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用地域概念界定和劃分作家群體，強調地理上的一致性，進而在不同作家的創作中間尋找“統一性”風格，這是現代以來分析作家創作的常用方法。即使今天已經進入了作家審美各有追求、信息傳播極速“平面”的時代，這樣的方法也依然有其適用性。在一篇文章或一個特定場合中討論江蘇作家群體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以省為界是最常用到的地域分析概念。其實，在十里不同音、山水相連而風俗各異的中國，一省之大，生活在同一省內的作家其實差異性遠遠大于同構性質。即就正活躍在創作中的江蘇作家而言，出生在接近齊魯的趙本夫和遠在蘇州的蘇童之間，其實在根本上就有典型“北方”和“南方”的區別。江蘇的文學地理，既有趙本夫為代表的蘇北，也有走出了畢飛宇、黃蓓佳的蘇中“里下河流域”，有蘇童、范小青津津樂道的蘇州，也有葉兆言等努力描摹的南京。但這遠遠不能概括江蘇文學版圖上的文學力量。魯敏、葉彌小說里的小城小鎮，周梅森努力表現的宏闊歷史，出入“紫樓”與圍棋中的儲福金，再添以朱文穎、戴來的南方格調，韓東、朱文的不羈，以及我所知道的一大批年齡其實已經或已近中年，仍然努力從人才濟濟的江蘇文壇中冒頭的作家，可以說是各有其擅。

所以，江蘇稱為文學大省，不但是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影響力促成，也是江蘇的文化與文學傳統的自然延伸，并且在這種傳承與延伸中跟隨時代不斷創造，因此形成了其豐富而獨有的文學氣質，而又在這氣質中或因時序的變化，或因各自的審美選擇形成了與現實堅實而微妙的關系。

江蘇作家普遍關心世俗生活，并經常把世俗塵埃化作小說里的故事核心。他們小說里的形象，并不多見可以弄時代之潮的風云人物，卻也沒有明確的“底層”定位。他們的小說里有時代，但這時代的風貌，由看上去和歷史風云關聯不大的普通角色承載著。他們的小說里有城市也有鄉村，但這城市往往既新且舊，鄉村又經常是作家刻意描畫的屬于他們各自的故鄉。我一向以為，成功的中國作家往往會在自己的小說里塑造一個屬于自己的故鄉。他們反復描摹這個地方，使其具有僅只自己才可以在文學里呼吸的地方。江蘇作家里，蘇童的香椿樹街，畢飛宇的王家莊，魯敏的東壩，應該是最典型的故鄉情結的表露。正是因為蓋上了這樣獨特的印章，這些或許可以隨意更換的地名，在他們的小說里卻有了明確的方位，有了特定的風俗，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群構成。這幾年江蘇文學界的朋友們提出“里下河”這樣的文學地理概念，既是驕傲于蘇中地區不斷涌現并漸成規模的作家群體，也是要在文學品質上強調他們的一致性與相似點，讓“里下河”成為一個作家們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文學故鄉。有了這樣一種故鄉感，作家所描寫的鄉土，就成了精神的皈依，心靈的歸宿，就有了文學的氣質和僅只屬于自己的獨特味道。文學的根性有時候就隱藏在這樣一種近乎敘述策略的選擇當中。

江蘇作家的小說，普遍把市井生活的場景以及各色小人物推到故事前臺，填充以大量的飲食起居等人間煙火氣的描寫。這種生活看上去與大的歷史時代沒有直接關系，但他們為讀者最終呈現的，卻是在社會潮流涌動下個人微小生命的失重或把持、茫然或奮進。每個人的命運都與自己生活的時代社會有著直接聯系，都自覺不自覺地卷入到這一洪流當中。他們的小說也有將現實有限變形、適度夸張的略帶“魔幻”的敘述。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里，“弟弟”是一個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者，蘇童《黃雀記》里的人物都是“失魂者”，畢飛宇《平原》里的吳蔓玲因為被瘋狗咬傷成了瘋子。但這些夸張的敘事與其說是一種寓言，不如說是一種寫實。從小說呈現的面貌講，他們的小說都有一個更加強大的現實環境，無論是鄉村里特有的風俗民情、倫理感情，還是緊貼著當前的年代方位，都營造出一個比夸張、變形更加強大、更加沉重、更加堅實的當代中國。可以說他們的小說并不是刻意擺脫現實的寓言，但不失深思熟慮的隱喻。他們的小說人物和自己時代與現實之間，始終處于一種緊張狀態。這既有世俗生活層面的投入與融合，也有各種顯在的、潛在的隔閡與沖突。讀他們的小說，看見的都是俗生活，煙火繚繞，唾沫四濺，無由的爭論，并不浪漫的異性糾纏，其中充滿了猝不及防的悲劇，也夾雜著隨時閃現的喜感。然而就在這樣一種氣息的烘托中，卻看到了一幅幅時代的面影，照見了沉重而又扎實的現實。某個特定時代，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風向，觀念流變，這些理應更強烈地承載在“弄潮兒”、大角色身上的大主題，卻逐漸浮現在小說中灰色小人物的面孔上，展現在他們的靈魂中。范小青是當下江蘇作家中創作時間久、作品多的小說家，她的小說題材經歷了多次“轉身”，塑造過不同類型的人物。她近年來的系列短篇小說，關注城市里的農民工，關注他們的命運，但她的這些小說卻與同時期許多小說里的“底層人物”不盡相同，她執著于表現的不是他們的悲情而是他們的溫暖，不是他們的苦楚而是他們的善良，這些人物身上沒有刻意的城鄉對立，有的是一個小人物對世界的寬容和理解、隱忍和執守，散發著難得的溫情。

這樣的氣質，還體現在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江蘇作家的作品中。比如趙本夫，作為一位長期堅持短篇小說創作的作家，他并沒有去追趕任何潮流，作品在形式感上并不惹人眼目，但卻總能夠依靠一種只有他才能發現和表達出來的溫情而獨樹一幟。被改編成電影而陡增影響的《天下無賊》里，傻根獨守“天下無賊”的信條，在愚癡中透著罕見的溫暖。正是這種溫暖的愚癡變成一股小說的力量。溫情作為一種力量在小說里貫通，讓小人物的平凡故事，抹上了一層富有傳奇色彩的奇異光澤。而近年來創作上十分活躍的小說家魯敏，作品一樣充滿了平實，沒有時尚的標簽，故事都是家長里短的溫情，小說主題有一種朝著善的巔峰一路攀登的堅持。她對善的理解非常簡潔，內心大善與人際和諧幾乎是她小說寫作的信念。魯敏的代表作《逝者的恩澤》《思無邪》等小說，既表達“善”也展現“美”，一次又一次讓讀者信服。這其中不無啟示意味。

在互相的熏染過程中，江蘇作家漸漸形成某種趨同的文化氣質，這就是他們普遍不急不躁，仿佛十分滿足于浸染在自己獨有的文化氣息中。江南煙雨，耕讀人家，金陵故都，長江太湖，南北交融，新舊雜糅，文脈的傳承和經濟的躍進，富庶的生活和不失風雅的地域文化，讓新時代的吳地文風在日漸興盛中制造出獨具風韻的氛圍。寫過《老南京》的葉兆言或許就是這種文學氣質的代表。他的小說題材十分廣泛。既有抗日戰爭和知青生活，也有“夜泊秦淮”、當代生活和推理小說。但不管寫什么，他的小說故事都似乎是在和朋友喝茶聊天，也好像是在火車上和陌生人閑談。葉兆言的小說語言，表現出大白話與書卷氣的雜糅互補。選幾個小說名即可見這種市井氣與書卷氣的結合，《夜來香》《作家林美女士》《兇殺之都》《走近賽珍珠》等。他的小說沒有尖銳的思想鋒芒，很少有作家的指點和議論，卻又有一種好惡評判明確地表露出來。他的小說得自于心態的從容，體現出感情的平靜。這種敘述氣質，在韓東、朱文的小說里也能感受得到。

江蘇當然不乏大開大合、奔流湍急的小說家，周梅森小說的價值，如果站在江蘇文學的角度看，與其說是異數，不如說是巨大的能量補充。在多樣化的江蘇文學格局中，成為自然融合的組成部分。在江蘇，還有那么多寫出過好小說的名字，在我有限的視野里，羅望子、朱輝、荊歌、劉仁前、顧前、魯羊、余一鳴、陳武、娜彧……列舉可以不斷延續，創作真正是枝繁葉茂。今年初，偶然讀到南京作家楊莎妮的小說，十分驚訝于她的敘述能力，將幻覺的瞬間與堅硬的現實不無“殘酷”地捏合到一起，創造出鬼魅、緊張的氣氛，悲情中還有一點輕度的豁達，又一次增加了我對江蘇創作力量無限延展、色彩斑斕的印象。

必須說明的是，印象式的評點，加上從地域總結文學的天然不足，使我無法對江蘇文學風貌做出可稱全面的評價，只能以此對江蘇文學致敬并愿讀到更多充滿文學氣質的佳篇力作。

（作者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