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金宇澄，戴顯婧攝影

預言

我在想，我不是一個預言者，可我曾經預言過，并且事后被標注為準確預言。

當初，時任《收獲》執行主編的肖元敏把金宇澄的長篇發給我，而我迅即讀完，抑制住內心的喜悅，給作家發短信強烈表達“我要做責編，即使以后不算我是責編”的時候，《繁花》還不叫《繁花》，它曾被金宇澄喚作多個名字，比如“上海阿寶”，后來確定為《繁花》，2012年《收獲》長篇專號秋冬卷出版時，以程德培和西飏的兩篇評論同時隆重推出，這在《收獲》，是一種從無前例的做法。

當時我對老金預言：即使評論家不關注你，這部作品必定會口口相傳。在2013年的元旦，我的學長、上海文藝社的社長打電話給我，順問：有什么好小說嗎？我熱烈地推薦了《繁花》，“賭”上我三十年的編輯經驗，說，這絕對是一部好小說。記不得我向多少人講述小說中的那些人物，那些細節，因為它們如此鮮活地被我記憶著……《繁花》合同上寫著開印8000冊。我覺得不擔心：會加印的，我說。當它的印數過了5萬冊時，書的責編鄭理給我打了電話，說，謝謝你推薦了一本暢銷書。然后，在送評茅盾文學獎時，它的印量超過了30萬冊。在所謂嚴肅文學作品里，相信這是不多見的。

在2012年的6月，我讀到了金宇澄的長篇散文《碗》（刊載于《鐘山》），開頭就讓我非常驚艷：那對情侶在大楊樹下爭執，僵持，糾纏……一場死亡的開幕，生命消隕，帶給知青同伴的恐懼，在金宇澄的筆下，被描摹得盛大而蒼涼，仿佛一幕又一幕的電影畫面，諸如“他們是戀愛的反面，全憑內力與命運的驅使，只活在對方的視野里，周圍的一切都成為虛幻，這是一種異常的對立與粘連”這樣的精辟概括則比比皆是。

我以為，金宇澄的非虛構里，充溢著小說家筆法，這是一種文體的自覺和清醒，透著精心和講究。但更重要的，是其中思想的力量。他對知青年代的反思，對那段生存的展現和認知，讓我覺得超出了我所讀過的同題材的作品。

一段時期里，在食堂的飯桌上相遇，我對老金的提議都是：接下來寫一部非虛構吧。他微笑，不點頭，再講一個故事，那顆大鍋里煮過的后來做了醫學標本的“熟人”頭顱和骨架，宛如就在骨碌碌地滾，老金講故事的用語非常簡約，戛然而止，依舊畫面感極強。

經驗

作家的創作，許多時候并不會完全超越他的經驗范圍，無論時間還是空間。

我曾問過老金：你是《繁花》里的誰呢？他說：阿寶。我由此知道，他的父親曾牽涉潘漢年案。是“淪陷”時期中共的情報人員。

2015年初，我收到了《一切已歸平靜》的PDF，刊載在《生活》上，因為我每天做《收獲》的微信公號，金宇澄經常給我分享他的作品。

我第一次看到了金宇澄的父親和母親的照片，他們的青春時代的影像，俊逸而美麗，“那時他們年輕，多有神采，凝視前方的人生，仿佛無一絲憂愁，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一對。”（金宇澄）。

而他們的故事，是一個激蕩的大時代的隱秘情節，信仰和犧牲，驚心動魄，但從未被正面書寫。或許，是這段歷史長久地被單一化、模式化的書寫損害，或許，是正在被遺忘。

我尤其難忘的是文中對監獄生活的描摹：“監室走廊里每天擺有外來的餛飩擔，也有賣小籠、春卷、蛋炒飯、大肉面以及‘包飯作’攤檔，收受各類鈔票或細軟，付了賬，或一個銀假牙，小販遞進鐵窗一碗三鮮面……記得一個身披獺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氣揚進監，出手闊綽，常常拿出鈔票和首飾，從外面大館子里叫菜，叫熱毛巾揩面，終因缺少社會朋友幫助，日漸懂得討價還價，銖錙必較，數零錢吃餛飩面，吃廉價蓋澆飯，最后無錢可拿，一件一件剝下衣衫，以得充饑，沒有接濟，坐吃山空，最終饑寒而亡，死時蓬頭垢面，僅穿一套底衫褲，如縮斃街頭的乞丐。”

《收獲》主編李小林看到了《收獲》微信公號上推送的這篇文章，讓我約金宇澄為我們紀念抗戰的專欄《說吧記憶》撰稿。老金說：我想說的，已經寫完了呀，再想想。

這時，我收到了朋友程兆奇的論著，他是交大東京審判中心的主任，其中有一篇論文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他在搜集東京審判記錄時發掘的，是日本警視廳特高一課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9月至次年1月對李德生十六次法庭調查的記錄。事涉“中共諜報團”案，是德裔蘇聯情報人員佐爾格（Richard Sorge）在日本暴露被捕后連帶牽出的案件，李德生在調查中全部招供。

我敏感到這篇文章講述的案件，和金宇澄的父親有關，就拿給他看。果然，是一個案件。其中涉及到的程和生，就是金宇澄父親掩護身份的“假胞兄”。而金宇澄的父親也因為此案，坐了日本人的牢，汪偽的牢，建國以后，還是坐牢。延至1979年，才解決歷史問題。

然后，金宇澄交由2015年第5期《收獲》發表的，是一篇4萬字的長文，最初叫《我的黎里》，后來叫過《紅羽》，再然后，刊發的時候叫做《火鳥——時光對照錄》。那個曾經叫做維德的青年，他的前世今生，舊時的大家庭漸趨衰落，他從黎里小鎮走出，抗戰前夕加入中共秘密情報組織……細細描述作用于他們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歸海，最后合力于他們的走向。雖然枝蔓繁亂，如作者所說，不過海上冰山一角，更多的部分幽暗，隱沒。

現在，我的面前擺放著的這厚厚一本非虛構敘事集，《回望》，我忍不住去想，它是什么時候叫做《回望》的呢？回望，很樸素的一個動詞，似乎低到塵埃里的姿態，但那是要經歷怎樣的傷痛與滄桑，才會擁有的澹泊澄澈的覺悟？我會想到弘一法師離世之前寫下的那四個字：悲欣交集。

標題，許多時候其實指示著彼岸，當彼岸太遠或者太渺茫的時候，需要有一個引渡——那些努力的尋找，檢索，拼貼，接近真相，重塑……道路曲折，彼岸終會浮現在天際線處。

讀《回望》，再回望《繁花》，看見那些背景和聲音。才知道那些你以為是想象和虛構的地方，恍然竟是真實的摹寫。

金宇澄父親所攝太湖照片及背后小詩，一九四八年

胎記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福柯的這句話反復被引用。一切歷史也都是個人史，這句話也經常聽人說。

也許歷史，就像金宇澄的一塊胎記，也許一輩子都放不下，丟不掉。這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也是一個解構的過程。

非虛構作品，標簽就是真實，但并不是標榜為真實的敘寫，就天然地成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都具備力量，難的是要賦予真正嚴肅的思考，否則就不免瑣碎。《回望》做到了這一點，豐富的材料，描摹出歷史的現場。一個別樣的歷史現場。對那個公認和共識的大時代，發出別樣的評判，甚至是一種挑戰。作家刻意保持了三段記憶之間的某些差異，就是要保留那樣一種“在場感”。

《回望》所敘述的歷史，是從中國深邃黑暗的歷史深淵中生長出來的，是激烈而動蕩的，金宇澄寫出的父母一輩，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抉擇，不是大時代的點綴，他們就是鳳凰涅槃，是劇烈的疼痛，卻一直被忽視的存在。但所有真實的生命，都不應該被漠視，甚至曲解。

這需要一種知識分子的立場。這是對宏大歷史的解構，對所謂歷史進程的重新敘述，對“謊言”的剝離。而當一個人穿過眾說紛紜的歷史，歷史因此帶有個人的溫度。而把那些被無情泯滅的生命從歷史的謊言中打撈出來給人看，又是多么的艱難。

緊張的情節扣人心弦，風情民生豐富可感，讀到文中，父親“文革”期間被帶走，獨自囚禁在小樓里，日復一日，寫交代材料，聽見窗外傳來小販的叫賣聲，才恍然知曉，自己被關押在離家兩站路的地方；而母親從家書里寫到的那一聲驚雷，恍然察覺離家“長期學習”的父親，就在上海……不禁潸然。

時時感受到兩種氣息的強烈涌動：既炙熱，又悲涼，徹骨的悲涼和孤獨。

自覺

金宇澄一直是對文體高度自覺的作家。在《回望》里也是。

首先是材料的運用。一般所見，都是敘述中，以引號帶出某某某文如何說——上下文連接，而金宇澄的引文是截斷式的，直接跳接到 “出處”，然后展開，疊加。這樣一種材料的接駁方式，就像一種檔案檢索，更像是各種背景聲一起涌入，書信，筆記，照片，交待材料……一個問題盤帶出一個問題，一個線索盤帶出另一些情節，幾乎是以一種眾聲喧嘩的方式，自由地四面八方地呈現大時代里那些豐富的細節，這個非虛構的文本，由此成為一個開放性的結構。

以小說家筆法來構筑非虛構，我們所讀到的，就不是感情的習慣性分泌，而是做了充分的文學化的表達。它才會獨立成為一種文學的參照物，比個體的生命存在更長久。

即使是看似閑筆，也饒有趣味：“我祖父五歲時的某個深夜，一伙強人奪門而入，捆綁了太祖母，將家中所有的金銀洗劫一空。所幸她還留有窖銀，待到幾個傭人挖出了裝元寶的地缸，卻發現缸里全部是赤鏈蛇，太祖母立刻就哭了，她知道，金家要敗了。”

很長時間里，我的案頭都放著《火鳥》的一份份校樣，郵箱里有著來自金宇澄的一封封更改郵件。現在拿著《回望》，看到里面那些照片，書里那些忽然縮小了的毛邊的似乎散發原件氣息的紙片插入，褪色的信件、手跡、畢業證書，像是夾進去的一封信，卡片……不由得想起《繁花》出書之前，因為《收獲》發表時刊發了作家手繪的地圖，有天我開玩笑說，你和一個攝影合作，比如寫到那個消失的教堂，就旁邊勾勒出建筑的廓線，像鋼筆畫。過了些日子，我看到的一疊畫稿，驚喜而至于驚異，那之前，我從來不知道老金會畫畫。畫的這么有意思。

在這部非虛構里，作家對人物的描述就像一種閱讀，照射在上面的光線的變化，精雕細刻的描摹，出入內心，綿綿不絕。這些記憶，就像一個有機體，不斷地膨脹，成長。

金宇澄記下了父親在《日瓦格醫生》書上寫下的一段話：“……反映當時的動蕩，饑餓、破壞、逮捕、投機分子和知識分子的沮喪，都是事實，但作家們的任務是什么呢？知識分子決不是沮喪和黑暗的。”金宇澄也說到死亡，“終也有一天，將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連帶記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生是在周而復始替換這些印象中，最后徹底死去的。”

所幸的是，這本書，是回望，也是凝視、對視，和對父輩存在的證明。因為這樣的證明，雖然只是海上冰山一角，卻注定不會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