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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同一塊厚重的黑天鵝絨帷幔，可以掩蓋任何聲音和細節。當我們回望，或許可以于白茫茫的歷史迷霧中，打撈屬于個體的靈魂撞擊的細節，那些悲欣交集的時刻，再寬廣的歷史幕布也無法掩蓋。

小說界“潛伏者”金宇澄，寫完紅得發紫的小說《繁花》，已經無法繼續潛伏。此時此刻，他轉身扎進非虛構的視界，講起了父親母親的故事。2016年末，他切換三種敘事角度，用上特別的傳記方法，寫下《回望》。于大量的書信、日記和照片的材料堆砌中，金宇澄走進了時光深處，遠看父母輩如何應對他們的時代，經歷血與犧牲，接受錯綜復雜的境遇和歷史宿命，從青春直到晚年，從前神采飛揚，遭遇困厄，直至平靜。

回望往事，對金宇澄來說，是為脆弱的記憶留存樣本。2013年，父親去世。《回望》關乎父親和母親的記憶，因他們勇敢投身于歷史激流中，他們的記憶也就成為歷史本身。江南古鎮，百年老宅，革命父母，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縮影在口述歷史和旁白中定格。父親的江南舊族在上個世紀初的新舊社會轉型中敗落，母親的城市新興家族在20世紀30年代城市工商業發展中繁榮，但這一切終究抵不過那革命的浪潮，兩人被歷史大浪簇擁著，加入革命陣營。

做了30年雜志編輯，性格又是“不響”，這三年來，金宇澄卻因寫《繁花》而名震小說界。他曾在《繁花》里循著舊式話本車轍，重溫一首“鴛鴦蝴蝶夢”，調子卻仍是“花無百日紅”的平靜之哀。人對世界的觀感，想必和他的經歷相互映照。出生江南舊族，浮沉人世，老父因潘楊案受牽連，金宇澄上山下鄉，從東北極寒地兜轉至上海弄堂，盛極過，也衰極過，繁花易敗，金宇澄對人生的悲涼感，竟有和曹雪芹相似之意。

《繁花》旖旎之后，金宇澄覺出文學的無力，“最好的東西都是爛在肚子里的”，于是《回望》里，他只想用材料本身說話，把“心理層面的幽冥”舍棄干凈，記錄一個化名為“維德”的江南古鎮男子的掙扎一生，以及一個叫姚云的上海姑娘在時代飄搖中如何緊攥生活的繩索。

《回望》建立在書信材料和母親口述的基礎上，對往事的回憶隨時間遠去而和材料本身無法嚴絲合縫地對接，金宇澄保留局部不一致的痕跡，留下強烈的在場感，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尋找”記憶的姿態。真誠的《回望》，和《繁花》是完全不同的寫作世界。這些年現象級的非虛構寫作熱潮，既有梁鴻的梁莊系列，也有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但《回望》的出現，也許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敘述方式。看似父母輩的家族回憶錄，內里卻藏著大歷史褶皺處的小人物悲喜。這悲喜的質感，平靜到寡淡，它甚至要隨風而逝，所以回望是有意義的。

一聲不響地，金宇澄把父母的回望之旅定格在1965年，母親口述：“海風刺骨，寒氣逼人，我們將面臨一場更大的風暴，經歷人生中更為驚心動魄的磨難”，為什么不再繼續？老金說此后國人有太多共同經驗，萬語千言，時間不過如風。

所幸，現在我們翻開《回望》，看見89歲的母親端坐椅中，神色平靜安詳。風暴過后，我們的父親母親，他們還活著。

□新京報記者 柏琳

金宇澄 在平靜中，愛以閑談消永晝

金宇澄，生于上海，祖籍江蘇黎里，《上海文學》執行主編。

《回望》 作者：金宇澄 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

金宇澄父親（28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20歲，復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上海的冬天，照舊陰雨綿綿。愛神花園的作協大廳里，窗玻璃上水汽氤氳散不開，金宇澄從三樓沿著回旋樓梯下來，穿一身黑，聽不見腳步聲，像從民國走來一位說書先生，準備開口前，要靜默。大廳外花園里，愛神丘比特的妻子普緒赫的雕塑一聲不響。

他拿了兩包香煙，準備閑聊一上午。愛以閑談消永晝，寫作的真諦，金宇澄認為就像博爾赫斯說《一千零一夜》那樣，“旨在給人以感動和消遣”，而文學終究要給人以安慰。雖然這安慰，并不能逃過“花無百日紅”的人生宿命。

“假如一旦無力，要到傳統中尋找力量”，這是他總擺在嘴邊的一句話，面對的不僅是以《繁花》為代表的吳方言和話本寫作實驗，更是面對父母輩的人生。2016年，他寫完記錄父輩記憶的《回望》，一切歸于平靜。

《繁花》寫在《回望》之前，35萬字，忍不住念出聲，耳邊果真是一位蘇州口音上海話的說書先生篤篤定定的聲音。第四章，寫四個人去蘇州玩，有一晚無法進旅館，只能在滄浪亭門口坐等天亮。這是金宇澄和朋友的真人真事。四個荒唐子，三更流浪天，南依古園，緘默坐眺，姑蘇朦朧房舍，溫風如酒，波紋如綾，一流清水之上，有人想起彈詞名家“滄浪釣徒”馬如飛。

都說《繁花》寫滬上風情，我看底子是蘇州的。這無解的直覺，看完《回望》后便得到寬解。原來金宇澄說蘇州是他的精神源泉，腦海里的說書先生原型，就是他的蘇州父親。

關于父母輩，關于記憶的細部，金宇澄有踟躕，擔心它們消逝在白茫茫的歷史迷霧中。說完《繁花》里的上海故事，他開始追溯自己的根脈。

1952年，金宇澄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就讀復旦中文系的上海姑娘，父親出生在吳江古鎮黎里，和柳亞子是遠親，自蘇州讀書時便家道中落，解放前參與潘漢年領導的中共諜報工作，1942年被日本憲兵抓進監獄受盡折磨。1950年他的人生才與母親會合，卻不得美滿。1955年，父親因涉“潘漢年”案被隔離審查。

情報工作出身的父親，常年西裝革履，也曾身無分文。1949年以后成為國家干部，“文革”初期，他在大紅紙上寫下“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貼在玻璃門上。這扇門卻在半個月后被抄家的紅衛兵多次闖入，搬走書籍、日記和相冊。運動結束后他被通知去上海龍華機場認領被抄圖書。在雜亂巨大的飛機庫內，他遍尋當年銅版紙《浮士德百卅圖》不得。

2013年，父親去世，母親情緒大壞，金宇澄常陪伴她翻看舊相冊，牽起話頭無限。母親曾是上海虹口鳳生里銀樓家的“小囡囡”，讀初中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停課悶在家看《家》《春》《秋》。1945年，她考上私立復旦中文系，認識當時正在《時事新報》當記者的維德（金宇澄父親），覺得維德“英俊端正，只是個子稍矮些”，他們常在平安大戲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館會面。后來她放棄學業去南京大華東軍事政治大學學習，回滬后成為上海總工會文教部的同志，經組織批準與維德結合，生了三個孩子，老二是金宇澄。

“我常常入神地觀看父母的青年時代，想到屬于自己的青春歲月”，1969年，金宇澄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去黑龍江嫩江農場，七年后從東北兜轉回滬，1988年調入《上海文學》編輯部，至今已近30年。這些過往記憶，被金宇澄寫在《洗牌年代》里，成為《繁花》的底子。

父親留下的書信和日記，與母親整理的剪貼本形成補充對照，匯聚成《回望》這本看似平凡、卻透露豐富歷史真實的非虛構傳記。父親母親的故事，用三種不同的敘事講述，從青春到晚年，情節旁逸斜出，金宇澄習慣被七嘴八舌的聲音和畫面切斷，下筆猶豫，人與史的碰觸，一旦深入細部，只陷于渾茫。

大動蕩之后是大平靜，世相光明剔透。因這《回望》，金宇澄在時光中又見父母，滿頭銀發，兩頰早有老年斑，對著“地下黨”電視劇的屏幕，在沙發里坐著一聲不響。晚飯前的黃昏，父親開燈，伏在《廿四史》縮字本前。漫長的人生邊沿上，他只能在放大鏡下，觀看密密麻麻的過去。

在十四根香煙的繚繞中，從父輩記憶回歸文學漫談，金宇澄很慢熱，逐漸顯現一種松弛的天真。一聽我是獅子座，“我們合得來”，他一拍大腿，點了第一根煙。

回望父輩

我的性格和骨頭還是沒有因為顛沛而喪盡

新京報：去年《洗牌年代》再版，初版是十年前，當時沒有大反響，《繁花》出來后引爆文壇，《洗牌年代》據說在去年上海書展的簽售會上，讀者排隊繞了好幾圈。看完此書明白，原來《繁花》許多故事素材都鋪陳在《洗牌年代》里了，現在又出了《回望》，擅長講市民故事的上海爺叔，原來出自這樣一個家庭。你怎么看待這三本書的脈絡？

金宇澄：說《洗牌年代》是寫作素材本也有道理，《洗牌年代》留下很多城市生活的細部，就像《繁花》的準備。《繁花》是偶然所得，它出版后沒幾個月，我父親就過世了。

《回望》是一種整理，父親過世后我整理他的遺物，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給友人馬希仁先生的信件，其中幾封寫他1942年在上海時如何被日本人抓走的細節，信里說，1942年7月29日那夜很熱，他吃過晚飯去福熙坊（今延安中路），看見對面外國墳山（今靜安公園）里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心里惆悵，早早回家。深夜一點鐘，日本憲兵沖入家中將其逮捕，之后被反復刑審。這幾封信畫面感強烈，讓我產生了寫父親的沖動。

新京報：你曾談到，如果有一天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地方共進晚餐，你會選擇和父親重逢，在蘇州“得月樓”吃飯，為什么這樣選？

金宇澄：他出生在吳江黎里，算是蘇州人，在蘇州讀書。越是年紀大了，越會返回出生原點，經常會回憶起黎里舊俗，除夕“祭祖”、“小輩為長輩磕頭”……幾乎深入他血液的印痕。年紀大了慢慢恢復了鄉音，他不是所謂勞動人民出身，身上一直藏著江南舊文化。簡單說，是很有魅力的老先生。得月樓在那個年代名震蘇滬，我們父子沒能在得月樓吃過飯，是我想象的一個美好場景，我知道他會喜歡的。

新京報：蘇州對你和你父親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的。

金宇澄：蘇州和吳江黎里，大概是我的情感源泉。有個看過《繁花》的讀者和我說，“金宇澄，你的感情維系不在上海，在蘇吳這一塊，我發現你只要一寫蘇州，一寫黎里，文筆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動。

就說語言吧，我個人覺得沒有標準意義的上海話，日常上海話都有其他口音，蘇北腔，山東腔，寧波腔，而只有蘇州腔的上海話，開口最是高雅，它有古吳文化的千百年積淀，極其“通文”，昆曲也用這個語言。寫《繁花》就是尋找自己的過程，開初云里霧里，然后遇見最親切的蘇式吳語，腦海里的說書先生其實是我父親，他90歲后不看書也不看報，只聽評彈。

我翻過他筆記，他寫過這句話：書中沒有真理。我還記得在他中年時，大概1967年某個早晨，我問過他，為什么他當年不去做上海的碼頭工人，那樣的話，我們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階級，就不會多次被抄家了……當時他正準備出門趕去某個學校掃廁所，他說，“我讀的書還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90歲后，他卻說書里沒有真理，像一種自我的顛覆。那時每個禮拜六我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點，他都在看電視里的拳王爭霸賽。一個男人深感無力，需要這樣的尋找吧，或者叫返璞歸真。

金宇澄手繪圖：父母在上海居住過的地方。

金宇澄父親1943-1944年在南市監獄、杭州監獄給友人的信，涉及最多的內容是“饑寒交迫”。

新京報：《回望》里，1987年父親在《日瓦戈醫生》封三的白頁上寫：“……反映當時的動蕩，饑餓、破壞、逮捕、投機分子和知識分子的沮喪，都是事實，但作家的任務是什么呢？知識分子決不是沮喪和黑暗的。”你覺得這些文字是他寫給你的，為什么這么想？

金宇澄：那個時期我一直在寫小說，他對我的寫作和編輯工作感到憂慮。《日瓦戈醫生》對中國讀者來說，是特別的一本書，是一個沒有力量的人面對時代和自身的悲慘命運無能為力的主題。他應該是不希望我受到這本書的影響，不按照《日瓦戈醫生》這種思考方式來寫作。

我記得1969年去東北嫩江務農，原勞改農場，當時還有大批勞改犯在我眼前割麥、整隊押上高度戒備卡車的經歷。我當時17歲，大感驚訝，寫信給父親，他在回信里對此一聲不響。等我看他的遺物，看他1942年的獄中通信、1953年調查監獄制度的報告，才知道坐牢的心情，同樣失去過自由，他自己都經歷過了，但無法說給我聽。國門打開很多外國書都進來，他又擔心我受到影響，重走他跌跌撞撞的老路，所以我覺得，他是告誡我，對生活要有信心，不能渲染苦難和黑暗。

新京報：你父親1947年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我的性格和骨頭還是沒有因為顛沛而喪盡”，那份火辣氣和強烈的愛憎讓人印象深刻。信里有一段批評沈從文成名后“變得下流而可憐”，父親當時為何有此評論？

金宇澄：寫沈從文那段，當時我一直猶豫是否要刪掉，畢竟沈從文是正面形象，但上世紀40年代沈從文有過這樣的表露。我父親寫他“混在窮人堆里時，文章還有些火藥氣，可后來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沒有背脊骨的教授們中，他竟把描寫女性來消遣筆信，甚至用了他的腦汁大肆描寫女人的生殖器”。是代表了當年的一種立場吧，覺得沈從文完全忘記了自己的過去，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發中，他是不恥的，這是時代的反映，可以留下來。

他內心一直是百折不撓的，我們父子都是射手座，上海話講也就是比較“戇”。材料里收有他在杭州監獄和監獄長大吵……讀高中那年歡慶元旦，學生會主席感謝了校方安排的晚餐，我父親居然走上臺發言：“國難當頭，今夜會餐錢款，應該如數捐給綏遠前線將士。”校長氣得要命。

年紀大了，他越來越沉默，我很理解，這次我完全根據材料，把他跌跌撞撞的人生呈現出來。

文學無力

“最好的東西實際都是爛在肚子里的”

新京報：《回望》的非虛構寫法，用日記、書信、照片等呈現父母的人生，不用一句心理描寫，按《繁花》的話講，“放棄心理層面的幽冥”，這似乎是一以貫之的主張？

金宇澄：我覺得文本真實與否，是讓讀者自己去感受的，作者不必解釋。舉例子我們去服裝店買衣服，如果有個中老年的服務員緊跟在后，一個勁地介紹……你肯定非常討厭。寫作就是開店，作家愛做導購，每樣東西都議論介紹一遍，讀者肯定跑了。別那么聰明，我不可能變成上帝，真以為我是人類靈魂工程師？讀者都需要我來引導？雙方是平等的關系，世界就是亞馬孫熱帶雨林，作家只占據了郵票大小位置罷了，雨林里有多少猛獸和植被，一輩子不了解，唯有上帝明白。只要把你最熟悉的人事記錄下來，就可以了。

新京報：上世紀80年代文壇跑出了先鋒派，有很多形式層面的探索，比如格非、馬原等人的寫作，后來很多人都跑進現實主義的懷抱，對于小說形態的探索沉寂下去。《繁花》出來是話本的樣式，尋求一種用當下小說形態回歸傳統的可能，但有人覺得這種寫作無法提供意義，你怎么想？

金宇澄：我說不出什么來，《紅樓夢》想說什么意義呢？《金瓶梅》表達了什么？《繁花》允許返回某些傳統思維。問題是我同樣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學的影響，曾經也覺得可以比如用哲學分析來寫小說。五四后國人的口語，和最經典的書面語是嚴重脫節的，開口說話還是中國味道，一寫起來是長句和從句，眼花繚亂的標點符號、翻譯腔。沒哪一個國家的作家，談到其他國家的小說會如此如數家珍。所以德國漢學家顧彬順桿子爬，嘲笑我們——中國作家不學德語，就寫不好小說。干嗎不說德國作家如果不學漢語，就寫不好小說呢？

寫作環境是失重的，冷靜下來看我們的文學根脈或局限，是在文言，中國最好的文字都在文言，“五四”被攔腰截斷，強行轉向了西方，我們永遠是“學”的心態。西方可沒這樣“攔腰截斷”的宿命，因為局限，我們失掉了傳承，一個半截子人，怎么和一個完整的人來比試？

新京報：你提到中國人的宿命，這其中浸透著中國人的世界觀問題。

金宇澄：我們傳統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花無百日紅”，人生苦短，從唐詩宋詞到《紅樓夢》，歸為“虛無”二字，能脫離嗎？拉住頭發自己騰空離開這塊土地可能嗎？小說不會是高深卻虛假的。

比如說連載的傳統，一般都忘記了，認定網上寫作就是垃圾，但我覺得其中會有分流，會出現很棒的小說家，所謂網文，也就是載體的不同，其實也就是傳統的連載，西方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當時也都是報紙連載。

這樣一說，我立刻等而下之了吧？我也真因為是《繁花》一開頭寫的“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我立刻有了興趣。我當然知道寫這樣的話本樣式，會破壞部分讀者觀念里牢固的所謂長篇小說“該有的樣式”——好比大家都穿紅衣服，突然跑出一個穿綠衣服的人，有讀者就會不理解。

新京報：你總是反復說，“假如一旦無力，要到傳統中尋找力量”，你從話本小說里尋找，如果觸角伸得再長一些，比如向《離騷》和《詩經》中去找，會不會更有力量？

金宇澄：我的興趣在普通人的內部，最打動我的是“旁門左道”的東西，比如喜歡陳巨來（著名篆刻家）《安持人物瑣憶》、李伯元《南亭筆記》，里面都充滿了毛茸茸的人生，要言不煩，戛然而止的傳統。有一段講兩個蘇州大官見面，甲穿著貂茸大衣，乙問，這是什么啊？甲說，不知道這是貂茸？！乙很生氣，就讓仆人去收羅了十件，請甲吃飯。甲走進大廳，十個仆人一邊站五個，每人都穿了昂貴的貂茸大衣，故事就結束了，他們為什么這樣，產生了豐富的想象空間，這是真正記錄了時代畫面的作家，向傳統中找力量，可以借鑒中式方法。

新京報：你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卻從來不寫知識分子，你在農村插隊很多年，也不寫農民，你的興趣在普通市民階層，為什么會這樣？

金宇澄：故意不寫知識分子。我個人認為，中國沒有知識分子，就像魯迅說的那樣，中國的知識分子回到家，看見老婆買了很多大白菜，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完全是小市民。中國知識分子的親戚不在農村。社會的普通底盤太大，和西方不同，他們經過無數代的貴族革命，逐漸去農村化，良性循環，而我們歷來改朝換代，都是農民造反，把貴族殺掉，等自己成了貴族，再被農民殺掉，如此循環。我生活在一個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同時也覺得大家的市民生活都差不多，我們的基點還是在普通人間，如今城市化了，作家的經驗還是決定了興趣。比如我寫城市題材，是因為出生在上海，即使去了農村，怎么找得到？

新京報：可見生活是我們寫作的源泉。回到你自己，《回望》第二稿的部分當年發在《生活》上，名字叫《一切已歸平靜》，這個題目特別動人。讀完《回望》，聯想《繁花》和《洗牌年代》，你整個寫作基調也許就是“平靜”二字，可以這樣理解嗎？

金宇澄：平靜不好嗎？我父母經歷的時代，禍患接連，幽明互現，是他們這一代命運的尋常了，只能平靜來看待他們的一生。我知道記敘歷史，往往是散失細部的，細節極其脆弱。《回望》就是想提供那年代的一個標本。非虛構的寫作，即便如何蔓生，個人只會徘徊在個人的視野里。

我越來越感覺到，文學的弱點，年輕時一直認為，再沒有比文學能更深刻表現人事了，到現在這個年齡，從我自己出發，《繁花》也好，《回望》也罷，都是有所保留的，所有的著作，也不過是選擇了能說的部分而已，我所以總是強調八卦和軼事的重要，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燒掉日記和書信？盧梭《懺悔錄》，會覺得真嗎？文學常常是無力的，最好的東西，實際都是爛在肚子里的，只能用平靜的調子收拾。記憶鮮活，也隨風而逝，如果我們回望，留下一些起碼的樣本，還有意義。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所有的著作，也不過是選擇了能說的部分而已，我所以總是強調八卦和軼事的重要，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燒掉日記和書信？盧梭《懺悔錄》，會覺得真嗎？文學常常是無力的，最好的東西，實際都是爛在肚子里的，只能用平靜的調子收拾。記憶鮮活，也隨風而逝，如果我們回望，留下一些起碼的樣本，還有意義。

煙抽完了。最后一個問題，我問老金2017年的新年愿望，他脫口而出，“每一天都平靜地度過。”

金宇澄半輩子的人生，也就是“回望”二字。在回望中，唯以平靜不訴離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