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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最后一張簽證》劇照

由高滿堂編劇，花箐、牛牛導演，王雷、陳寶國主演的中捷合拍電視劇《最后一張簽證》 1月1日起在北京衛視、江蘇衛視首播，該劇根據真實歷史事件改編，講述了以普濟洲為首的駐奧地利公使館的中國外交官們頂著巨大壓力，冒著巨大風險，在二戰期間，為猶太難民辦理簽證的故事。無論是主題、制作規模、還是角色形象，該劇都有很多突破。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該劇的編劇高滿堂，請他談談這部電視劇的創作以及電視劇背后的真實故事。

歷史的底蘊助力中國電視劇走出去

記者：您為什么會想到創作二戰題材的作品？

高滿堂：之所以選擇這部戲、這個題材，還是因為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首先，他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在78年前，中國簽證官向4800個猶太人發放了簽證，一張簽證能挽救一條生命。我們在歐洲采訪的時候，歐洲的文化學者和上年紀的人都知道這段歷史，說你們中國人有情有義，真了不起。奇怪的是，在國內這段歷史卻鮮為人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中國人做了這么一件好事，卻被塵封許久。在當下電視劇泛娛樂化的環境中，這類題材很少有人愿意碰觸，但是這段歷史不能被忘卻，“中國文化走出去”不是一句空口號，是要靠實實在在的作品，實實在在的現實主義來做的，我們非常珍視這段歷史，這讓我有了創作的沖動。

這部片子是完全國際化的拍攝，群眾演員有波蘭人、奧地利人、捷克人，還有英國人。我們的制作團隊，除了編劇、導演、制片人，其他各個部門都是國際化的合作，包括我們用的每一支道具槍，都是一位八十多歲的槍械師，一支支替我們擦好的。我第一次到布拉格看到這位槍械師，告訴他我們要拍這個題材的時候，這位老槍械師眼睛里突然泛起了淚水，原來他的祖父就是在集中營失去了生命。現在這部劇已被法國、德國、捷克、以色列等國家的六家電視臺訂購了。

記者：這個劇跟您過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您是怎么把握的？

高滿堂：我愿意抓重大題材，我的創作基本上都是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比如《闖關東》 ，它是世界移民史上的一次大遷徙； 《溫州一家人》是講中國人怎么走出國門做生意，講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 《最后一張簽證》也是大的歷史事件。

《最后一張簽證》中的歷史事件又具備傳奇性，它的情節之豐富、反轉之迅速、命運難以預測，總不會被觀眾拒絕吧。但是在創作這部戲的時候，又有新問題，有人讓我按照“狗血”套路去寫，比如這個外交官打入敵人內部，竊取敵人的密碼等等，這就把一個偉大的真實的歷史事件娛樂化了。大家都知道，外交官也有紀律，哪些事能干、哪些事干不了是很清楚的。外交官的行為要非常慎重，否則造成的都是國際影響，所以在劇中，外交官不能胡來，他不能和當地猶太抵抗組織有任何接觸，而是得在螺螄殼里做道場。

記者：網友稱這部戲是中國的《辛德勒名單》 ，您怎么看？

高滿堂：它們的歷史事件差不多，但角度不一樣，我們寫的是外交官， 《辛德勒名單》寫的是工廠主辛德勒。

記者：您創作的時候有沒有壓力或者困難？

高滿堂：困難很大。一個是這段歷史是民國的歷史，講的是國民政府，今天，我們的政策更加開放，更有包容性，所以才能去表現這段歷史；其次，這部戲全部在國外拍攝，沒有一個場景是搭出來的，都是真實場景，經費壓力很大。在寫場景的時候，每寫到一個大的場景，都要考慮這得花多少錢。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記者：納粹軍官漢斯這個人的創作出發點是怎樣的？

高滿堂：這個戲的一大看點，就是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劇從沒表現過一個德國納粹家庭的建立到滅亡。

漢斯這個人，好寫又難寫。好寫就是說可以不費心力地概念化，但是要想寫好他很不容易。我為了寫他，設計了很多情節，他參加納粹前是個雜技演員，在街頭賣藝，很落魄，他進入納粹以后，出于玩心，做的一切都是非常陰險毒辣的，他很享受這個游戲過程，但是最后他還是被游戲害了。

記者：您創作劇本經常會深入生活，這部戲您是怎么感受這段歷史的？

高滿堂：我呼吁了多年，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我希望編劇都能深入一線采訪。這個戲的歷史比較久遠，我們主要去猶太人生活過的地方，到集中營，到我們大使館，到猶太人紀念館、博物館進行這些實地的采訪，去了三次，收獲很大。

記者：前后加起來大概多長時間？

高滿堂：前后兩三個月。這些資料是完全可以查到的，那為什么要去呢？因為看電腦上的資料是沒有感情的，它就是鉛字，但當你看到猶太人成千上萬的公墓、十字架，那種靜寂，當看到黑白門的監獄、集中營、當年燒人的大煙囪，當我身處實地時，每根汗毛都立起來，那種感覺特別恐怖。但是這種感覺在資料上感受不到，在網上也感受不到的。這個戲我最后提煉了一句話，就是我無限崇拜生命。

關于采訪這個事，我覺得歸根到底還是為了寫原創故事。我們是一個文化大國，因此，我們應該是一個有原創能力的大國。韓國人的想象力比我們就好嗎，我看未必。他們的路子我們已經倒背如流，現在大家跑到韓國去買故事，跑到好萊塢去買故事，很丟人。

記者：這次寫作會不會有一些文化隔閡？

高滿堂：我寫《闖關東》的時候，闖關東的老人都不在了，我就跟他們的后代溝通。這個溝通是藝術上的溝通，不管它歷史多么久遠，心里一定要和他對話，比如普濟洲，他為了一個猶太人的簽證，在猶太人家庭一坐坐一宿，納粹就在房子外面等著。那么，普濟洲的心理是什么呢？我要和他對上話。我們查資料，猶太人有很多優秀的科學家沒逃走，納粹一直在尋找他們，企圖為己所用。比如核物理學家，萬一被找到怎么辦？造出了原子彈會有什么后果？根據這些點，引發了我關于七個科學家的故事。我在每一部戲的采訪過程中都會享受到快樂，在創作上，什么IP啊這種人多的地方咱不去，太擠了，我走我的原創小道挺好。

小鮮肉沒法和老外飆戲

記者：為什么您堅持推薦陳寶國來演這個角色？

高滿堂：我和寶國合作了好幾部戲，有《鋼鐵年代》 《大河兒女》 《老農民》 ，合作比較默契。另外，他出演的中國副領事，身上的氣質、氣魄，非陳寶國莫屬。

寶國是個不喜歡重復的人，每次他都問有新的東西嗎？在《鋼鐵年代》里演工人， 《老農民》里演農民， 《大河兒女》里演手藝人。這次演外交官，明年我倆合作《老中醫》 ，他演個老中醫，現在他在家讀醫書。

記者：那選王雷當男主角是出于什么考慮呢？

高滿堂：王雷完成得很好。王雷是導演很早就看中的。電視臺建議我們選“小鮮肉” ，我說我受不了，一個沒有太多表演經驗的小鮮肉沒法跟捷克演員飆戲。

記者：外國演員和中國演員語言不通，是怎么對戲的呢？

高滿堂：語言不通是個比較大的問題。據我了解， 《最后一張簽證》請了36個翻譯跟組拍攝，現場大概有近14個翻譯，其他翻譯分布在其他部門里。最初我們認為捷克演員說英文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到了現場才知道，捷克主演英文不是特別好，他們不能用英文順意地說臺詞，所以大部分時間是用捷克語和我們的演員對話，當時讓我們特別痛苦。但是讓我們覺得神奇的是，大概在十來天以后，陳寶國、王雷和捷克演員就能順利溝通了。我問他們怎么解決的，陳寶國說沒辦法，我必須得把別人的臺詞也記住，然后我得看著他的嘴怎么動，動完了我就知道他的表演結束了。我也問過漢斯怎么來解決，他說全世界的演員心是相通的，他說什么我完全都是知道的。

記者：這個劇的投資據說是天文數字，也是捷克跟中國合作的最大規模的一部電視劇？

高滿堂：在國內并不算是最大的投資，但是對捷克來說則超過了電影《007：大戰皇家賭場》 ，這個劇是捷克電影史上和電視劇史上最大的投資。

記者：作為編劇，您會考慮年輕人的喜好嗎？

高滿堂：我不會迎合年輕人去寫，就我這個年齡的人根本了解不了當代年輕人。但是我肯定會寫到年輕人，寫年輕人的時候，我覺得最好的視角就是以父親的視角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