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文藝，是大地的事業(yè)，是從大地里生長出來的。文藝工作者只有扎根生活的土壤，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把生活琢磨透、理解透，才能創(chuàng)作出激蕩人心的作品。這是文藝創(chuàng)作顛撲不破的真理。

本版約請六位名家講述他們五年來的創(chuàng)作心路，結果發(fā)現，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對大地、對生活，都有著孜孜不倦的探尋與思索，他們把自己的文藝生命與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人民，緊緊聯系在了一起，他們的創(chuàng)作因而不斷煥發(fā)新的光彩。今天，本版專輯推出六篇文章，借此祝賀第十次文代會、第九次作代會在京成功召開，并祝愿中國的文藝事業(yè)蓬勃發(fā)展，從高原邁向高峰。

——編 者

留住我們的鄉(xiāng)愁

馮驥才（中國文聯副主席）

這些年我主要做兩件事，一個是民間文化遺產搶救，一個是傳統(tǒng)村落保護。近來尤其是把精力放在后者上面。這里面千頭萬緒，有太多的實地調查與資料整理工作需要做，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收獲。我們的團隊奔走在田間鄉(xiāng)野，所從事的工作，是個細活、苦活、不會吸引太多目光與掌聲的活兒，但也是接地氣的文化工作，是富有時代與歷史意義的大事，是這一代文化人義不容辭、必須要干的活兒。因為不管是民間文化遺產搶救，還是傳統(tǒng)村落保護，都處在一個動態(tài)的環(huán)境之中，它們隨時都在變化，隨時都可能失傳或消亡。因此，我們的工作確實是在“與時間賽跑”，等不起也拖不起。

前兩年我遇到一件事。在浙江的紹興與寧波之間，有一個山間小村落，因為要修水庫蓄水，整村都需要搬遷。那是一個古村落，里面甚至有不少宋代的文化遺存。那里的老百姓對村子感情特別深，他們自發(fā)組織起來，把村里的好東西都搬出來了，連老樹都挪出來了，還在村中挖了幾十袋子土作紀念。村民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將村子里遺存的文物登記留檔，房子繪圖造冊，然后在政府提供的新土地上，一磚一瓦，把“老家”照原樣蓋起來。聽說這件事之后，我的內心很震撼，真是被他們感動了，我認為這就是寫在大地之上的實實在在的“鄉(xiāng)愁”！老百姓對自己家園的感情，比海都要深。這也是我們做傳統(tǒng)村落保護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后來，我們的學術團隊跑到山里去幫村民搞調研、做測量、復建村落。這不僅僅是幫助他們留住日常生活的場景，更是幫助他們留住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留住對我們民族身份的記憶與認同。

現在，我國已經公布了四批傳統(tǒng)村落國家保護名錄，入選村落達四千多個。估計最終大約有五千個左右傳統(tǒng)村落進入國家保護名錄。對于這些傳統(tǒng)村落，政府將會給予政策與資金的大力支持，使它們成為傳承文化、留住鄉(xiāng)愁的實實在在的載體。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保護這些珍貴的傳統(tǒng)村落，其實就是保護我們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載體。

近兩年來全國文藝環(huán)境迅速好轉，文藝各領域都呈現風清氣正、欣欣向榮的局勢。習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對我們的文藝事業(yè)發(fā)展具有里程碑意義。講話指出，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許多文化產品要通過市場實現價值，當然不能完全不考慮經濟效益，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fā)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我認為，這是對當前文藝界不時浮現的過度市場化與低俗娛樂化傾向的有力反撥，是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妥善處理好社會效益與市場效益的關系，是提醒文藝工作者不能淡忘文藝工作的責任與擔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畢竟，只為錢的藝術是沒有前途的，文藝如果過度強調市場，會使整個社會變得更加物欲化，文化也會因此失去高貴的品質，真正觸動人心的優(yōu)秀之作勢必難以出現。如果一個民族的文藝沉溺在享樂式與快餐式的氛圍之中，這個民族的文藝，乃至精神，都是振作不起來的。只有當藝術家摒棄浮躁之心，拒絕名利誘惑，才可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精品力作。（ 張 健采訪整理）

只寫熟悉的生活

葉 辛（中國作協副主席）

最近這五年里，我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客過亭》《問世間情》和《圓圓魂》。有的作家說，《客過亭》為中國知青文學畫了一個圓，因為寫到了步入晚年的知青的生活。《問世間情》是以長篇小說的形式，首次涉及了現實生活中的“臨時夫妻”現象。而《圓圓魂》則從還不曾有人切入的角度，寫到了歷史人物陳圓圓的歸隱去向。

乍一看起來，三本書的題材完全不同。其實，只要讀過這三本書，都會知道，這三部書的寫作，全和我熟悉的上海及貴州的生活有關。知青生涯使得我總是對上山下鄉(xiāng)那一代人分外關注，我筆下的知青，往往生活在山鄉(xiāng)、在西南、在我熟悉的貴州村寨里。《客過亭》里寫到的重返第二故鄉(xiāng)的老知青們，目的地也是山鄉(xiāng)里的客過亭。而在《問世間情》里，小說中人物所工作的單位，他們組成的“臨時夫妻”家庭，其男女主人翁，也都是來自于山鄉(xiāng)進城的打工一族。我甚至還可以透露，動筆之前，我數次去體驗生活，召集座談會的大型工廠，就是一位年輕有為的貴州民營企業(yè)家開的。

那么，《圓圓魂》呢？也和貴州有關？有人要說了，這可是歷史人物啊！

但確實也和貴州有關。

因為30多年前史學界有過一場爭論，使得我?guī)资陙硪恢倍荚陉P注：陳圓圓這位引起歷史眾多話題的女性，是否確實歸隱在貴州偏遠蠻荒的大山深處？我搜集爭論雙方的文章和材料，我實地去往岑鞏縣馬家寨，我找來了幾乎和陳圓圓、吳三桂有關的所有書籍、演義、小說和民間傳說。而當2014年新華社發(fā)出消息說，經過國家明清史專家多次考察認定，陳圓圓的歸隱地確實在貴州岑鞏的水尾鎮(zhèn)馬家寨，我受到啟發(fā)和觸動，找到了晚年陳圓圓歸隱心理這樣一個角度，寫出了長篇小說《圓圓魂》，還被愛好歷史小說的出版社推出了手稿珍藏錄音本。

梳理這五年來的創(chuàng)作歷程，無非是想說一句：我只寫自己熟悉的和體驗過的生活、有感悟的生活。2013年貴州建省600周年，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編選了一本散文集《葉辛的貴州》，似乎更能說明問題。數十年來，我為貴州寫下了約摸80萬字的散文、隨筆、小品一類的文字，我從中挑選了35萬字的文章，交給出版社，出版社又從35萬字中精挑細選了18萬字，推出了這本書。在這本以《插隊生涯》《村寨憶往》《黔山貴水》《情系山鄉(xiāng)》四輯組成的散文集中，字里行間無不告訴讀者，貴州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也是我文學創(chuàng)作的精神原鄉(xiāng)。正是在把貴州不斷地與上海進行對比觀照中，我擁有了兩副目光看待都市和鄉(xiāng)村，故而時常有靈感冒出，總有新的生活形態(tài)激起我的創(chuàng)作熱情。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說《古今海龍屯》也是這樣一部書。

生活在上海，時常地去往貴州，在沿海和內地之間捕捉生活的新意，感受新的時代風貌，這就是我五年來的心路歷程和創(chuàng)作形態(tài)。

這樣說不等于我不往別處去，深入上海的社區(qū)和鄉(xiāng)鎮(zhèn)，在祖國的各個省市區(qū)采風，甚至為參加《孽債》英文版的首發(fā)式去澳洲——只要不呆在書房里，我愿意去感受和體驗，積極到生活中去，力爭寫出超越自己的作品。

做堅硬的小石子

李雪健（中國文聯副主席）

5年，一晃而過。2011年11月25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我被大家推舉為副主席。得知這一消息時，我正在電影《一九四二》的拍攝現場，很是意外。這個榮譽很重，我的心里一直不踏實。

比這個榮譽更重的，是2014年我作為文藝工作者代表參加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并在會上發(fā)言。身為一個老百姓、一名演員能夠參與其中，是我一生莫大的榮幸。參加座談會等于在我的頭頂罩了一個光環(huán)，也戴上了一個“緊箍咒”。這是比文聯副主席、影協主席更重的光環(huán)，更緊的“緊箍咒”。

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你盡心了沒有，努力了沒有，作品是最好的證明；是否對得起這個時代，對得起這份信任，觀眾會給出最終的評價。我是一名演員，創(chuàng)作是我的本職工作，除了再接再厲做好本職工作，無以為報。

這5年，我的作品能讓觀眾有些印象的有6部。電影《一九四二》里我飾演中華民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電視劇《人活一句話》里演了上世紀20年代的縣令，電視劇《有你才幸福》里演退休工人祺瑞年，還有電視劇《嘿，老頭！》里的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劉二鐵，《少帥》里的張作霖，電影《老阿姨》里的甘祖昌將軍。此外，還有沒播出的電視劇和一些龍?zhí)捉巧Ｉ『笤俳討颍医o自己定了四條標準：一是劇本好；二是我能完成；三是劇組是一個敬業(yè)的團隊、尊重藝術規(guī)律；四是不重復自己。這些作品滿足了我的心愿。

用角色與觀眾交朋友是我的追求。這5年，從觀眾到文藝創(chuàng)作者方方面面都在發(fā)生變化，我在創(chuàng)作中也有一些思考。文學藝術產業(yè)化、商品化，就像老齡社會一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遇見的新情況。文藝不可避免地要與經濟發(fā)生聯系，但藝術創(chuàng)作必須動真格。方方面面都尊重藝術規(guī)律，才可能出來優(yōu)秀的作品。有不少觀眾喜歡《嘿，老頭！》，這部劇僅劇本改造就用了8個月。

觀眾也在變化。調查說現在的電影主流觀眾平均只有二十二三歲，我們的創(chuàng)作必須考慮這個現實。5年前電影《楊善洲》“遇冷”讓我反思：觀眾為什么不愛看“主旋律”。在《老阿姨》里，我們努力塑造鮮活的英雄形象，展現他們普通人一樣的酸甜苦辣，有不少年輕觀眾給這部電影點贊。電影是沒有“主旋律”和“商業(yè)片”之分的，所謂“主旋律”是我骨子里就想拍的電影，但光喊口號、說教、概念化，人物不真實不鮮活，觀眾肯定不會買賬。

作家用文字，音樂家用音符，歌唱家用聲樂，演員用表演，文藝工作者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都是“心靈的工程師”。如何做好這個工程師？創(chuàng)作者自己的心靈要美，才會有美的作品，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不斷地提升自己。這是每一個人從事、參與文藝工作的責任，是每一個人心里的一根弦。

在我們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沒有誰是局外人，也沒有誰是旁觀者。我們每個人都是奠基“中國夢”的“小石子”。我愿意做一粒堅硬的“小石子”，認認真真搞創(chuàng)作，好好為觀眾服務，拍出更好的戲奉獻給大家。（任姍姍采訪整理）

悲憫情懷大文章

曹文軒（國際安徒生獎獲得者）

文學圈子有它自己的時尚，大眾文學更是如此。時尚成了一望無際的燦爛的花田，人們猶如采蜜之蜂蝶，嗡嗡然飄飄然趨之如潮，唯恐那花田于瞬間煙消云散。甚至我所一向關注的兒童文學也不能幸免。某些光怪陸離的卡通、故作痞子狀的少年寫作，一副反叛面孔、一口野蠻腔調、一股深秋涼風的某些網上文學，吸引了成千上萬雙純凈而又充滿好奇的眼睛。這些圖畫與文字，最大功能就在于讓那些涉世未深的孩子陷于歡樂的瘋狂。應該看到，相比從前，人們雖然少了溫飽之虞，但也失去了心靈的豐盈和目光的深沉。在一片缺乏意義的傻笑之中，人的心靈變得蒼白，目光變得短淺。

也許，文學可以讓人們安靜下來。而能夠讓人們安靜下來的文章，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都應該有悲憫情懷做底子，是與天地共存在的感動文章。

悲憫情懷（或叫悲憫精神）是文學的一個古老命題。我以為，任何一個古老命題——如果的確能稱得上古老的話，它肯定同時也是一個永恒的問題。我甚至認定，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并把這一精神作為它的基本屬性之一，它才被稱為文學。文學有一個任何意識形態(tài)都不具備的特殊功能，這就是對人類情感的作用。我們一般只注意到思想對人類進程的作用。其實，情感的作用絕不亞于思想的作用。情感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如果一個人僅僅只有思想——深刻的思想，而沒有情感或者情感世界比較荒涼，是不可愛的。

而以上所言，正是文學可以讓我們安靜下來的理由。

當我們打開一本真正感動的書，我們會停下匆忙的腳步。一個擁有文學的人，乏味的生活在他眼中或許可以換個樣子。一個擁有了文學的人，他的行為有了彈性，語言有了意蘊，做任何事情，都會在一種境界里，總有一份難得的雅致與高貴。這個生命，遠離庸庸碌碌的平凡格調和低下的審美趣味，無論短暫還是長久，它的質量都是不可預測的。我在奧克蘭做演說的時候講到文字的意義，我說：你可將文字視為蔥蘢草木，使荒漠不再。你可以將文字視作鴿群，放飛無邊無際的天空。你需要田野，于是就有了田野。你需要谷倉，于是就有了谷倉。文字無所不能。

也許，我對文學的理解始終也不會是流行的。我的處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的心緒，常常會讓我想起兒時在田野上獨自玩耍的情景——

空曠的天空下，一片同樣空曠的田野上，我漫無目的地走著，穿過幾塊稻田，穿過一片林子，走過一汪水平如鏡的池塘，走過一座細窄搖晃的木橋……

就這么走著走著，忽然看到蘆葦葉上有一只鳴叫的“紡織娘”，我先是一陣出神的凝望，然后將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鳥喙狀，彎腰縮脖，雙眼圓瞪，躡手躡腳地走過去，但就在微微張開的“鳥喙”馬上就要捉住它時，它卻振翅飛走了。于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捉它在陽光下飛過時變成精靈樣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綠閃動著，在空中悠悠地滑過，終于飄飄然落在大河那邊蘆葦葉上。我望見先前那片單薄的蘆葦葉空空地顫悠了幾下，不由得一陣失望，但隨著“紡紗娘”的叫聲怯生生地響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覺中游走開了……

這些年來，總有這少年在田野上的感受：興奮著，愉悅著，狂喜著，最終卻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獨，甚至是恐慌。然而這不就是文學的魅力嗎？就像田野的魅力一樣，文學不可抵擋地迷惑了我——更準確地說，那些文學理念還是迷惑著我，使我無法自已。

對于我而言，我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回憶起它們時那種鄉(xiāng)愁一般的感覺，而這就是文學。

故事隱藏在路上

阿 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我喜歡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有時，我懷揣一個面目模糊的故事。這個故事來自一些人的回憶，來自塵封的檔案，或者是一些尚未形諸文字的歷史碎片。我背包里裝著記錄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腦子里回蕩一個民間的口頭傳說，我前往一個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鐵路、公路、鄉(xiāng)間小徑、荒蕪的古驛道——連接起來的一個個地方，去求證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歷史的現場。

有時候，什么都沒有，沒有故事，沒有目標，沒有準備，只是在別人的書中或自己的書中呆得久了，便向往著道路，道路所帶來的流動感，怕跟生活隔絕，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間中遇到不同的人，單個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間，一個故事就出現在面前。

這些年，我的四本書，或者我寫的四個故事，就從這兩種不同方式得來。

四年多前，寫完了取材于藏族史詩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在有關史詩材料的尋訪過程中，聽到了另一個歷史故事的不完整的民間版本。為求證回頭便去讀清代史料。這個故事發(fā)生的地方，是今天四川西部的一個縣。把這塊小地方的有關史料從浩繁的清代史料中一一打撈出來，足有上百萬字。這些文字促使我不斷去回訪那個地方，一段廢棄的古道，一座河上曾經有過的橋梁，三四千米雪山上已然消失的關隘，一段曾經有上千人殞命的峽谷。然后，繼續(xù)搜集梳理新的史料，然后，再重返現場，從當地人口中聽取那些口頭的傳說，自然也有當地人稀少的文字記載。兩年多時間，在故紙堆中和故事現場的不斷往返，終于使我在第三年寫出了非虛構作品《瞻對：終于融化的鐵疙瘩》。

寫完不久，我依然去往青藏高原。這一回，沒有準備，只是想去看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現實。五月，高原地帶草色剛剛返青，四處殘雪斑駁。有些時候，往高處攀登，雨變成雪。有些時候，從高山牧場去往低處農耕的峽谷，雪又變成雨。在路上，總遇到一些本該在上學的少年。他們從山上下來，在路邊向來往的車輛搖晃著手里的東西。停下車，他們會拿出一塊奶酪，一塊小動物的毛皮，更多則捧出剛從雪線附近的草坡上挖出的蟲草：“蟲草，蟲草，三十元一根，三十元一根。”我熟悉這些孩子，如果是秋天，他們捧在你面前的會是幾只蘑菇。但現在，他們只是說：“蟲草，蟲草。”這天，我停下車，問一個孩子，打算用這些錢干什么，他說：“給姐姐買跟同學一樣的東西。姐姐在城里上學，要有跟城里同學一樣的穿戴。”這句話擊中了我。那天，我改變計劃。在當地縣城一個稍微舒適的酒店住下，打開電腦，寫這個新遇到的故事，故事叫做《三只蟲草》。我想，我要用清新的筆調寫一個善良的高原少年。我要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天真少年在今天這個消費社會中的歷險記，而且，我不能讓他在這個社會中沉淪與迷失。

這個故事使我意識到，除了人與人的關系，其實還可以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自然界到底能在什么程度上承受人類無休止的索取。沿著這個思路，我又寫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揭示這個消費至上的社會的種種圖景，揭示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商業(yè)鏈條對自然界，對鄉(xiāng)村，對弱勢群體的剝奪。

這是我近五年所寫的四本書的緣起。一個寫作者，終生都會尋找故事，但一個寫作者，不會只止于講一個故事，而是要盡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隱含的意義。這意義是美學的，也是政治的；是關于人的，更是關于社會的。對這些意義的尋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等待靈光乍現，而是始終使自己在路上，讀書、尋訪、體察。在龐大的知識體系和復雜的現實生活間不斷往返，在我，是通過寫作提升自己的惟一方法。

大地傳奇講不完

張 煒（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膠萊河以東的半島地區(qū)是我長期寫作和生活的地方，她給予我心靈上永久的支持和鼓勵。我曾用二十余年的時間，實勘了半島的百余座城鎮(zhèn)村莊，跋涉在海邊、大山與河流之間，完成了450萬字的“大河小說”《你在高原》。長達22年的書寫與行走，幾乎使我傾盡心力。接下來的五年需要重新出發(fā)，也正是母親般的半島讓我再次背起背囊，恢復起初的力量。

大地故事講不完，她的現實與歷史有無盡的蘊藏等待挖掘。展開時間的皺褶，深入光陰的沉積，就會煥發(fā)出心底的激情和感動。在這片時而灼燙時而冷肅的土地上，詩人盡可以沉湎和歌唱，用吟哦給夢想鑲一道金邊。我用《半島哈里哈氣》講述孩子們的喜樂憂傷，與稚童一起歌唱。在這段嶄新旅程中，我的心中裝滿希冀，接連寫出了《少年與海》《尋找魚王》和《兔子作家》，它們都是奉獻給少年的禮物。

美麗的半島是老革命根據地，以盛產黃金和水果聞名于世，春秋戰(zhàn)國時期曾為富裕的齊國腹地，屬于擁有漁鹽之利、最早掌握了絲綢與煉鐵技術的強大東夷族。李白向往的居住了仙人的瀛洲就在這里，詩人游歷之后，感嘆“煙濤微茫信難求”。古往今來因為財富爭奪、尋仙問藥，這里終成為一片傳奇的土地，上演了無數悲喜劇，令人唏噓。

這里是道教圣地，也是佛寺最多的地方；在近代，基督教最早從此登陸，于登州西部建立了醫(yī)院和學校，西方文化影響漸巨，以至于成為四大宗教對抗融合、新文化運動激烈博弈的前沿地帶。半島懷麟醫(yī)院早于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北京創(chuàng)辦的協和醫(yī)院二十年；新學崇實學校的學子由青島分設機構轉往上海圣約翰大學，并由此留洋，后來又催生了齊魯大學。辛亥革命北方最重要的策源地也在這里，北方同盟會支部即設于此，下轄北京天津東北三省新疆陜甘廣大地區(qū)，主要領導人徐鏡心即為龍口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常常提到的“南黃北徐”，“南黃”是黃興，“北徐”卻很少有人知道是徐鏡心。

徐鏡心是孫中山的戰(zhàn)友，共同于日本發(fā)起了中國同盟會，歸國后身負重要使命，發(fā)動革命，組織大小起義無數，最后被袁世凱殺害，年僅四十歲。孫中山一生僅為一個企業(yè)家題過詞，即煙臺的張裕葡萄酒釀造公司，因其老板系南洋首富，為革命黨人提供了巨大資助，被譽為“革命黨的銀行”。

作為半島人，常要面對這里的“神跡”與“血跡”，為一代代奮爭者而感泣。徐鏡心好比革命黨人的一把鋒利寶劍，他后來被追認為“革命大將軍”。他的半島戰(zhàn)友犧牲甚多，如王叔鶴就被凌遲于龍口。還有走向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大批崇實學子，都不該被忘記。

為一代奮斗者書寫，記下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對我來說是一個無法推卸的責任。歷史已經遠去，但紀念卻是永存的。在這紀念中，我們尤其不應忽略一些核心地帶的核心人物。只要打開了那部封存的歷史畫卷，我們就會聽到振聾發(fā)聵的人喊馬嘶。

半島多么瑰麗，半島多么偉大，半島多么神奇，半島上有一些倔強的心靈。在近五年中，我費時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寫出長期醞釀在心中的長篇小說《獨藥師》。

本版制圖與人物速寫：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