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文學在當代文化建設中應該擔負怎樣的作用？討論這個問題的基本前提是要意識到，現代中國文學參與文化建設的重要傳統即是借助文藝改造國民性的“立人”。作為現代文學的源頭，梁啟超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締結了文學和“新民”之間的關系。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則接過梁啟超的現代命題，進一步將其推進到實踐層面，他們的邏輯理路首先是確立以“立人”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的合理性。作為現代文學的精神遺產，文藝在各個歷史階段成為文化自覺的引擎，參與到各個時代新文化的建構，這也是現代文學的“中國經驗”。網絡文學及其衍生出來的網絡劇、動漫和游戲等動輒以億計的閱讀、觀看和參與者，使得網絡這個“虛擬現實”必然成為最大可能“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間”，文學及其衍生藝術參與文化建設的可能達到空前的程度。

再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姑且承認可以將網絡文學收縮在“類型文學”來討論。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文學譜系上識別網絡文學。一個被廣泛認可的觀點是網絡文學來源于現代中國文學被壓抑的通俗文學系統。如果這個觀點成立，以世紀之交為起點的網絡文學，依次向前推進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港通俗文學帶動起來的大陸原創通俗文學的復蘇，現代通俗文學的發現和追認，進而延伸到古典文學的“說部”傳統。網絡激活和開放了這個傳統譜系的文學潛能。正是按照這種思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建構的一個所謂的雅俗文學分合的圖式常常被用來解釋網絡文學。但如果回到中國現代文學之初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視為“雅”的文學并不排斥文學的“通俗”。網絡文學不應因為自身“類型文學”的“通俗”歸屬而自我矮化。網絡文學是當代文學版圖不可或缺的部分，當然應該參與到以“立人”為中心的文化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思考網絡文學忽視了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它作為“青年亞文化”癥候在世界文化思潮中的前沿性。這不僅指網絡文學的生產和消費以青年為主體，更重要的是其相對文化慣例的前沿性。正是因為其青年性和前沿性，在思考網絡文學參與當代文學建設的時候，不能僅僅抱持改造和提升網絡文學的思路，而應該將網絡文學作為未來新文化的發源地和發端點。

網絡文學作為近二十年以來重要的文學現象，修復并拓展了文學生態。今天的整個文學觀、文學生產方式、文學制度以及文學結構，已經完全呈現與以作家、專業批評家和編輯家為中心的經典化和文學史建構的方式相異的狀態。網絡文學的“草根文化”特點，使得文學承載的職責不再是不對等的居高臨下，而是共享同一文化空間的協商性對話。那么，一些嶄新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比如如何保證“協商性對話”的先進性？如何從文學自覺走向文化自覺，發現時代的精神動向，參與當代文化建構？事實上，網絡文學發展到今天，一些作者已經自覺地在本土和當代汲取寫作資源發育出中國式的小說“類型”，同時通過網絡殘酷的汰選機制，確立了地位的“大神”作者在完成了自己風格化定型之后正在產生“個人”經典。正是這些網絡文學的類型和經典的文學自覺，網絡文學的“粉絲文化”屬性積聚了龐大的文化建設能量，使得網絡文學不只是作為“IP”想象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文化自覺也因此成為可能。進而，值得思考的是，管理者、平臺運營商以及批評家等等網絡文學各個環節的參與者，應該為整個文化建設做些什么？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