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遠山的呼喚》

《家族之苦》

《東京家族》

《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

《寅次郎的故事》

提起日本國寶級導演山田洋次，給一代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要數上世紀80年代他拍攝的《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黃手帕》、《遠山的呼喚》等影片。50多年來，他一直堅持關注普通百姓的生活，柴米油鹽、喜怒哀樂盡在光影，令觀看者笑中帶淚。

2016年年底，85歲的山田洋次來到北京電影學院，與現場莘莘學子分享自己寶貴的一線經驗與創作心得，同時也為他的作品《家族之苦》被黃磊翻拍成中國版前來探班。

山田洋次曾多次到中國進行電影交流，而這一次，因為年齡原因有可能是這位耄耋老人最后一次的中國之行。

每一部完成那一天自己心里都充滿不安

日本導演山田洋次是個傳奇，85歲了仍然創作力旺盛，更難得的是作品高產之外，還能保持著一貫的高水準，其新作《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今年還代表日本報名參加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雖然最終未能獲得提名，但影片依舊力道十足，毫無暮氣。

可是，傳奇的山田洋次導演內心很孤獨，因為，那些與他一起歡聲笑語與他一起打拼電影江山的老朋友，絕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雖然仍有“山田組”與他在一起拍片，但并不能替代老友故去的傷感。也因此，日前山田洋次做客北京電影學院，在談到高倉健時，山田洋次說高倉健的背部很柔軟，當翻譯在翻這句話的時候，沉默下來的山田導演表情落寞，垂在腿前的左手一直輕輕拍動，像是在輕撫高倉健的背部，讓人覺得有些心酸。

山田洋次是一個道盡日本人心事的電影大師，有“喜劇山田”、“庶民劇大導”之稱，被稱為“日本人心靈的代言人”，高產的他已經導演了85部作品。

中國觀眾對于山田洋次的了解，始于上世紀80年代《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黃手帕》和《遠山的呼喚》在中國的放映。家長里短的戲表面婆婆媽媽平淡無奇，可是山田洋次卻能幾十年將其拍得笑淚結合，讓人心生強烈共鳴。

此次，山田洋次來京的一個原因，是他的作品《家族之苦》被黃磊翻拍成中國版，名為《麻煩家族》，這是黃磊進軍導演界的首部電影，黃磊說自己是山田洋次導演的粉絲，“在他的電影中學會面對苦難，學會快樂”。

在黃磊看來，山田洋次拍的那些家庭戲，就好像是發生在自家小區的故事，“看過《家族之苦》原版之后覺得沉睡在心底的東西被喚醒了，所以決定當一回導演，特別珍惜這久違的第一次”。而85歲高齡的山田洋次不辭辛勞飛臨北京，親臨劇組探班最后一場戲的拍攝。

陪同山田洋次一起來北京的日本松竹電影公司的大角政還透露了一下“私心”，他說山田洋次導演的《家族之苦》第二部已經拍完，將于2017年5月在日本上映，他希望《麻煩家族》能夠大賣，這樣黃磊就可以拍第二部，那么山田洋次導演就不能停，要繼續拍三、四、五、六、七……希望山田洋次導演可以永遠拍下去。

對于自己的高產，山田洋次導演并不得意：“好導演不是拍的數量多，而是有好作品，名導演拍的作品都很少，我只是日子長了，拍著拍著就多了。”

山田洋次說盡管自己拍了80多部電影，但是每一部完成那一天自己心里都充滿不安，“那一刻我常想這部片子真的拍好了嗎？我經常在想，我想把它重新拍一遍。”

電影大師黑澤明曾經說將這個鏡頭與那個鏡頭剪切粘接在一起的感覺，是一種變魔術的感覺，這種見解讓山田洋次感同身受，他說自己是快80歲時才懂得拍電影，懂得黑澤明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燒陶瓷時，在窯中高溫烤的時候陶瓷會發生窯變、發生神奇的顏色變化等。拍電影，尤其是后期的剪輯工作，特別像燒陶時的窯變過程。因為這個鏡頭與那個鏡頭，有不同的顏色在里面，但你通過將這個顏色和那個顏色、這個鏡頭和那個鏡頭剪接在一起的過程，在你所不知道的情況下，已經發生了窯變。它出來的是你不曾想象過的一種新的顏色、色調或是情節。”

山田洋次對現場的北京電影學院學生表示，拍電影沒有捷徑，在學時期一定要大量涉獵經典影片，將部分打游戲的時間轉移于觀影，而在做了導演后，一定要非常投入地去拍電影，整個劇組的所有人都要全身心投入去熱愛電影。“要有一顆虔誠的心去祈禱你的電影一定能拍成一部好的電影，要用這樣一顆誠摯的心去面對你的電影，每一步都這樣去做，最終可能你會得到一個美麗的窯變結果。”

“當導演是命運，是導演這個職業選擇了我”

山田洋次導演可以說是與中國最有淵源的一位日本導演，小時候，由于父親在南滿鐵路公司工作，他在中國東北生活。父親愛看電影，時常帶他散步時順便就去看場電影，山田洋次在其《我是怎樣拍電影的》一書中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看電影的心情：“每當走到電影院門口，父親停下腳步注視廣告或劇照時，我總是緊張地查看著父親的表情，心里催促道：‘快進去吧，快進去吧。’每當掀開電影院的門簾，走進一片漆黑的大廳時，我會產生一種整個身體像被吸進了另一個世界，緊張得直打冷戰的愜意之感，使我念念不忘。”

雖然喜歡看電影，但是山田洋次1954年進入松竹電影公司投身影壇卻并非為了實現什么電影夢。山田洋次回憶說，年輕時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知道自己不喜歡做什么，比如不想當官，不想當一般的公司職員被束縛。那之前他與電影界的接觸就是曾在大學時代參加過電影研究會，接觸過一些電影節人士，覺得他們性格爽朗，情緒樂觀，“我想，如果將來能在這些人的圈子里工作該多好啊，這種模糊的憧憬成了我從事電影工作的動機。”

日本戰敗后，山田洋次從中國回到日本，生活變得窘迫，經常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進入松竹公司，山田洋次說領到飯票，到了食堂看到盛得滿滿的大碗米飯，頓時感到一種由衷的幸福。

在山田洋次看來，當導演是命運的安排：“因為在我當學生的那個年代，日本有很多電臺、出版公司，電影公司也特別多。我就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也去很多家電影制片廠參加他們的考試，我當時只不過碰巧去考松竹，并有機會能夠進入其中。如果我當時是去考一家報社或電視臺，也許后來我就成為一名記者了。所以不是我去選擇當導演，而是導演這個職業選擇了我。所以我想，如果一開始就樹立一個遠大的目標，萬一達不到那個目標還挺傷不起的。如果說每一天你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的話，那個目標就會自動走到你的旁邊。”

在與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交流中，山田洋次更是提及了日本電影巨匠小津安二郎生前曾說過的一句話：“我是賣豆腐的，所以只能做豆腐。”他說，“賣豆腐的人至多還可以制作各類豆制品，但除此之外的事絕對做不了，對我來說，電影也是這種意義的快樂。”

山田洋次來過中國很多次，可是他說這次由于年齡原因，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來中國了，聽著讓人傷感。而在回憶老友高倉健時，他透露，為了保持饑餓和清亮感，高倉健拍攝《遠山的呼喚》時從不吃早餐和午餐，等到整部戲殺青時才恢復正常飲食。高倉健帶著個人特色的經典冷峻表情，實際是一種帶饑餓感的眼神。在座的霍建起導演也表示：高倉健來中國拍攝張藝謀《千里走單騎》（2005）時，在一遍遍來來去去的反復拍攝過程中，即便大部分工作人員都逐漸嫌累坐下去的時候，他始終是堅持站著。

2013年在著名導演大島渚的葬禮上，山田洋次曾說：“同代人的去世讓我覺得很寂寞，不平靜。”而另一方面，2004年，山田洋次獲得了“黑澤明獎”——日本電影的終生成就獎時，他表示，如果獎項意味著自己電影生涯的結束，就是最大的悲傷。“黑澤明83歲時仍然在工作，我相信以后我也會有很多好的作品”， 所以，高齡的山田洋次導演能繼續拍攝下去，就是影迷莫大的福分。

喜歡用喜劇手法描寫現實，努力描繪人的樣子

80多部作品中，山田洋次導演大多集中于家庭和反戰題材，他的電影主人公也多是小人物，就算是反戰片，也會從普通家庭生活入手，把嚴肅的主題融入日常化的情節中。

山田洋次的視角，顯然與其經歷密不可分，山田說自己在學生時代看過一部意大利電影，講一家人遭到法西斯軍隊的圍追，父母帶著三個孩子翻過阿爾卑斯山、逃到山的那一邊的故事。“當時我還是一個學生，但我清楚記得我看了這部電影后心里的那種不安，那使我想到：如果我是一家之長，在全家命運面臨危機的時刻，我能否帶領家人共渡難關呢？當時我就想，如果一家人平時相處得非常融洽的話，在危機時刻，一定可以擰成一股繩，可以發揮一家子的力量。這就是家人。”

山田洋次表示，自己在中國度過的兒童時代，以及作為難民回到日本后的少年時代，他所經歷的這些體驗和他大學時代看到的這部意大利影片所反映的場景交匯在一起，成為他創作以家庭為主題的片子的一個最大背景：“我后來在這種體驗的基礎上，作為它的延長線拍了很多部以家人為主線的電影，這和我少兒時代的體驗密不可分。我想這不光是中國、日本這兩個國家的事情，也是一個全球共通的主題。”

至于人們關心的為何山田洋次導演總是有層出不窮的可拍攝素材，山田洋次導演給出的答案就是留意觀察生活，他舉例說，他的孩子在上小學二年級時，一次對他說：“今天我拍了X光。”“我便問他：‘結果如何？’‘醫生說準備好，要拍了，所以我做了一個笑臉。誰知醫生又說，拍X光用不著做笑臉。’聽了孩子這番話，我邊笑邊想：這個笑話也可以用在寅次郎身上吧，我就是這樣把日常生活中所發現的事情以及與攝制組成員閑聊時偶然得到的啟發等儲存在自己的記憶倉庫，然后把這種經過發酵的東西用于創作的。”

山田洋次平時喜歡聽落語（類似中國的傳統單口相聲），他的電影也總是讓人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對此，山田洋次說自己喜歡用喜劇性的手法描寫現實，“現實生活的人大多有喜感，即使很嚴肅的人也有這一面。”而有趣的是，讓大家開心的長壽系列《寅次郎的故事》，山田洋次開始并不覺得寅次郎好笑，“我當初覺得《寅次郎的故事》并不可笑，結果電影院里觀眾的笑聲不斷，很讓我意外。”

在山田洋次看來，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就很有喜感，“比如有人自覺優秀嚴謹，而旁人換種視角去看，就會發現他身上的喜感。人的本性中就有這樣的層面，既現實又可樂。所以，真實性當中就有喜劇性。喜劇從來都被看做是二流、三流的東西。但是前輩說過喜劇是很難的東西，發現人類所有的有趣時，人就會發笑。無論怎樣，我都會努力描繪人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