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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6—2016:紀念魯迅
    來源:文藝報 | 沈哲  2016年10月19日07:08

    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逝世

    魯迅先生逝世80周年了。自他1936年10月19日逝世、作為“民族魂”受到隆重公祭以來,幾乎每年都要紀念,而每10年必一大祭。通過自1946年到2016年8個10年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紀中國的精神軌跡和中華民族對本民族偉大人物認識的曲折過程,從中得到不少的教益。

    1946年:第一個10年祭

    1956年10月19日在北京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大會上陸定一講話

    1946年10月,是魯迅逝世第一個10周年紀念。

    10月12日,魯迅先生逝世10周年紀念之前,上海各界舉行了一次魯迅墓祭掃活動,周恩來同志率中共代表團和郭沫若、許廣平、茅盾、田漢、胡風等參加了祭掃儀式。儀式開始前,中共代表團在魯迅墓旁栽種了一棵柏樹。

    19日下午2時在辣斐大戲院舉行上海魯迅逝世10周年紀念會,這是空前的一次盛會,開得莊嚴、隆重。會議由全國文協等12個團體發起,全國文協主持。周恩來在熱烈的掌聲中發表了富有戰斗力的講話,他說:“魯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10年了。先生逝世后,中國就從內戰進入抗戰。然而10年后的今天,不幸抗戰才告結束,又回到了內戰。內戰是魯迅所詛咒的,抗戰才是魯迅先生所希望所稱頌的。”沈鈞儒、許廣平也相繼發表了講話。最后放映了魯迅先生葬禮的紀錄片。

    10月19日,重慶、哈爾濱、佳木斯等地也舉行了魯迅逝世10周年紀念會,認為魯迅是中國數十年來最經得住考驗、最優秀杰出的文學家與偉大的導師。提議籌辦魯迅學院,建立魯迅文化出版社,設立魯迅社會大學,使魯迅精神傳播更遠更深。

    在學術上,魯迅10年祭中出現的重要學術論著有:馮雪峰的《魯迅回憶錄》,1946年10月18日至12月7日在上海文匯報連載。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魯迅研究文獻,談了1929年與魯迅相處的經歷,結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剖析了魯迅對待黑暗的態度,異常深刻,是后來的魯迅回憶錄所沒有的。胡風的《關于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也很重要。提出“五四運動以來,只有魯迅一個人搖動了數千年的黑暗傳統,那原因就在他的從對于舊社會的深刻認識而來的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里面。”舒蕪的《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是中國魯迅學史上一篇很有分量和深度的學術論著,核心是認為魯迅所面對的是“做戲的虛無黨”橫行的黑暗的中國,魯迅所走的道路是正視黑暗、反抗絕望的韌性戰斗的路。戈寶權的《魯迅的作品在外國》,是第一篇研究魯迅作品在國外影響的文章。前蘇聯費德林的《魯迅文藝創作的風格》,則是國外魯迅學家首次全面論述魯迅文藝創作風格的論文。

    1946年第一個10年祭的時候,“左”的思想對魯迅研究的禁錮尚不嚴重,所以馮雪峰的《魯迅回憶錄》和舒蕪的《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這樣真實而富有個性的文章能夠發表出來。不幾年后,舒蕪遭到了批判,馮雪峰再回憶魯迅時也不敢這樣無拘無束了。

    1956年:第二個10年祭

    1956年10月,是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

    1956年10月19日上海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大會會場

    10月14日,魯迅遺體遷葬儀式在上海隆重舉行。茅盾、周揚、許廣平、巴金等10人先行至萬國公墓起靈。巴金和金仲華莊嚴地把一面縫著黑字的“民族魂”紅旗覆蓋在靈柩上。上午9時,宋慶齡、茅盾、周揚、許廣平、巴金等11人在哀樂聲中扶著靈柩進入虹口公園大門,徐徐向墓地進發。雄偉的新墓地滿放著各界人士送的鮮花和花圈,墓碑前放著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宋慶齡等獻的5個大花圈。靈柩落入墓穴時,在場的人都肅立致哀。巴金在墓前報告了籌備遷葬的經過,接著茅盾和許廣平先后講話。參加遷葬儀式的有黨和政府部門的負責人、作家、工人、學生和各國駐上海的外交人員近2000人。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兒媳、孫子也參加了遷葬儀式。

    10月19日,首都各界人民和來自18個國家的國際友人一起,在北京隆重集會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大會在政協禮堂舉行,周恩來出席了大會。大會由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在開幕詞中概括地介紹了魯迅戰斗的一生。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在大會上作了題為《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蘇聯、緬甸、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十多個國家的作家先后發言,對魯迅的思想和作品作出高度評價。

    上海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大會于同日上午在大光明戲院舉行。文化藝術界及各界代表參加者近2000人。大會由宋慶齡、陳毅、巴金等15人組成主席團。大會籌委會主任巴金致開幕詞說:魯迅先生是中國偉大的創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全部作品已經成了優秀的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1946年周恩來在上海紀念魯迅逝世10周年大會上

    在學術上,1956年的魯迅20年祭是一次豐收,出現了幾篇長留于中國魯迅學史上的傳世之作:陳涌的《為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而斗爭的魯迅》,以理論的概括性、研究的整合性與深廣、細微、透辟的論述,深刻闡明了藝術的真實性問題。唐弢的《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征》,是中國魯迅學史上一篇很難得的妙文,簡直是把魯迅雜文的藝術風貌活靈活現地和盤托出了,之前沒有人做到,之后也無人企及。王瑤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從整體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成為這一專題研究的經典之作。李長之的《文學史家的魯迅》,詳瞻周密、全面深入地論述了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在中國文學史研究和著述中的成就、方法、見地及其歷史地位與局限性。

    1956年的第二個10年祭,取得了20世紀80年代之前再沒有出現的學術豐收,然而“左”的思想禁錮已露端倪,例如茅盾的《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主題報告,把魯迅思想完全納入政治公式,從逼近魯迅本體的魯迅研究本旨來說,則是一種倒退。

    1966年:第三個10年祭

    1966年10月,是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

    這時,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10月19日,上海、廣州、紹興曾集會,舉行紀念。10月31日,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7萬多人舉行大會紀念魯迅。周恩來、郭沫若、許廣平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席了大會。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主持,“文革”新星姚文元作了題為《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主旨報告,號召“發揚魯迅‘打落水狗’的戰斗精神”,“對人民的敵人絕不寬恕”;“發揚魯迅堅韌、持久的革命精神”,“堅決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繼續前進”。一個大學生發言表示“學習魯迅,永遠忠于毛主席”。一個中學生發言斥責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把魯迅說成是人道主義者,表示“要徹底挖掉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毒根,把它連根拔掉”。陳伯達最后致閉幕詞,強調魯迅遺囑中“一個都不寬恕”的精神,號召“踏著文化革命先驅者魯迅的足跡前進!”當時負責傳達最高權威聲音的《紅旗》雜志第14期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則一會兒把魯迅改塑成一個為了貫徹“文革”路線而“打落水狗”,堅韌、持久地沖鋒陷陣的政治斗爭的工具;一會兒又扭曲成了“俯首聽命,甘愿做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前卒’和‘小兵’”的政治奴仆。

    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是“文革”當權者抓住魯迅堅持斗爭、“打落水狗”的個別言詞,脫離當時的歷史語境和全人全篇的整體內涵加以極端化,把魯迅扭曲為所謂“文化革命的先驅”,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這哪里是什么紀念魯迅、研究魯迅,完全是把魯迅當作了自己手中的泥塑和工具。

    1976年:第四個10年祭

    1976年10月,是魯迅逝世40周年紀念。

    這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剛剛粉碎“四人幫”,當時的宣傳部門是用魯迅來造批判“四人幫”的政治輿論。10月1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習魯迅 永遠進擊》提出:“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緊密結合現實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讀點魯迅,學習和發揚魯迅的革命精神,向階級敵人,向修正主義,永遠進擊,長期作戰。”“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20日,《人民日報》又報道了北京、上海等地群眾的魯迅逝世40周年紀念活動。說北京工農兵學習、研究魯迅著作小組已發展到1200多個,參加學習、研究的骨干近8000人。上海則有小組500多個,骨干8000多人。還借紹興貧下中農的口說:絕不容許魯迅當年怒斥過的“蛀蟲”、“走資派”,把貧下中農往火坑里推,重演“閏土”、“祥林嫂”的悲劇!宣傳部門還攝制了大型彩色文獻紀錄片《魯迅戰斗的一生》,向觀眾展示了偉大共產主義戰士魯迅光輝的戰斗歷程。2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署名文章《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重新發表了魯迅的雜文《三月的租界》,借此不點名地批判“四人幫”之一張春橋。

    以現在的眼光觀察,不難看出當時宣傳部門的弊病:本是想批判“四人幫”,但其實還是和“四人幫”一個思維模式——把魯迅扭曲成“永遠進擊”的極端激進派,再以這個激進派形象激勵群眾與“四人幫”斗爭,并以此為尺度批判“四人幫”的投降性。因此,離魯迅本體更加遙遠。而鼓吹工農兵學習、研究魯迅著作小組已發展到1200多個等等,仍然犯的是“文革”、大躍進中的假、大、空的形式主義錯誤。魯迅研究是需要持續進行的,但絕對不能靠群眾運動來搞,更不能把魯迅當作工具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至于以《三月的租界》批判張春橋,也同樣犯的是“四人幫”式的錯誤,因為當時張春橋以筆名狄克對《八月的鄉村》提出批評,只是作為一個文藝評論者發表自己的看法,并無大錯。魯迅提出反批評自有其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判定狄克是反革命或投降派。當時的宣傳部門還是延續著“文革”式的“揭老底”、無限上綱的老例。

    1986年:第五個10年祭

    1986年,是魯迅逝世50周年紀念。

    經過20世紀80年代那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國魯迅學界與全國人民一起達到了嶄新的思想境界。這次紀念魯迅,就不同于10年前把魯迅當作政治批判的工具,而是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推動下深入到了文化的層面。

    為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0月19至23日在北京召開了“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來自美、英、法、匈、蘇、日6個國家的十幾位外國學者,100余名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專家,提交論文70余篇。這樣大規模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在中國魯迅學史上還是第一次。

    會議圍繞“魯迅與中外文化”的議題,進行了熱烈、深入的討論。在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問題上,有人認為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整體反傳統”或“全面反傳統”。因為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估,是在中華民族介入了現代世界的廣泛聯系并以弱國、落后國的姿態面臨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際威脅的時候做出的。在這時,中華民族追求與世界各強大國家的外部平衡的需要大大超過了自求平衡的需要,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自求平衡的歷史必要性已經轉化成了現實的不合理性,它成了中國現代文化改革的根本阻礙,因為它對外來的“新氣息”具有巨大的抗拒力與“同化”力,所以魯迅不僅對傳統文化作根本的否定與批判,而且特別注意揭穿“調和派”的本質和危害,主張宣布掀掉屋頂,才可能“許開一個窗”,用“過正”來“矯枉”,實行徹底的“拿來主義”。有人則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認為魯迅是從儒家文化或孔子思想對人民大眾的關系即統治、壓迫、奴役這一角度來評價,作出了“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的結論,予以襲擊、掃除和否定。因而魯迅的反傳統也只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從其他角度,魯迅是有所肯定的。魯迅的這種態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全面反傳統”。即使魯迅是徹底反儒的,他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文化背景性影響。例如,受了儒家偏重于借思想文化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方法的影響,而這正是一種中國的傳統思想方法。

    還有的學者把魯迅的中西文化比較觀歸納為三個方面:一、魯迅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少年老成——早熟的文化。二、魯迅剖析了中國過早成熟的“生命哲學”與選擇“知識之樹”的西方文化的不同:儒家塑造了向內退縮的國民性,而缺乏西方文化向外開拓的精神;塑造了中國人在人際關系的和諧中尋求滿足的穩妥、平和、本分等國民性,而缺乏西方文化負罪感的不穩定和苦悶彷徨的動態心理;死亡是現世享樂難以逾越的鴻溝,于是有追求不死成仙的道教。道教同靈肉兩分、人神兩分的基督教形成了鮮明的對立,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的生命宗教、肉體宗教。三、魯迅對中西文化發展模式的比較:中國文化沿著中庸之道的路,在模糊中整體性的漸進,而西方文化則是在偏至、對立、明晰中發展起來的。

    1986年——魯迅50年祭,是魯迅研究從以魯迅為政治工具向逼近魯迅文化本體轉折的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史意義。

    1996年:第六個10年祭

    1996年,是魯迅逝世60周年紀念。

    1996年上海紀念魯迅逝世60周年學術討論會

    又經過10年的深化,魯迅研究向著更深的文化層面掘進。10月,中國作協、中國魯迅研究會、上海作協、上海文聯和上海魯迅紀念館聯合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動。19日,題為“民族魂——世紀之交的魯迅”的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會上學者提供的論文多是關于魯迅思想與文化遺產的宏觀研究與現代闡釋。有的學者分析了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人文背景,認為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呼喚的“精神界之戰士”,正是魯迅自己。魯迅提出“立人”主張和個性主義后,早期從正面謳歌理想的人性,接著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后期則全力抨擊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并且在積極參與左聯等群體性文藝和社會運動后,仍然保持了堅定、清醒的獨立人格和獨立意識,而魯迅的堅定的不妥協的否定批判精神正是現代人文精神的體現。有的學者則闡釋了魯迅“人國”思想的現代化意義,認為所謂“人國”,是與皇權專制或君主專制的國家異質相對的。實際上體現出社會現代化的理性、自由、法制3個基本特征。魯迅為歷史留下的未完成的課題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學者們還進一步闡發了魯迅與尼采思想、英哲文化、宗教文化、傳統文化以及國民性改造、社會變革的關系。有的學者還深入到魯迅作品的文本層面,從世界文學視野考察了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對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進行了全面的比較分析,論述了二者“閑、隨、雜、散、曲”5種共同特征之后,得出了“魯迅為世界散文史上第一大家”的結論,顯示了深厚的學術品性和功力。

    會后,參加會議的代表祭掃了魯迅墓,敬獻了花籃。

    總之,如果說1986年的魯迅50年祭是魯迅研究向文化層面深入的轉折點的話,1996年的魯迅60年祭就已經顯現出了堅實的文化研究實績。

    另外,為了紀念魯迅逝世60周年,有關部門還舉辦了展覽,開展了“京、滬、浙中學生魯迅知識競賽”,擴大了魯迅在人民大眾特別是青少年中的影響。

    2006年:第七個10年祭

    2006年10月,是魯迅逝世70周年紀念。

    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紹興市人民政府、北京魯迅博物館主辦、紹興文理學院、紹興魯迅紀念館承辦,于10月16到20日在紹興舉行“魯迅:跨文化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在魯迅墓前舉行公祭活動。

    這次的跨文化對話,已超越了一般層面的文化比較研究,而升華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從更高的文化視點上宏觀考察魯迅思想文化的源流、特征及其地位、影響,這意味著魯迅學又上升到更高的境界。

    2016年:第八個10年祭

    2016年10月,是魯迅逝世80周年紀念。北京、廣州、重慶舉行了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人們重估了魯迅的價值,認為魯迅是反抗“質化”傾向的“精神界之戰士”,在物化現象泛濫的當下是一面精神旗幟,具有恒久的啟悟意義,并認為魯迅文學遺產的精髓是“精神詩性”,這在當代中國文學中不僅沒有繼承下來,反倒是最為欠缺的。(沈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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