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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7日，著名版畫家、藝術理論家王琦在北京去世，享年98歲。王琦生前為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版畫院研究員，曾任中國美協分黨組書記、中國版畫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中國版畫藝術奠基人之一、最后一位中國新興木刻運動參與者，也是延安魯藝美術系的學員。

1918年1月4日，王琦出生于四川宜賓，其后在重慶長大。1937年，他畢業于上海美專，次年前往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1939年初，王琦加入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并回到重慶工作。抗戰時期是王琦創作的旺盛期，他這一時期的作品表現了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鼓勵了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在國內外反響強烈。此外，王琦在推廣版畫方面也做出過極大的貢獻。

70余年的藝術生涯中，王琦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包括木刻版畫、水墨畫、素描、書法等，曾舉辦個人畫展22次，出版多種藝術著作，并多次參加全國性美展和國際性美展。作品為國內外許多博物館收藏。1991年獲中國美術家協會與中國版畫家協會頒發的“中國新興版畫杰出貢獻獎”，1992年獲日本創價協會頒發的“富士美術館榮譽獎”，1995年獲法國敬業與成就協會頒發的金質十字獎章，2003年又獲中國文聯與中國美術家協會頒發的“中國美術金彩獎和終身成就獎”，是為中國美術事業尤其是版畫藝術做出卓越貢獻的著名藝術家。

中國新興木刻運動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近代美術史的發生和發展歷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興起被譽為“時代的戰鼓”和“革命的號角”，由于木刻作品的“戰斗性”與“革命性”以及天然的易復制、易保存的特性，使其誕生之初就與中國革命產生了緊密的聯系，版畫作品在兼具藝術性的同時，更多起到了“槍桿子”的作用。正如魯迅曾對中國新興木刻所寄予的厚望：“這是開始，不是成功，是幾個前哨的進行，愿此后更有無盡的旌旗蔽空的大隊”。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藝術界涌現出了一大批從事版畫創作的藝術家，古元、彥涵、力群、李樺、王琦等就是這一時期的鮮明代表。他們創作了大批具有時代特色的版畫作品，在戰爭年代和新中國建設時期，均起到了積極的宣傳作用。然而，2016年12月7日，王琦先生的去世為20世紀早期這批版畫家時代畫上了句號，借由王琦的版畫藝術，我們得以一窺20世紀中國版畫藝術的發展與特色。

素描與版畫

王琦先后于上海美專西畫系和延安魯藝美術系學習，其扎實的素描基礎為他能夠順利地進行版畫創作提供了基本保障，魯迅曾說過，沒有好的素描基礎不能成為好的版畫家，王琦恰恰走到就是一條從中國畫啟蒙到西畫專門訓練，從素描、速寫升華為木刻創作的道路。從《一天的工作完成了》《當宣布要停水的時候》《劈石》等作品既可以看出他對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生活現狀的深刻剖析，又得以看出他對人物動作、形態的嚴謹把握。革命年代和新中國建設時期，勞動人民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是藝術創作和革命宣傳的主要表現對象，因此，版畫作為宣傳和記錄的主要載體，其題材也多數選擇勞動人民，既有揭露舊社會的陰暗面和戰爭苦難的作品，又有表現新氣象、歌頌光明的作品。

對人物的精確表現，離不開素描基礎，而由素描人物轉向版畫人物的表達，則更是對素描基礎提出了較高的要求。20世紀早期的版畫作品多為小而繁，即在有限的空間里表現黑白、虛實、繁簡諸多關系，素描的好壞對版畫在雕刀下的點畫表現起到了直接決定作用。所以，才會有魯迅強調版畫家具備的素描功底，才會有王琦順理成章從素描、速寫向版畫的過渡。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版畫在近現代藝術史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從抗戰時期的藝術代替“筆桿子”，到新中國成立和建設時期的反映勞動人民積極建設國家，版畫都占據了關鍵地位。早期的版畫創作風格大多以現實主義為主，以直面和批判現實為核心，表現手法多以敘事為主，是人民苦難的悲歌；新中國成立和建設后，新的時代需求促使了版畫題材由人物向風景、花卉的拓展，表現手法多以抒情為主，是新建設與新生活的頌歌。這種社會需要的轉變直接導致了木刻形式的轉變——由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轉向，色彩的活潑和多元逐漸取代了黑白單色的表現。

在王琦的木刻作品中，也很容易看到這種風格的轉變。首先，王琦的作品注重對生活的深入挖掘，這也是他前期現實主義藝術表現的思想來源，他在某次展覽前言《我的話》中就曾說道：“一個藝術家應該不斷地從生活海洋中去發現新的題材和主題，不斷地探索和創造新的表現形式和藝術風格，并使自己的創作永遠保持不斷上升的狀態，停滯不前就意味著他的藝術生命的枯萎或終結。”從版畫創作的早期開始，其藝術來源于生活的理念就已經存在。1942年在重慶中國木刻研究會這段期間，王琦的木刻作品《馬車站》《聽講演》《待發》《農村之秋》《拉纖夫》等，均來源于對生活的細致觀察，也是對這一時期生活的真實寫照。其中，王琦對木刻作品《馬車站》極為滿意，“《馬車站》成績最好，黑白處理和刀法運用都比較成熟精到，這幅木刻的素材，是直接從我的住所大門前馬路上停留的一輛馬車寫生稿得來的，背后的房屋是我想象加上去，看上去好像是北方的環境。”從他的表述中，我們也能很清晰地看出其藝術創作題材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系。

《馬車站》也給我們提供了王琦木刻作品的基本風格形式，該作品是他在1942年的木刻代表作，在纖秀的刀法下，構圖完整洗練，基本代表了他在此時期的版畫作品風格。劉開渠曾有言：“王琦的木刻作品，創造了一種刻法簡潔，構圖嚴謹的明朗畫風。我不喜歡那種冰冷無力或小巧的或專注重趣味的唯美派，也不喜歡那種需人猜測、摸不著底細的模糊混沌派，這是只有那些靠剝削窮人為生的有閑者才會沉醉在里面，用這樣的藝術作為他們消耗歲月的方法，我認為美術必須意思明朗，形象確切，表現有力。”對現實主義木刻作品而言，只有意思明朗、形象確切、表現力強，才能在特殊年代起到特殊作用。

《晚歸》可以看出中國版畫從現實主義向浪漫主義藝術風格的過渡，從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的過渡。作品構思同樣來源于對生活的感受，夕陽下，被風吹起的草垛和農人的愉悅心情給畫面帶來了生機和活力，表現了溫馨、樸實的鄉村場景，在清新自然中予以輕松活潑，與之前的作品有明顯的區別。同時，江豐針對版畫的套色問題也有過相關闡述：“套色木刻的藝術性提高了，它克服了追求油畫那樣復雜的色彩效果的傾向，而趨向色彩單純，色調明快，許多作品用很少的套色版卻獲得了強烈的色彩效果。”《晚歸》因為套色版的緣故，一改前期單純的黑白對比色，轉以明快的色調增強了畫面的視覺效果。

齊鳳閣在《20世紀的創作版畫》中對中國版畫創作的轉型有恰當的概括：“由功利型轉向審美型，由悲憤情境轉向歡樂精神，由社會批判轉為謳歌贊頌，這是社會改型給版畫帶來的最明顯變化。”這一變化不但體現在版畫創作中，也是近現代中國藝術創作的整體轉變方向。以古元、彥涵、力群、李樺、王琦等為代表的版畫家，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中，以版畫的形式彰顯了藝術的頑強生命力，以藝術的形式參與社會表達，對藝術表現形式和藝術內涵的深入挖掘，都值得我們繼續學習，向他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