。值得強調的是，詩人所理解的現實也是多層面的，任何執于一端的“現實”都會導致褊狹或道德化的可能。尤其是在當下“日常之詩”泛濫的情勢下，一個詩人必須正視認識和體驗的有限，必須在詩歌中讓更多的環節來拓展自我——大數據時代作家的感受方式是如此趨同。

跨文化、跨語際的漢語詩歌“形象”

全球化視野下詩歌的跨語際、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在2016年呈現繁多的局面，各種詩歌活動繼續呈上揚的態勢。各種國際詩歌節和交流活動以及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的對外翻譯工程、詩刊社編選的《那些上緊時光的手》、中國詩歌學會組織編纂的《“一帶一路”國家詩歌經典文庫》都不斷助推漢語詩歌的對外譯介，塑造詩歌的國際化形象。

詩歌的國際化視野也衍生出一些問題，尤其是助長了一些假想中心主義的全球化寫作幻覺。有些詩歌節動輒就冠之以“國際”二字，跨文化、跨語際的詩歌交流實際上并不是對等和平衡的，往往會產生失重的狀態。而這一不對等的關系再加之區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覺的意識形態性而影響到不同國別詩人的判斷力和自信程度。正如臧棣所說，“新詩是我們的傳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詩這樣的尺度，人們也能隱隱感覺到這一點：新詩是漢語的現代傳奇。但在柏林詩歌節上，我也能強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詩當成是我們的一種分類簡陋的政治文獻。對他們而言，新詩不過是一種文獻詩。”西川也認為中國詩人在世界上還沒有樹立起自身形象，“絕大多數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外文后完全處于失效狀態”。

不斷涌現的“詩人翻譯家”使得詩歌譯介取得相當成績。以新陸詩叢、巴別塔詩典、雅歌譯叢等為代表的詩歌翻譯工程不再是以往歐美詩歌的一統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韓國、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國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譯著有《里爾克詩全集》《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我的世紀，我的野獸：曼德爾施塔姆詩選》《死于黎明：洛爾迦詩選》《寂然的狂喜：葉芝的詩與回聲》《噪音使整個世界靜默：阿米亥詩選》《幻象集》《舞步》《佩索阿詩選》《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達爾維什詩選》、希尼的《人之鏈》《電燈光》《區線與環線》《夜舞——西爾維亞·普拉斯詩選》《重建伊甸園——莎朗·奧茲詩選》《高窗——菲利普·拉金詩集》《奧登詩選：1948—1973》《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春天 得以安葬——高銀詩集》等。詩歌的對外譯介也值得關注，比如多多的雙語詩集《諾言》以及古典詩歌集《獨立》、古典詩歌集和游記《尋人不遇》、痖弦的詩集《深淵》、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譯成英文。此外，《中國現代詩系》韓語版、蔡天新詩文集《幽居之歌》的亞美尼亞版、《楊克詩選》蒙古語版的出版呈現了多元化的對外傳播空間的進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歷時八年之久翻譯的《杜甫詩》全譯本的出版在國外引起巨大反響。熊輝的專著《翻譯詩歌在中國的接受》、孫曉婭編選的《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以及日本漢學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澤東時代的舊體詩》立體化呈現了不同視野的詩歌譯介。荷蘭漢學家柯雷的《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則從文本、語境和原文本三個方面對8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轉型、先鋒詩歌裂變、詩歌思潮、創作新變以及詩人專論進行了別開生面、角度獨特、立論新穎的觀察、剖析與反思，體現了一個“局外人”對中國當代詩壇“多方面的深入而獨到的觀察、理解”。陳太勝翻譯的特里·伊格爾頓的《如何讀詩》則向我們敞開了詩歌閱讀的多重空間和可行性方法。

在這一年，傳奇歌手、詩人萊昂納德·科恩、英國詩人杰弗里·希爾以及馬新朝、周倫佐、栗原小荻、水晶花和“95后”詩人凱歌辭世，祝他們在另一個詩國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