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作者簡介】

周愷，1990年生，四川人，電臺主持，處女作《陰陽人甲乙卷》發(fā)表于《天南》，作品散見于《青年作家》《山花》《作品》等刊物。曾獲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創(chuàng)作談】

業(yè)余

文| 周愷

20歲，我突然開始讀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是第一本，我在扉頁上抄了一些句子，例如“一個成熟男子的標志是他愿意為某種事業(yè)卑賤地活著。”我是在宿舍關燈后，打著電筒讀完這本書的，有個舍友還沒睡，我起身看了他一眼，我認為自己和他不太一樣了，我窩到被子里，像個女人一樣地偷偷抹眼淚。事實上那位舍友是無辜的，除了扉頁上的那句話，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我依然不知道如何準確地哭泣。

21歲，我的書單越來越長，里面有韓寒和李承鵬、也有陳忠實和馬原、還有李劼人和沈從文，我像鉛字里的一條寄生蟲，啃噬尤物或者病軀。納博科夫，也可能是阿乙或者卡薩雷斯帶給了我創(chuàng)作的沖動，我認為我能接近他們，或者寫得比他們好。我用了一個星期寫完提綱，然后被推薦到四川電臺實習，實習第二天，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領導把我從直播間趕了出去，走出大門，我又把手機掉在了出租車上，倒霉而又荒唐。我只好回了樂山，當了一個蹩腳的播音員，沒有用手機，也不說方言，刻意把自己和世界阻隔開。我寫完了第一篇小說，把它投給了《天南》，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光頭男人，像婁燁，也像歐寧。

22歲，我接到了歐寧的用稿電話，去了兩趟北京，一趟是參加《天南》的發(fā)布會，另一趟是去見一家出版社總編和一位意大利作家，我又寫了幾篇小說，分別發(fā)表在《山花》和《天南》上，年底，《周末畫報》年終特刊采訪了我，特刊的標題叫“新銳亞洲”，我以為我快成名了。這設想是不切實際的。我在樂山電臺開始正式工作，隨時面臨著被解雇的危險，那陣子，我先是住在鄉(xiāng)下的房子里，坐第一班車到單位，坐最后一班車回家，老家正在開發(fā)，修路和建廠讓它很快頹敗，父母以為我踏穩(wěn)了腳跟，就把鄉(xiāng)下的房子賣掉了，我們寄居在親戚家里，我學會了抽煙。

23歲，出版小說的計劃泡湯了，我的寫作停滯了，我迷戀上了一些絕望的小說（或者我認為它們是絕望的）——《太陽照常升起》《局外人》《青春咖啡館》《都柏林人》《荒野偵探》《跳房子》《鱷魚街》。那一年的4月19日，睡前，我翻開黛布拉?布魯姆的《獵魂者》，第一句話是“沒有人看到那女孩的死”，第二天一早就地震了，我被晃醒后，趕到單位，然后被派到雅安采訪，我差點死在了那里，我站在一座橋上，余震來了，石頭簌簌地往下掉。回來后，我寫了一個失蹤的女孩，她在地震前失蹤，地震后，母親為了領到撫恤金，偽造證據(jù)，讓女孩的名字添加到亡者名單中。單位批了我一個月的假，也不再考慮開除我，我去了西藏，在那里遇到了我后來很多小說的主角。在絕望中，同事接納了我，我搬了新家，學了駕照，談了戀愛。我記得，我讀到博爾赫斯的一句話——事情都發(fā)生在那另一個叫做博爾赫斯的人身上——興奮不已。

24歲，《天南》宣布停刊，我的很多小說都沒有辦法再發(fā)表，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了讀者，我開始嘗試一些新的敘述方式，反省敘述者的身份，我讀了一些作家和詩人的自傳，并認為那是他們最精彩的作品。我拿了幾個廣播作品獎，有音樂類和新聞類的，被編到了體制內(nèi)，偶爾也有辭職的沖動，但不是因為寫作，而是因為在節(jié)目里念錯了字音。歲末，一個一同參加工作的同事離職了，我很慶幸。

25歲，我愛上了詩歌，寫了一系列關于詩人的小說，其中一篇題目是《惟有詩人能上天堂》，主角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記者，這篇小說拿了一個獎，評委寫到：掙扎和逃離構成了這個世界的主題。我的閱讀興趣轉(zhuǎn)向了語言粗礪的作家，丹尼洛?契斯、哲邁勒?黑托尼、約翰?班維爾、貢布羅維奇還有基羅加和愛倫?坡，我意識到，有些小說，我永遠也學不來。那個離職的同事患了白血病，我又見過她一次，她的男友和她分手了，她臉色蒼白，也許她離職前就檢查出來了，也許她臉色一直不太好，我很慚愧。

26歲，我懷念20歲的純粹。

【評論】

周愷的敘事機關

文| 吳天舟 金理

《身份的背叛》可以代表周愷目下文學探險的大致風貌：文本的整體由幾段皆染上神秘的片段拼合而成，對具體時間和真實細節(jié)的標示被收攏于有意扭曲錯置的敘事線中，虛實的合縱連橫里繁復地糅合進詩歌、怪談與看似言之鑿鑿的歷史鉤沉，而作者真正的興味卻或反指向那極度純粹的追問——關乎書寫的意義，書寫者同世界的關系，乃至關乎詩性本身。

小說可視作四個故事組成，作家茍南的故事充當著敘事的主干，這也同時是文本里意旨相對最為明透的區(qū)域。借由這位因敏感作品的查禁而墮入精神困頓與自我放縱的寫作者的遭際，題名“身份的背叛”獲得了直接的呼應——既是社會法則對知識分子理想保護者身份的背叛，又是寫作主體對文學信念與道德責任堅守者身份的背叛。對喪失的刻繪潛藏著彌合喪失的希冀，在周愷這里，實現(xiàn)這一憧憬的索求牽絆出了其余的三則故事碎片。

首先的枝蔓來自香兒，這位一無所有的女性歷經(jīng)了遠比茍南更為艱困的坎坷：未婚夫被日軍殺害自己卻蒙受夫家下流的謾罵，為和尚性侵的悲劇下竟閃現(xiàn)母親有意的策劃，在香兒身上，民族、性別與倫理的壓迫匯于一端，但苦難卻反倒替弱者生命的遒勁錄下證言，正如其臨終執(zhí)念所宣告的，這是個為愛癡狂的“蕩婦”。另一股線索帶出胡楊。這縷支線的語句堆滿了佶屈的精神分析符碼，盡管胡楊僭逾人性的行舉應予以更為詳致的破譯，但其刺穿“怯懦與卑鄙”的復仇仍在心悸之余釋放出某種惹人迷醉的血性。最后的拼圖由茍衛(wèi)君構成。這是一個始終臥床、奄奄一息的病患，只會用“金魚冒泡”般無力的聲響與超現(xiàn)實的抽象畫作自我表達。但穿梭于真?zhèn)坞y辨的文字間，茍衛(wèi)君崇高的另一面向卻浮上水表———一個恪守信諾、為茍南甘當了一輩子替身父親的緘默英雄。表面上看，這三段故事間的聯(lián)系多少難脫散淡，然而它們又借助主人公某種程度上的背叛者身份（香兒之于被取消主體性的從屬地位，胡楊之于藏污納垢的鄉(xiāng)土社會，茍衛(wèi)君之于家族在誤解和災難當口一以貫之的逃避血統(tǒng)）構成了一組彼此映射的星群，并以其光華照射出了茍南精神力量的匱缺與渺小。另一方面，這三則故事又均帶著明顯的虛構痕跡（香兒的故事橫跨引號內(nèi)外，胡楊的故事被譜作小說，茍衛(wèi)君的故事則由夢與煙霧勾勒），而所有的虛構又皆好似出自茍南的手筆。假使我們將這一制造虛構的欲望理解成茍南掙扎地精神救贖，那我們便會知曉，這位看似一蹶不振的“背叛者”其實從未放棄喚醒自身的努力。文末茍衛(wèi)君的葬禮上，茍南陷入一言不發(fā)的沉思，或許此刻，這位心靈遍體鱗傷的寫作者已通過養(yǎng)父的死再度回到拉康意義上的鏡子面前，回到那個絕望卻永不放棄地試圖達到鏡中理想自我的瞬間。不過，倘若我們進一步推敲茍南（或許也是周愷）自我復建時所意圖激活的資源，我們便會注意到，茍南的致力方向緊密地捆綁于野性、女性、鄉(xiāng)土等意象。這一想象方式在思路上頗為接近學者周蕾所謂的“原初的激情”，可正如周蕾所指出的，原初激情反映著文化危機后民族價值的焦慮與自我的追尋，但作者的這一塊壘在折射內(nèi)在需要的同時亦無可回避地煥發(fā)著虛幻的實質(zhì)。在此意義上，對饑荒歲月那個并置了交媾與災厄、新生與死亡的場面描寫尤其富有意味，縱然是肆無忌憚的狂歡，在周愷這里，卻依然有一股危險的陰氣籠罩其上。

周愷作品遍布著玄奧的機關（比如《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中那些時間節(jié)點，意味著什么？）設若將書寫與閱讀的關系比作一次圍繞智慧的角力，坦白地說，我們已在這場較量里敗下陣來。面對周愷這般奇異的寫作者及其實驗性的創(chuàng)作風格，我們很難透過他有意打破常規(guī)的敘述方式重塑意義明晰的圖景。對讀者而言，我們解讀的功用可能僅僅在于對這些易為主流忽視的文字之值得細品的強調(diào)本身，盡管同時我們亦不免舉棋不定——如此帶有鮮明技巧演練色彩的嘗試究竟會在日后轉(zhuǎn)化為突破人們寫實主義閱讀陳規(guī)的道標，抑或?qū)椭颇切┙K為形式反噬的文壇往事？

金理，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現(xiàn)任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在《文學評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發(fā)表作品，出版有《一眼集》等學術專著四部，曾獲《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

吳天舟，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主攻方向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

【作品鏈接】

《身份的背叛》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3期

《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3期

《偽裝》原刊于《山花》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