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赤子之心

隨著現代化的拔起和標記，故鄉在消失。

不止是故鄉的建筑，故鄉的年代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以及與之匹配的生活方式也在消失。詩人說：“其實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你生活在故鄉，但是你完全不認識這個地方。這種陌生感是強加給你的，強迫性地使你變成一個陌生人。”由同質化造成的“陌生”與布萊希特通過離間手段達到的“陌生”有著天壤之別。布萊希特提出的“陌生”是主動的，是為開辟文學新途付出的努力，是文學通向未來時必須具備的新生力；詩人經歷的“陌生”是被迫的，是故鄉消隱導致的迷茫，是現在進行時吞食人類文明的證據。喪失了“天、地、神、人”四位一體的庇護，我們只能迷路。

一同消失的還有記憶。“我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那些關于滇池的詩，現在年輕一代讀起來就像謊言一樣。”于堅這句話嚇了我一跳。我對昆明的印象始于2010年，那時借助高空索道，俯瞰素有“高原明珠”之稱的500里滇池，水面上霧氣蒸騰，氤氳如云海傾瀉。遠處的青山在霧氣里影影綽綽，蒼茫如世外。坐著纜車，看著美景，想起大觀樓上的那副長聯，我不禁在心中感嘆：景致的盛大，歷史的興衰全都潛伏在了綿密多情而又豐饒雋永的文字里。那副巧奪天工的長聯，恰如一根碧玉簪，深深地簪在了大觀樓——昆明的發髻——之上。那時的我無法確切想見2010年的滇池與“在我故鄉/人們把滇池叫做海/年輕人常常成群結伙在海岸/彈著吉他/唱‘深深的海洋’……”之間的距離。時隔6年，再次站在滇池邊，面對夕陽下的污濁，我似乎能夠想見那種距離了，但我深知，那種距離比我想見的要遠得多。

故鄉是詩的棲居地，詩人在自己的故鄉被流放是可恥的。無怪詩人絕望地表示：“漢語是我最后的故鄉，朋友是我最后的故鄉。”他要用漢語、用詩重建故鄉，保留人類的記憶、情感、尊嚴，完成詩對文明的守護。

關于他的詩

1986年，《尚義街六號》的發表讓于堅名聲大震。有評論說：“這首詩的發表對于當時的中國詩壇來說，不亞于一次八級以上的地震。”應該說真正讓于堅名聲大震的是他出眾的文學才華和超凡的文字構建能力。作為第三代詩人的杰出代表，于堅用一種全新方式對文字進行了構建。口語詩成了于堅詩歌的代名詞。于堅坦承，口語是詩歌的基本元素，是詩歌回到正常狀態的標志。他用最好的詩證明了自己的詩學觀點，好詩可以用口語書寫，但并非口語寫的就是詩。他說：“不要把詩看成隨便可以達到的東西，那是跟李白、杜甫、但丁開玩笑。詩是最高的語言，文明之光。”撇開對詩歌的深刻理解，僅從字面上將口語與簡單畫等號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誤讀。

于堅的詩是敘事性的。叔本華說抒情詩是少年之作，敘事詩及戲劇是壯年之作。王國維說：“抒情詩，國民幼稚時代之作也。敘事詩，國民盛壯時代之作也。”就創作方式而言，敘事詩的確難于抒情詩。抒情詩回避了生活事件的具體敘述，無需承擔人物、景物、情節的摹狀責任，它是有感而發，不受時間限定，天生享受時間考驗的豁免權，淘汰風險降到了最低。敘事詩卻恰恰選擇了有時間限定的生活細節作為描寫對象。它必須在時間限定的基礎上，通過語言完成超越，贏得永恒，實現不朽。

“從隱喻后退”，于堅的詩學觀點再次引發中國詩壇的地震。如果說“口語”是向詩歌傳統的“形”發起挑戰，“從隱喻后退”簡直是意欲對詩歌的“神”進行顛覆了。他令許多人感到不適甚至心慌。“當一只烏鴉棲留在我內心的曠野/我要說的不是它的象征它的隱喻或神話/我要說的只是一只烏鴉……那日我像個空心的稻草人站在空地/所有心思都浸淫在一只烏鴉中/我清楚地感覺到烏鴉感覺到它黑暗的肉/黑暗的心可我逃不出這個沒有陽光的城堡/當它在飛翔就是我在飛翔/我又如何能抵達烏鴉之外把它捉住……”企圖、嘗試、失敗，明確無誤的告白、千方百計的揣摩、逃不出的黑色城堡……對一只烏鴉命名的落空，除了詩的內在復雜邏輯，是不是映射了詩人的詩學觀點？譬如戳穿隱喻的小把戲，無論隱喻是傳統的不祥，還是逆襲傳統的高尚，小把戲終究是小把戲，還烏鴉以烏鴉的身份才是最難完成的隱喻。譬如借“對一只烏鴉的命名”，闡釋“修辭隱喻”和“詩原始的、宿命性的隱喻”的不同？沒有確切答案，就像他說的“闡釋的焦慮、無解”是詩的魅力所在。

《0檔案》，被譽為當代漢語詩歌“里程碑”的奇異文本，將于堅的“非詩化”詩歌實驗推向極致。一堆詞，又一堆詞，刻板、冷漠、無所不包，沒有銜接、關聯、轉折和推進，看起來完全不像敘事，但它確實完成了敘事，大敘事，關于存在、活著的敘事，關于存在、活著歸零的敘事。《0檔案》的偉大在于它的獨創性、首創性。王國維評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絕妙，且語言有境界，此能品而幾于神者。然非有意為之，故后人不能學也。”《0檔案》也不能學，它是專屬于堅的文字構建，換成其他任何人，進行詞匯的再排布都只能是蹩腳的效仿。它是從于堅豐富的詩學精神里自然飛升出來的，基于他對世界、詩和文明的理解。

“世界詩歌的標準早已在中國七八世紀全球詩歌的黃金時代被唐詩宋詞所確立……我們要做的僅僅是再次到達這些標準……我們要探索的只是再次到達這些標準的辦法。”于堅懷有大情懷，尊重傳統，卻不泥古。他像一個反叛的先鋒，大膽地進行詩歌實驗，而他的每次實驗都給詩壇帶來震驚和震驚后的嘆服。

我不確定幼年聽力受損是否強化了于堅的視覺捕捉。我只是從他的詩里感受到了強大的透視能力。他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深刻的黑暗”，并一次次接近“深刻的黑暗”。他用眼睛捕捉細節，完成講述，講述不是目的，要還原真相，還原真相依然不是目的，要引發思考。他的詩根植了審美、信仰和禪意，因為是根植的不是瓶插的，那些詩保持著原生態，具備生長的可能、豐富的可能、曲折的可能、靠近死亡的可能、“向死而生”的可能。他讓詩獲得了“不可闡釋的定力、魅力、召喚性、誘惑性”。

“我是一個為人們指出他們視而不見的地域的詩人。”于堅說。他做到了。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首屆公安作家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