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時代與歷史的深情呈現——評第十一屆“駿馬獎”長篇小說獎漢語獲獎作品
在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評選中,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的《白虎寨》、侗族作家袁仁琮的《破荒》和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時間悄悄的嘴臉》三部漢語長篇小說脫穎而出,獲得長篇小說獎。耐人尋味的是,在三位獲獎作家中,年輕者近花甲,而年老者卻已八旬。他們生于不同的年代,來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區,卻打破時空隔閡,共同在這個節點上為中華民族文化風景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毫無疑問,長篇小說幾乎是所有文學類評獎中的一個重要看點。長篇小說創作,與別的樣式相比,除了藝術水準上的要求,起決定作用的,常常不是作者燃燒的激情與旺盛的精力,而是扎實的生活底子與深刻的生命體驗。而正是這種潛在的要求,也無形中成了一種“選擇”,閱歷較為豐富的作者,他們的創作更沉實、更深厚,呈現出來一種本樸的自然態、生命態,因而更具有藝術上的魅力,在一輪又一輪的淘汰中,被評委們披沙瀝金挑了出來。
《時間悄悄的嘴臉》是本屆長篇小說獲獎作品的一個亮點。雙語寫作的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三位獲獎作者中最年輕的,卻是第二次站到了這個獎項的領獎臺上。30多年前,他以短篇小說《那醒來的和睡著的》獲得此項榮譽。30多年后,短篇變長篇,作者無數次地思考的“時間”不僅賦予其長度,也賦予其厚度。作品大約23萬字,情節線性推進,結構并不復雜。“玉王”艾沙麻利因生意之爭,涉嫌故意殺人罪逃亡上海,做換臉手術和聲帶按摩后,改名換姓重返家鄉。他的身體雖然是自由的,靈魂卻被鎖進了一個囚籠里。面對親人、友人、情人、仇人,他永遠是一個局外人、第三者,以往的世界向他裸露出真實的嘴臉。在對忠誠與背叛、寬恕與復仇有了重新認識后,他返回上海,恢復昔日面目,找回自己的生活,超越時間與金錢,成為真正的玉王。故事從種下禍根開始,以化解仇恨收尾。主人公從逃避到復仇,到頓悟,再到面對矛盾,歷經情感的掙扎、心理的波瀾、觀念的改變,主客觀世界的對應與往返,此一時,彼一時,結構了一個封閉式的情節,有因有果,結局圓滿。故事是傳統的,風口浪尖,懸念重重,扣人心弦,讀起來一氣呵成。盡管有一些細節顯得略為牽強,還可以再推敲,但整個事件的發展走向站住了腳。取大勢,對于長篇小說創作來說,應該是成功的第一步。
但《時間悄悄的嘴臉》的動人之處主要還是在于其語言風貌。汪曾祺先生曾經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寫語言”不只是對語言文字進行精雕細琢,而應該包括對語言的創新發展。也許是作者以雙語寫作的緣故,《時間悄悄的嘴臉》有著獨特的韻味。例如,小說中有這么一段:“在沒有廣告的那個遙遠的時代,羊脂玉和羊脂玉們,在河床看不見的深處,甜睡在大地的夢幻里,銜接河床和人間的記憶。當廣告背叛祖輩的時間,炫耀販賣立場缺失的欲望的時候,羊脂玉們告別了大地深處的悠閑,在人間朦朧的河床里,漂泊在金山銀海的懷抱里……上海的雨和上海的陽光,在正午的大街忽悠時間,在傍晚的街巷梧桐樹下對峙沉悶的空氣。在子夜的床席上記錄軟夢的時候,他們成了好朋友,用艾沙麻利的話來講,利益可以讓木鍋變成永恒的金剛,又可以忽悠金剛變成花籃里絢爛的野蝴蝶……”維吾爾族人的表達,風趣而智慧,詩化的語言夾著豐富的意象。這樣的句子在作品里隨處可見。少數民族語言的敘事方式與漢語言的表達有機融合,使漢語言獲得了一種光澤、一種活力,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風貌。
此外,主人公艾沙麻利形象的塑造也頗有新意。在一個制造財富神話的時代,一些幾乎一夜暴富的大亨們都有一種文化斷層,如何完善自己的修為,這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課題。主人公從小說一開始,實際上就把自己置于一座孤島上,真正的對話者其實就是他自己,焦灼的反思、嚴厲的拷問,即便準備對他認為的仇人下手之前,他的心靈實際上也處在一種煎熬之中。而媽媽如天籟一般的聲音的出現是他掙脫黑暗的拐點,艾沙麻利整個心靈完全進入了一個提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動用了大自然美妙的景致,包括星星、月亮、太陽、山川、河流,還有朋友情、親人愛,幫助主人公堅定信念,實現心靈的升華。主人公完成了心靈的旅程,小說也因此籠罩了一層宗教的色彩。
長篇小說《白虎寨》則是另外一種風格的表達。無獨有偶,作者李傳鋒與阿拉提·阿斯木同為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獲獎者,且獲獎作品《退役軍犬》也是一個短篇小說。梅開二度,現在又相聚在領獎臺上。與大多處于邊疆的維吾爾族不同,李傳鋒的土家族在內地。在漢民族文化背景上,內地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常常面臨一種尷尬——既要有身份參與,表現民族特質,又要有背景認同,緊貼社會現實,成為時代的歌者。一方面,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文化趨同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關于時代的表達變得碎片化,人與事件變得不可捉摸。聰明的作家或寫歷史,或寫特定的文化圈、文化現象,或寫個人經驗、獨特經歷,名曰“陌生化寫作”。但始終有一些對現實如癡如醉的作家,他們心無旁騖,活在當下,寫在當下,與大時代同步,即便費力不討好,也要身體力行,為現實鼓與呼。
李傳鋒和他的《白虎寨》就是這樣的寫作。敲梆崖上的白虎寨,有土司王國的根,有土匪占山為王的脈,進入當代社會,一切成為遠去的回聲,往日的憑借成了今天脫貧致富的障礙。以幺妹子為代表的一批打工妹在金融風暴后被逼返鄉,家鄉與發達地區的落差,促使這些在時代浪潮中沉浮的年輕人決心改變白虎寨。通過對科技人才的搶奪、對種植結構的調整,以及輸電線拉網進山、電燈電話電視接通、第三產業開發、城鎮化建設、扶貧幫困工作開展、公路等基礎設施改善,這一系列幾乎包括了當代新農村建設方方面面的敘寫,促使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人文生態的改善、居住環境質量的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進步。近40萬字的篇幅中,作者完成了他的理想人物的塑造、理想境界的描繪。其間“生祭活喪”等土家族獨特的風土人情描寫,使小說又多了一層文化色彩,給作品增加了一定的可讀性。
《白虎寨》作為一部主旋律作品,作者對其時代性、社會性、正能量等都進行了充分的思考和精細的設計。而且,幺妹子、秋月、春花、蕎麥幾個打工妹的形象,在共性中有個性,鮮明而生動。而唐先富、胡喳喳、彭長壽這樣一些中間地帶的人物,作者準確地寫了他們的缺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形象真實可信,有親和力,有感染力。作者對本民族山鄉的生活非常熟悉,從宏觀政策到微觀實踐,堪比“三農”問題專家,對農業、農村、農民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正是這種認同,這種關注和情感,使得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都傾注了一種悲憫。一部主旋律作品,能夠淡化功利性,于熱鬧中透出一種情懷、一種溫度,這其實是很難得的。
但是,又如契訶夫曾經說過的,一部小說好比一幢房子,里面裝的東西多了,是很危險的。或許因為這個緣故,《白虎寨》內容太擁塞,情節發展沒有能夠產生有足夠沖擊力的高潮,顯得有些松軟、虛浮。而這一點,應該是《白虎寨》在藝術上的不足。盡管如此,《白虎寨》仍然不失為一部好作品。
侗族老作家袁仁琮的長篇小說《破荒》由《太陽從西邊出來》《夢幻歲月》《土匪名單》三部曲組成,洋洋灑灑100余萬字,堪稱本屆獲獎作品中的“大部頭”。袁仁琮19歲開始文學創作,堅持了整整60個年頭,發表和出版了數百萬字作品。在歷屆“駿馬獎”獲獎作者中,他都算是年齡比較大的一位了。《破荒》是一部帶自傳色彩的作品。一件作品在社會上產生的實際影響,常常是由作者的影響,包括其人格魅力,與作品共同實現的。也許“文學精神”的含義更寬泛,但一個人用畢生精力不忘初心、堅守信念,一直保持著對文學純粹的追求,也必定包括其中。
《破荒》以侗族地區一代年輕人的視角認知及命運走向為主線,以沉靜詳實的筆觸表現了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里侗族地區社會生活的變化,既是風俗畫,又是心靈史。小說雖屬日常敘事、歷史記憶,卻極其可貴地彰顯了一個文化人的使命擔當、時代哲思。鮮活的人物群像塑造,充滿人性的溫馨、人情的厚樸,也體現了文化的包容、信念的堅守與向上向善的價值追求。同時,通過對歷史進程中幾個時代浪潮的客觀敘寫,也隱喻這樣一個主旨:年輕的共和國經過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痛苦歷練,正走向成熟和穩健。
作品的三部曲分別反映了三個歷史時期:土地改革、大煉鋼鐵、文化大革命,正好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里,從脈絡上進行鋪墊,襯托后來民族復興的大勢,這其實也是小說題“破荒”的寓意所在。文學作為生活的一面鏡子,不少作品對這一個歷史階段的重大事件或正面或側面都有反映,并被歸為“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但袁仁琮在這里并沒有對傷痕刻意渲染,也沒有故作深刻的反思,他相信時代的進步其實已經對過去作出了很好的評估。一個人,或者一個社會,如果一直徘徊在歷史的陰影里,是不可能真正走向未來的。民族進步不僅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政治上、文化上。民族團結不只是形式上的結合,更多是文化上的溝通、包容與融入。作品涉及的題材雖然比較敏感,但平民角度、客觀敘事,分寸把握恰到好處,沒有極端描寫,通過對向文藝、趙子青等地方領導干部的形象塑造,正面影響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對新社會、新體制的認同,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向往。狂躁之下,混亂之中,更多的是小人物之間彼此的維護,是相互之間的理解、體貼與寬恕,普通人傳統的價值觀及其良善的本性盡管也受到沖擊,卻沒有真正的動搖。
冷靜的歷史觀,平實的敘事,使得這部小說更加接近真實,加之自傳體色彩,特別具有一種方志學的意義。即便若干年過去,有這樣的作品引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條回家的路。而潛流行之江底,小說在不急不躁的表達中,卻飽含作者對鄉土堅韌而綿長的愛,對侗民族兄弟姐妹深沉而持久的牽掛。在漫長的時光隧道中,作者用他的筆陪同他們艱難的穿越,即便垂垂老矣,卻不離不棄,直到迎來新世紀的曙光。顯然,這之間僅僅有信念的支撐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強大的家鄉情、親人愛,還必須要有對自己“根”的驕傲和自豪。也許,這就是《破荒》100余萬字能夠讓人靜靜地讀下去的原因。
三部漢語言長篇小說獲獎作品、三個不同的民族、三個不同的年齡梯次、三種不同的風貌,偶然中透著必然,暗含了當代小說創作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在傳統寫作呈萎縮趨勢的今天,總結一下獲獎的這三部漢語長篇小說,其實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比如中老年作家的創作,基本保持了對傳統的堅守,而年齡越大,從形式到內容越扎實,而最后的追求,也更多是智性和理性的選擇,選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現實主義的魅力和根基,是時間與生活確定的,也是時間與生活教會作家們的。當然,作為相對容量較大的長篇小說,中老年作家豐富的生活閱歷也是一大優勢。本屆獲獎的三部長篇小說,可以說都是現實主義力量最好的說明。文學讓人年輕,而文學的信念讓人癡心不改。三部獲獎的漢語言長篇小說創作都體現了作者的使命和擔當,可以說都是時代與歷史的深情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