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簡介】

國生，生于1992年，201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小說散見《上海文學》《山花》《小說界》《西湖》《天南》等雜志期刊，曾獲“人民之星?紫金文學獎”短篇佳作獎。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尾骨》。現居北京。

【創作談】

一個飲酒初學者的自白

文｜ 國生

北京的冬天很難捱，有時坐在出租車上，從三環看出去，不遠處的高樓堙沒在灰蒙蒙的霧霾中，只剩一個海市蜃樓般的輪廓。因為抽煙，我很少會真的擔憂霧霾對我造成危害，那是2013年末，上海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冬天。

有一天走在北京街頭，我忽然覺得胸悶、窒息，像是一件尺碼過小的襯衫被扣上了最后一顆扣子。同事群里瘋傳一個消息，當天PM2.5指數破2000，超過1952年的倫敦水平。晚上八點，另一則笑話占領了朋友圈，有人說，堅持住，風已到張家口。兩小時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抬頭就能看見星星。

我確定那是星星，如果仔細數，大概能數出來微弱的十幾二十顆，它們排布在狹窄漆黑的天空中，一件令人懷疑又好奇的事物。它們已經逝去了很久，又活了過來。

這是一個等風來的地方，城市會因此干凈三天。第一天，風吹倒一切，我目睹望京SOHO的中心廣場上，一個體型嬌小的女孩被吹得后退若干步，然后摔進了燦爛、透明的陽光里。天藍的不像話，我對一起來買咖啡的同事開玩笑：我們往那邊走，再走十分鐘就是沙灘了。直到第二天，北京還是藍得像個海濱城市。第三天夜里，我們又回到迷霧森林。

好像很難在生活中發現有意思的事情。除了天氣原因，我想，也和這一代的成長經歷有關，生于90年代初，在市場經濟秩序中成長，消費主義制定了規則與價值，直到被一種幾乎是有史以來最正直的、公平的制度裹挾。這使得我們理性、勤奮、沒有歷史，也導致我們死氣沉沉，從不失控，卻囿于一種無意義的“持續的不快樂”之中。

但這根本不重要。對于時間來說，一切都會過去，更何況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一樣得好與壞，一樣有那么多值得勇往直前的方向，或是陷阱。更何況，值得懷疑的，不僅僅是政府或政黨的合法性，還有人類自身的合法性——畢竟人類的歷史太過短暫。

所以我沒什么觀念想要表達，沒什么道德想要討論，我只想記錄一些微小的片刻——一些小小的轉折點。從這個角度，沉默與徘徊、急轉直下的瞬間具有相同的意義，它們對于外人來說，沒什么重要的，卻是當事人崩潰的一個崖口，是某種非常必要的緩慢被無限拉長，或者一張繃緊的紙被突然刺穿。世界卻因此有任何變化——這是一個殘忍的事實，也是小說張力所在。

因此，文學性恰似喝酒的每個夜晚。它讓人變得遲鈍與緩慢，又讓人敏銳得如同一根能刺穿世界的銀針。

【評論】

何處重建“詩意的世界”

文｜ 金理 吳天舟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在“90后”作者們的成長歲月里，王小波的這句話（見《萬壽寺》）漸漸如格言般廣為流傳。這句格言和“90后”的成長未必直接關聯（王小波的忠實粉絲，應該是“90后”代際之前的讀者群體），但是前者如讖言一般，規定了后者的生活難題與寫作難題。

“停車，關掉車前燈。銀河猛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像一條無比厚重而狹窄的毯子，在寬大的天幕中散發著溫和、迷離的光暈，車內的空氣似乎因此變得稠密、難以呼吸，幾乎不再透明，這讓我們緩了好一會兒。”——這是國生有意在《天空晴朗》中安排的“詩意世界”。這一天，一個出租車司機（“我”）和一個電臺節目主持人（米米）萍水相逢，他們開車出了市區，拐進灌木叢生的土路，在路的盡頭，終于抬頭仰望銀河……請注意，《暫時》中的“她”——一個“時常覺得沒有意義”的女孩，和她的男上司同樣離開了平時生活和工作的上海，來到杭州郊外的景區……總之，暫時放下工作，從都市叢林中逃逸，在一個日常生活秩序的“脫序”時刻，終于迎來了“詩意”。

“生活在別處”，真的么？至少國生并不相信，甚至時不時給予反諷。《天空晴朗》中的“我”，曾和妻子為了抵御長時間的冷戰而一起去了西藏，這個地域符號在小資和青年人心目中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但是小說告訴我們，那個“遙遠的地方”非但不足以成為意義重建的家園，反倒變作創痛的根源。此外，國生這兩篇小說都涉及到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他似乎迷戀于這種關系的聚合、中斷、緊縮與延長，但同時又對建立在上述關系之上的小共同體不抱希望。極有意味的是，國生在男人與女人的關系中，都設定了一個“性”的中止時刻，他們逃離到“脫序”之地，心跳加速、擁抱、接吻，但突然中止，“什么也沒發生”。“脫序”終結，日常秩序與理性重新回歸。他們的欲望在原該爆發的瞬間被無一例外地梗塞住了。為什么詩意世界的淪陷伴隨著欲望被閹割，為什么這一代人沒有欲望？

問題不僅僅是意義重建的不可能，而是，在這一代（并不只是指“90后”，也包括《暫時》中的“他”，受困于相同的歷史與現實的群體）看來，“意義”沒有辦法在日常生活、工作環境和社會現實中落實。與欲望一起消逝的，還有焦慮感。焦慮是通過與現實處境持續的緊張對峙來艱難摸索一種自我確立的主體力量，是“作家主體通過文字與世界發生關聯時承受的障礙所致，是心靈的想象與現實境況相互磨蝕的結果，在有些情況下正是人不放棄追求主體力量的證明”（宋明煒：《終止焦慮與長大成人》）。而以國生筆下為代表的這些人，當個人—社會/歷史之間的整體關聯被擊碎之后，與現實處境的緊張摩擦已然停歇。而創傷永遠是“個體的”（《《天空晴朗》中的喪子之痛》，無法在社會結構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中辨析其根源。同樣，幸福與“詩意世界”早被認作無法在“此岸”中被召喚出來，“詩意”只是綻放于偶然的“脫序”時刻，且搖搖欲墜。總之，個體根本提不起興致——這就是《暫時》中那位女孩的生存狀態：“太容易覺得別人愚蠢”，她的優越感來自于一種“早已看穿”的執念，又“時常覺得沒有意義”——來與現實世界展開協調、對抗等諸種關系，更別提“欲望”了。這是生命力與主體力量衰頹的癥候。

真的永遠如此么？國生在創作談中給這代人留了自畫像——“我們理性、勤奮、沒有歷史，也導致我們死氣沉沉，從不失控，卻囿于一種無意義的‘持續的不快樂’之中”——如此沉痛的自剖其心之后，會不會是一個新的起點？

金理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現任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發表作品，出版有《一眼集》等學術專著四部，曾獲《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

吳天舟

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主攻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作品鏈接】

《溫室效應》原創首發

《天空晴朗》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2期

《暫時》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