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院論壇第六期合影

魯迅文學院是當代重要的文學現場，一大批青年才俊在這里暢談文學理想，涵養文學性情，切磋文學技藝，重塑文學責任感。魯院以國家文學院的高平臺和大視野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文壇的生力軍，與此同時，魯院研討和魯院論壇日益成為研究當代文學現象、文學流變和作家作品的重要場域。2015年至今魯院論壇已經舉辦了六期，本次論壇主題為——群山合唱：新一代作家的錨定與塑形。論壇旨在以新世紀中國文學的未來為宏闊景深，探討新一代中國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實績、文學觀念嬗變、文學寫作的歷史感與當下性以及文學現代性審美品格的形成等等。論壇從全球“70后”作家寫作的視角、現實與歷史的向度、文學流變的維度以及中西文學的大時空，探討了中國文學新的現實場域和歷史契機。

各師成心，其異如面——新一代中國作家審美現代性的特征辨識

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物質生存條件和生活境遇日漸現代化，物質以最堅硬的方式改變了東方中國的文明樣態，時間以無聲而炫目的方式讓操持漢字的寫作者們進入一個迥異于傳統的現代。近20年的中國青年寫作賦予當代寫作清晰的現代個體存在感，在審美現代性的維度上開始了關于“中國”的文學性敘事。新一代作家的寫作日益呈現出現代性美學特征，且將在更大范圍內對漢語寫作產生質變性的影響。

吉狄馬加：研討會的題目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群山合唱”說明文學事業發展需要更多真正有實力的，能展現個人藝術氣質和才華的作家、詩人和批評家，需要一批創作的中堅力量。在座的各位都是當代中國“70后”的重要作家代表，能代表當下中國“70后”文學創作的態勢。研討會用“塑形”兩個字，一個作家的成長有他自己的過程，有的作家年輕時就寫出代表他一生高度的作品，有的作家可能要慢慢成長和積淀。作家的塑形也是相對而言的。每個作家在不同寫作階段，都要增加文學素養，提升文學眼光，找到更好的參照體系，讓寫作真正達到更高水準。任何一個作家的塑形都是靠自己完成的。魯院所謂“塑形”是希望作家在個人寫作上更加成熟，自身不斷的壯大，寫出真正代表個人，也代表這個時代高峰的文學作品。

文學發展像一條河流，總是要奔騰向前的。不同年齡段的作家寫作風格、表達方式不一樣，但都寫出了我們時代具有標志性的作品。現在資訊便捷，閱讀方便，交流多樣，中國“70后”作家文化視野比較開闊，個人寫作準備也有獨特優勢。但是在一個碎片化、極速變化的時代，作家怎樣更好抓住生活和時代的本質，對這一代作家實際上也是一個考驗。研討會以“新一代作家的錨定與塑形”為主題，這個“錨定”是一個比喻，肯定“70后”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確實已經占有重要位置。如果把中國文學放到整個世界文學格局來看，歐洲、拉美和非洲的一些“70后”作家已經成為世界性作家和詩人，他們的創作也代表不同語言、民族、地域的文學標高。“群山合唱”需要一種集體力量，需要有更多“70后”作家加入到合唱里面來，進而成為合唱中的優秀分子和領唱，那么，才能形成我們這個時代真正意義上的高峰。

邱華棟：作為今天這個研討會的主持人，我有見證歷史時刻的感受。一大批“70后”實力派作家齊聚魯院來自我“錨定”和“塑形”，這種場景和聲勢一定足以讓當代文學史記錄這個時刻。全球性視域中，東西方“70后”作家群體已經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體，因此我們是在世界之中發言。最近30年，中國文學，尤其是漢語文學的提升水平特別快、特別高，但是跟西方文學的差距還是存在的，比如現在活躍的西班牙語文學，我們很多中國作家也應該向他們學習。對于群山合唱的中國“70后”作家來說，“錨定”和“塑形”是為了創作出更為優秀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優秀作家仿佛是一個作家，大家彼此聯系、彼此影響，在寫作著一本有著統一文學精神的無比宏大的書，每一個作家則完成著這部巨著的一個章節。比如，從卡夫卡到福克納，再到馬爾克斯，又到莫言，甚至到最古老的詩人荷馬，他們之間都有聯系，直到20世紀之后，那些最好的作家都是一個家族的，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在寫著彼此聯系的一本巨著，類似《圣經》的那種集體的寫作方式。很多作家之間有繼承和彼此影響的關系，他們互相學習、互相借鑒，創造性地建立了一個個自己的文學世界，并形成了新的文學的歷史。這也是我們今天齊聚魯院的初衷和目的。

于曉威： “70后”作家處于前輩“50后”、“60后”作家和后輩“80后”、“90后”作家之間，同時又前后經歷了“文革”后期和改革開放兩個極其重要的時代節點。所以他們精神上有獨特的苦痛性，這個苦痛性增加了他們所謂“錨定”的厚重感。他們有“50后”、“60后”作家先天的社會責任感、精英意識和文學的純粹性，又和“80后”、“90后”作家共同遭遇了市場化，日漸進入個體化寫作。所以在“70后”作家當中，寫作面貌非常復雜。

楊怡芬：我來自舟山，那里的島是露出海面的一個個山頭，海水填滿了山谷部分，一個個山頭各自獨立，又遙遙相望，像我們的作家隊伍。漁船錨定的時候呢，它往往不是單獨一只，而是一支船隊，一只挨著一只，在錨地里卸貨、補給。這會兒，魯院不就是我們的錨地嗎？各行各業，“70后”漸漸已是中堅，作家這個群體也不會獨立于外。“70后”的作家整體上有更廣闊的視野，這是拜時代所賜。當我們對外面的世界開始有比較整體的把握時，我們才有和這世界對話的能力。這一代整體上有更強的歷史感，知道我們的時代是怎樣一步一步走來的，世道人心又是怎樣一點一點變化的。“70后”優秀作家的小說，從細微處對時代氛圍的捕捉，普遍都較自覺，魏微做得尤其好，濃濃的是那個年代的氛圍，能很清楚地體會到。“70后”作家在中短篇小說的寫作上，對于先鋒的拓展和傳統的承續，是清醒和冷靜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各取所需。因此，我們的小說是相對“立體”的，無論是小說的形式、內容、結構的營造和人物的處理等等，我們比前輩和后輩們都做得更精致和從容，更蘊藉有味。我心向往之的一種境界，就是“日常性和現代性”的完美結合。如果做到了，就能把我們的時代留在文字里了，那么我們就打贏了時間。

朱文穎： 90年代末“70后”女作家寫作延伸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隨著這一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已經成為和當初不同的概念。“70后”有時候會傾向于某種意識形態的自覺表達，有時候又被商業文化影響，呈現某種不太確定的特點。這種不確定和不清晰作為整體來看是一種獨特性。如果一樣東西的形狀和紋理特別清晰，一開頭就知道這個是什么東西，可能會影響到最后成長為真正的龐然大物。不清晰的，可能更復雜、更多元和更寬厚，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個驚人的存在。就像山峰的形狀，一個山峰在那兒，可能是清晰的。如果是群山環繞，很多山峰被另外的山峰環繞，可能很難分辨出每一個的形貌。我們彼此的創作個性都非常強烈，對于整體的概念是一種抵消或者消減，但是到最后這一代作家整體會產生強大的力量和氣場。 龐然大物不可能一開始就像一根劍一樣那么清晰。

謝宗玉：“70后”差不多老了，這時候還沒有錨定和塑形，好像有點晚，所以魯院提出這個主題非常及時。“7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沒有開始真正創作，中短篇小說完成度很全面了。如果單篇比較的話，這一代作家較之前代作家的創作更精確、新穎、別致、結構花樣也多一些。但是文學史上經常要通過流派和作家來記錄文學，而“70后”創作缺少概括性，哪座山上有哪個好漢非常模糊。“70后”作家群體就形成這么一個奇怪的現象，真正要數好像數不出來，可是又覺得有一大群實力派作家。數字時代怎樣定型？以類型寫作中的玄幻小說為例，玄幻小說是對數字、網絡時代一種題材的看法，一部數百萬字的玄幻小說可以放置崇高、理想、象征和眾多宏闊重大的題材與主題，類型文學因為特征顯著，寫文學史往往很容易拉進去。可能今天的“錨定”和“塑形”，也需要從我們自身的文體意識、問題意識和主題意識進行努力。

沈 念：“70后”有一個共同點，多數有過正統的學院訓練，有相當長的文學活動經歷。他們面對著已經崛起的文學之林，持續的文學流變使他們擁有這些的同時又被籠罩在先行者的陰影之下。“70后”的寫作特征：一是開放性敘事。“70后”作家多數是在經典閱讀的基礎上成長的。這是與前面幾代作家經驗系統上的明顯區別，自然推動寫作有了不同的志趣和選擇。在敘事上顯得更加多元化，對傳統敘事結構有所突破和創新，比如不追求一個故事的完整性，主題的不確定性，多人稱講述等。二是表象化。身處一個強調個性化和個人立場的文學空間，創作之初就在自覺追求個人風格，書寫明顯帶有內心的想象和表象化的傾向。主要表現在題材的選擇，筆觸多數限制在具體的、為自己熟悉的個體感知范圍內，并依靠迥然有異的個體經驗，個性化的生存感受，追求一種與眾不同的表達方式。三是修辭的減法。修辭在“70后”手中普遍單一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偏向于語詞和句子之間的修辭化，注重語言精雕細琢后的意象。像莫言、馬原、孫甘露、蘇童等人，其文本中都有強烈的修辭痕跡。“70后”作家多數語感好，但偏向于口語化敘事，追求直白，去描寫化，去修辭化。植根于中國文學的傳統，又借助西方現代主義的翅翼飛翔，“70后”的繞道而行，是情不得已的必然選擇，又是試圖超越的自覺出發。在未來10年或更長的時間，“70后”作家應該篤定心性，端正態度，以更開闊和宏大的視野，以更精微和準確的書寫，為這個時代創作出優秀的作品。

西方審美現代性表現為以生命與感性為主體性立法，從而達到反對理性絕對權威與傳統道德的目的，以審美的原則來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與社會原則，這些是以波德萊爾為代表的現代物欲世界開出的“惡之花”。然而，中國文學的審美現代性在時空節點和歷史向度上都不同于百年前的西方現代派。中國作家無法用游戲筆墨與及時行樂精神來解構人和人的存在，而是在內化的日常性中進入多面相的主體性寫作，從而形成“各師成心，其意如面”的創作特質。這一代作家又因其現實語境的板結和精神生活的個人化傾向，呈現出文本技術上很大程度的同質性，以及價值判斷和審美趣味上強烈的差異性。

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先鋒的內化與現代中國人個體精神的延展

在中國國族建構歷史中，在不斷重述歷史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一種又一種想象中國的方法。這些想象的方法無疑將個體日常性更多融入國仇家恨、命運無常乃至生存艱難，個體性也日漸消弭在群體性的歷史鏡像之中。隨著中國社會近30年的平穩發展，“70后”作家才有可能開始注重現代日常和個體生存經驗的審美維度，而現代日常經驗的文學性和審美維度的轉換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培育過程。現代日常生存經驗及其文學敘事在當下中國文學情境中是一種新質的體現，“70后”寫作最突出的價值和意義在于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完成新寫實所未能完成的對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質的呈現。在文學的“常”與“變”中，新一代作家尋求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意義和價值訴求。

徐則臣：“70后”的作家更多日常敘事，日常敘事是我們主動的選擇還是被動的選擇？為什么這么多作家逐漸呈現出這么一個狀態？我想是文學和時代發展到今天必然出現的一個結果。和過去大時代相比，我們身處和平年代，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如果要關注現實，可能就會在日常生活里面做文章，有意識地規避一種集體性寫作，慢慢向內轉。作家們于是寫身邊事，寫日常的事。所謂日常敘事是這一代作家的宿命也好，是特點也罷，但是極有可能變成我們的優勢，是我們區別于上一代作家的優勢。重要的是，如何在這個日常敘事基礎上尋找一種重大的可能性。

謝宗玉：過去時代的作家，社會上發生什么，他們就用這個題材創作，找到屬于他們自己的審美對象、風格和價值。而和前一代作家相比，我們的形式感、運動感更強一些，網絡時代的數字化、層次化、全球化、醫療改革、維穩、機械化、環保等等，很容易成為寫作題材，問題是我們為什么沒有寫這些？一方面可能是評論家有那么一點責任，他們在這方面看法太少了，這個作家鼓勵一番，那個作家也鼓勵一番，每個作家都好，卻沒有真正方向性的批評。另一方面我們好像武俠書里面練拳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美情趣和審美價值，反而形成了這種狀態——多元而蕪雜其實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文學生態。

于曉威：文藝思潮的興盛會讓同代作家形成一種整體的聲音和力量，身處其中的作家借著文藝風潮實現自己的創作理念。然而“70后”作家寫作的時候，中國文藝思潮整體性式微與潰退。“70后”寫作不會形成學術集結和固定的思潮流派，恰恰這可能是有利的一面。這一代完全實現了個體化書寫，強化了寫作的向內轉，較為純粹地書寫個體精神生活。“70后”這一批作家開始回歸和繼承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且開拓了五四以來文學所不具備的很多東西，例如現代社會經驗的呈現，以及都市情感和鄉土裂變的雙向痛感等等。“70后”當代的歷史責任和審美貢獻就體現在眾多個體化的表達，文學真正回歸了本來的面貌。大量“70后”作家的出現和大量文學樣貌的出現，真正實現了跟西方文學的接軌和對話。

李 浩：去年對于先鋒文學來說既有某種紀念又有某種宣判終結的意味。先鋒在某種程度上極大影響了我們的寫作，包括現在仍然使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的很多作家。這10年里的先鋒意識，除了不斷的形式創新和試驗，還包含了思考和審美的某些前行。與此同時，先鋒精神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斷裂，有了對傳統的尊重也有更多的寬厚感，這也代表著“70后”作家比較普遍的對于先鋒寫作和先鋒精神的理解。

石一楓：“70后”作家剛開始從事寫作的時候，技術就比較成熟，小說結構、藝術審美等方面把握得比較好。整體上，一代人接受比較標準的院校教育和文化教育，文化素養和閱讀資源積累較為豐厚。文學在技術和復雜性方面確實是可以遞進的，這一代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其實已經提高了技術難度，當今作家的技術門檻已經變高了。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進行藝術、技術的磨練，才能成為一個過得去、敢管自己叫作家的作家。在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經過技術方面的磨練變成一個相對職業化作家之后，可能會忽略到某些技術層面以外的問題，比如對時代精神、價值觀念的敏銳捕捉和反思等等。

楊 遙：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創作不斷發展，達到了不亞于國外同齡作家的水平，但同質化傾向也越來越嚴重。在向西方學習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同時，也逐漸向東方傳統文化回歸。個人化寫作是有價值的，但太多的人這樣去寫，恐怕就是災難。這一代作家也開始不再一味關注“我”的世界，主動去融入社會，了解和反映大眾的生活。不是僅僅去“走”入生活，而是在感興趣的生活中停下來，融入進去，真正去了解生活。還應該在作品中有獨立思考、敏銳洞察和不同尋常的見識，從而期待在龐雜的生活中呈現出人類隱秘的生活及歷史。

陳集益：自從上世紀90年代有了“新寫實”以后，目前的小說基本沿著這個路子走到了今天，很多小說是“新寫實”的延續或者變種。當我們讀到了卡佛、門羅、耶茨等人的小說后，吸取了一些新的技巧，這個路子的小說就變得越來越精致。近10年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基本特質，雖然也是現實主義，但是更個人化，大多數是一種向內轉的現實主義，是一種精致的日常的現實主義。這一時期的創作總體上比較瑣碎，缺乏一種大的精神指向，但是換一個角度看，能將小說寫得細膩、精致，注重個人經驗和內心，擺脫既定觀念的束縛，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但是，當這類小說泛濫二三十年，此類小說的技巧也到達極致之后，是不是還有新的發展可能呢？這可能是需要探討的，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新一代作家近10年的創作顯示出先鋒精神的真正內化，以及中國作家現代寫作技巧上的長足進展。他們真正以一個現代人的身份在精神和形式兩個維度里內化中國小說創作的新質，使其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更具備一代人對于傳統和歷史的反思精神。由此，盡管寫作面目模糊，文本多元蕪雜，思想的深廣度遠未達到應有的標高，但是中國敘事終于在現代人的身份認同和現代國族的文學想象之間打通了一條關乎人、人性、人道主義、人文情懷和人的本真存在的通衢。

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時空褶皺中代際精神共同體

近30年的中國文學幾乎匯聚了東西方文學幾百年的樣態，作家們一方面“參古定法”，一方面又“望今制奇”。同時，寫作又表現出不同時空地域的巨大差異性，作者和讀者對文學的源流和文學本質的認知也大相徑庭。由此，以年齡劃分寫作有一定合理性，相同年齡段的寫作者大多有著較為一致的文化文學選擇，也會形成對于歷史和現實較為同質的理解和言說。十年中會產生幾代不同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的寫作者，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任何一個代際都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從這種變革帶來精神結構裂變的角度，代際劃分有著文化身份與精神共同體的意味。由此，在文學時空褶皺中，中國“70后”作家群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代際精神共同體。

徐則臣：大部分作家都能寫你想寫的，寫你能寫的，寫你能寫好的，把自己的特長和優勢發揮最大。但如果一代作家要區別于上一代的作家，就要考慮哪些是你應該寫的，哪些是你可能寫的，要拓寬寫作的疆域。作品要跟時代之間產生對應關系，文學的變化和可能性要跟時代之間產生一種對應，這種對應有可能比較和諧、契合和對稱，也有可能是反向對稱，所謂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學。莫言這一代作家走過的路對于后來的作家來說，是否還能重復？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故事的時代。莫言小說基本具有傳奇性的前現代生活，那個時代能夠保持或者說想象出一種原生態的狀態，這個世界相對封閉，可以導致傳奇性產生。而今天傳奇性產生的土壤幾乎已經消失殆盡，在某一個地方建立一個傳奇性可能極小。傳奇性有一個特點就是整一性，所謂整一性，就是從頭到尾講述一個邏輯上非常嚴密的故事，這個嚴密故事可以解釋這個時代，可以解釋整個地區的生活。曹雪芹和托爾斯泰的時代的確緩慢，而且沒有那么多紛繁復雜的網絡，各種無效、半有效的信息，他能夠看得清楚，只要站得足夠高、看得足夠遠，盯得足夠久，他可以看清楚，把整體性建立起來。而當下的中外作家都面臨更加細化、瑣碎和紛繁復雜的現實，要看清這個現實需要有更多分析的能力、提出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個相對于單純講一個傳奇性的故事有很大差別。網絡時代，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審美方式乃至表達方式。 時代發生變化了，需要在寫作上做一定的調整。

范曉波：寫作者常遭遇這樣的尷尬：和圈外人談文學時，發現大家指認的文學其實只是勵志雞湯文。寫作者也常表達出這樣的傲慢：文學并不是給看不懂文學的人準備的，我們的作品獻給無限的少數人。也許是文學的變化趕不上閱讀需求的變化，讀者們才會無奈地指鹿為馬。適合傳統文學生長的農耕和前現代語境已然消失，我們正置身一個被電視機、KTV 和網絡包圍裹挾的世界。傳統文學講故事的功能早已被電視劇和電影搶占；而文學在抒情的便捷性與感染力方面，更是不敵流行歌曲。不少作家就是跟著進口影碟和網上社會新聞編故事的。作家們當然無需向電視機、KTV包廂繳筆投降，就像有了詞之后，宋朝人仍舊要寫詩；有了曲之后，元朝人依舊在寫詞。我們要做的或許是，進入宋代后，不再用唐朝人的架勢寫詩；到了元代，不再用宋朝人的腔調寫詞罷了。我喜歡時刻不忘對漢語之美進行維護與更新的寫作，畢竟語言美是其他任何文藝形式很難掠美的強勢文學基因。特別敬重對人的精神之美孜孜以求，對人的終極困境表現出宗教般拯救企圖的文學，這也是娛樂性文藝商品無法企及的境界。還喜歡觸覺、嗅覺、味覺等感官發達的文學，因為目前的影視劇和流行音樂，很難在技術上接通受眾的這些感官。只想寫有體溫、有心跳、有生命和紀實感的文字，我也愛讀色香味俱全的文學。人們從電視機和KTV中得不到的，正是作家要格外寵愛和珍重的。

李駿虎：“70后”作家是接觸到文學理念和文學流派最多的一代，但相對時間不夠長。在和平年代中，我們也是經歷各種社會變革最多的一代，但相對時間還是不長。“70后”作家長期以來受二手文學思潮的影響，不能夠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段之內對社會和時代有一個到位的思考、判斷和把握。在劇烈變革的時代下寫作，環境必然讓時代跟作家產生關聯。作家塑造人物，應該能夠表現出來內心和環境之間的矛盾，可以把內心跟外界環境的矛盾、糾結和撕裂去表現出來。

李 浩：時代有時候有時代的訴求，個人趣味被某些強力拉扯著，包括這個時代作家幾乎共同的書寫。無論個人寫作還是閱讀，我喜歡那些不能被歸納的意外，更愿意去閱讀那些和慣常思維完全不一樣、甚至和時代某種訴求完全不一樣的獨特性東西。寫作和這個時代的關聯和關系應當是拉開的、對抗的，甚至是某種反叛。

馬笑泉：到了本世紀，借助網絡，通俗小說再次在市場上取得壓倒性優勢。網絡文學作家隊伍勢必產生分化，大部分繼續從事類型化、模式化、快餐化、具有明確市場定位的寫作，而少數網絡作家則日益清晰地聽到從內心深處發出的召喚，愈來愈明了從事嚴肅文學寫作才是自己的真正志趣所在。而始終在網絡上寫作使他們擁有與期刊作家們不同的寫作體驗和思維方式，這種差異可能會給當今的嚴肅文學帶來新的元素，注入新的活力。這就是我們這代作家和嚴肅文學道統共同所處的歷史語境。

趙 雁：當下一部分文學作品似乎淪為一面平面鏡，小說成為一種復述工具，簡單呈現復雜的社會現實，再窮盡想象也難敵社會現實的逼近擠壓，蜷縮在小說背后的人反而是面目不清的。傳世的文學作品多是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但請看看它們的深度廣度。思想力羸弱可能更是創作致命傷。躲在書齋，僅靠著網絡報刊的社會新聞，或者茶室飯桌上的道聽途說，作為積累素材的主要渠道，其實在動筆之前，便失去了新鮮，變得滯后了。

喬 葉：很久以前就想如果以“70后”為主題開一個會，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現在這個愿望實現了。真的坐到這兒，談各種話題的時候覺得很茫然，大家說出的很多話像打出的一粒粒子彈。我認為不要太被各種理論什么的所蒙蔽，真正走在路上的時候還要自己一步步走。這樣會議上大家群山合唱，然后每個聲部有自己的聲音。大家每個人都有子彈，每個人都讓子彈多飛一會兒，我愿意中彈。

李燕蓉：或許沒有哪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我們的日常生活與城市已達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多數藝術家的作品都會從他的記憶入手，他會找一個記憶的截點，那個截點在他看來或者說對他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而隨后的創作會根據這個點逐漸擴大描繪、雕刻成一件可以表達他想法的作品。小說家架構的從來都是一個虛無的世界，但是它是可信的，可信從來不是照搬也不可能照搬些什么。“可信”是一個聽上去非常簡單模糊的詞匯，但實際上沒有什么比可信更重要。

周瑄璞：寫作就是堅守自己的理念和創作道路及風格。因為時代變化太快，如果寫作的要求與內容不斷地調試、刷新，需要跟上風潮，否則就無法堅持自己，這樣反而會丟失自己最鮮明的特征與風格。事實上作家也無法很快地調整自己，緊跟時代，以贏得更多認可與讀者，那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而已。寫作就是以己為犧，以頭撞墻，不是頭破，就是墻倒。

盧一萍：我一直在學習怎樣虛構一個故事，每個作家都在尋找能真實反映現實的虛構之路。事實的真實當然很重要，小說是創造一種假設的生活，這種假設的生活是在真實的條件下發生，派生出故事和細節，真實是虛構的源泉。小說虛構的品質主要來自于作家的經歷、才華，來自于他對世界、生活和人生的看法，所以說“虛構是小說最真實的成分”。

趙 瑜：和我們身邊的“70后”作家一樣，歐洲的“70后”作家的小說敘事經驗大都得益于閱讀。比如葡萄牙作家岡納魯·M.塔瓦爾斯的《六故事》便有著塞林格的影子，黑山作家奧格年·斯帕希奇的小說標題《我們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幾乎是一篇為了紀念卡佛而創作的作品。歐洲“70后”的小說家所表現出的天賦和敘述經驗，并沒有讓我感到驚訝，甚至有些小說讓我覺得失望，這也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共同的失落。敘術技巧同質化使得歐洲“70后”與中國“70后”的作家們的差異越來越少了，真希望我們的差異越來越多，因為美好是因為不同才豐富。

中國“70后”作家群體的成長期適逢中國社會改革開放30年，宏大敘事和西方價值觀念表達都和這一代作家沒有天然的對應關系。他們的文學表達既帶有對于傳統深深的眷念，又帶著對于歷史無盡的探究，更糾纏于當下蕪雜紛亂的現實，同時還要面對新媒體帶來的視聽閱讀的劃時代變遷。在現代個體的維度上，新一代作家無疑對以上諸多問題采取瞻前顧后的寫作姿態，他們對歷史真實或者說對于歷史本質的言說在巨大的困惑與堅韌的叩問中前行。

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涵養中國文化自信力，抒發所來之地的歷史

對于新一代中國作家來說，隨著新世紀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轉變，重新理解中西方文明成為一種必要，而對于中國文化自身的重讀和體悟則是中國青年作家進入全球文化語境的身份簽證。這無疑恰恰印證了劉勰“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的觀點。“70后”一代作家在中西方文化平臺上從事寫作，他們切入歷史的方式更具備現代個體的主體性和反思性。現代資本在吞噬中國傳統倫理風俗的同時，現代文明的基本常識依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闕如。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裂變，僅僅對于過去傳統凈化式的追憶無法抵達當下社會最為幽深的區域。新一代作家更多將視域從純粹的鄉土、傳統和倫理敘述，擴展到對于中國文化自身的探究和考量。

吉狄馬加：中國作家協會不斷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方案很重要一點，就是要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這些講話要求我們不忘初心，繼續前行。整個文學界和作家隊伍要不斷增強四個自信，文化自信對于今天特別重要。我們這一代作家既有優勢，也有劣勢。這一代的閱讀范圍廣闊，對世界的了解便捷。與此同時，我們又進入一個消費和物質的時代，生活節奏快，呈碎片化狀態，作家的心靈和靈魂怎樣和這樣一個時代對接，并且在對接過程中，盡量減少錯位，這很值得我們去認真總結，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于中國文化自身的重新回望。文化自信對于今天在座的“70后”作家特別重要。當下國際文化交流廣泛，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對話中，國家真正意義上增強軟實力，還是要靠文化建設，要靠文學藝術，這樣才能提升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希望“70后”一代作家自身要樹立文化自信，另外確實要不斷提升文學修養，進一步提高寫作能力。在座很多作家都寫出了非常好的作品，有些作品已經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我想未來中國文學的發展總是寄希望于年輕的作家，寄希望于具有創造力、思想開闊、具有豐富想象力的作家。希望整個中國文學發展能真正出現一些高峰的作品，出現一些跨時代的大作家，為中華民族全面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黃詠梅：感謝魯院今天做的這么一件事情，將“70后”作家召集在一起，談談自身的寫作。我們開始在寫作中有了年齡感，表現在寫作上，是對這個世界不斷增加的參與、表達的愿望，恰恰在安靜中謹慎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一個中年寫作者的姿態。“70后”這一代作家，總是被人說寫得太小，寫得太日常，寫得太沒有責任感。似乎只會寫當下，寫自己，寫人性。事實上那些看似重復、經驗、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作家筆下那些濃密的日常生活場景中，都顯現著其不可剝離的文化屬性，而文化就是歷史的另一種存在，這些歷史與當下的生活一直發生聯系，并通過作家的主體感受和表達被賦予了新的價值和意義。我們用自己的話語講述那些看不見的留存、割不斷的傳承以及如影相隨的命運，寫出那個不曾看到過的歷史，從日常生活中聆聽到的歷史的回聲。

哲 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溫州的文化格局是不夠大的。我作為一個出生和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作家，無論在思想和行為方式上，必定會受這種文化的影響和束縛。但是，作為我來講，首先是領受了溫州和溫州文化對我的恩惠，也是現實生活和文學土壤對一個作家的作用，讓我擁有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大概有三年左右時間，我一直困惑于“格局”這個詞，更困惑于如何突破溫州文化對我的反作用。有一天，讀《史記·太史公自序》時，突然似有所悟。溫州其實只是一個支撐點，是體察這段歷史和社會生活的支撐點，有這個支撐點，整個人就不會飄浮在空中。對一個中國作家來講，可以吸收西方文化的各種營養，可我覺得真正的文學土壤還應該是先秦以來的道和儒，還有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的釋。

黃孝陽：傳統小說的美學原有過輝煌，當下更臻成熟豐腴。它是對唐詩宋詞里古典中國的傳承及敘事，漢字的象形、會意之美是對人類文明的極大貢獻。傳統文本所承載的諸子、儒釋道等，至今也在塑造著中國人最根本的性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與發揚，是一個持續近百年的過程，是古老中國對世界的吃力打開。近30余年間，中國的小說家把西方同行幾百年里做的事，用漢語及只屬于他們的中國經驗再做了一遍，涌現了一批值得后來者脫帽敬禮的文學經典。所以我總是不無偏執地認為，誰說當代中國小說是垃圾，那叫嘩眾取寵。或者只能說他被那些“集權的婢女”與“市場的妓女”弄花眼了。但問題是，傳統雖好，已然匱乏。

李 浩：中國作家眼光更加開放，更加尊重知識智慧，不再簡單依靠自身的經驗。講述中國故事成為相對普遍的自覺，作家更多注意到日常發聲，對民族文化差異強調，對陌生化和獨特的成長經驗的強調。中國作家更加重視審美，小說必須是一件經得起拆解的藝術品同時又不顯得做作。

阿 舍：寫什么比怎么寫要重要許多，我的作品背景越來越多地移向自己少年成長的西部戈壁，作品所呈現的文學主題逐漸集中于親情與血緣、故土與記憶、家園與遠方、身份與命運的原因。這種改變是基于我對自己能力的認知，是通過閱讀和創作實踐得到的認知。文本的話題也越來越集中于親情、夢想、信念、身份認同，以及人的褪變與異化。對于這個轉變與調整，因為它擁有過于突出的地域和時代特征，所以，力圖突破地域和時代局限，讓它們攜帶的情感，更樸素、純正和真摯。

弋 舟：創作依然表明一個小說家的職業感和尚未消減的寫作能力與虛構熱情。寫作令我進入了應有的工作狀態——得以從紛擾的世相之中抽身，心懷莫名的傷感，沉浸在一個小說家應有的情緒里。如果說這種情緒異于常態，也并非在否定常態的合理，而是深感寫作者豈能深陷在“常態”的泥潭里。誰都知道，“常態”會如何地消磨人。在這個意義上，寫作便是對“常態”的抵抗。它讓我的眼睛不只是盯著微信上的朋友圈，盯著貌似孤立的一樁樁社會事件，而是極目遠眺，凝望那無論白晝還是黑夜都發著光的雪山。

黃孝陽：我們在進入一個現代性的社會。一個開放、多元、充滿悖論，極其復雜的，且日趨復雜的社會；一個世俗趣味高漲、工具理性蔓延、拜物教橫行的社會；一個不再詢問“你能為國家做什么”，而是詢問“國家能為我做什么”的，個人即最高價值的社會。但我們的文學實踐遠遠落后于這個現實。很多作家處理的還只是一個偽現實，很難理解這個當下，理解它為什么發生，為什么是這種懸崖瀑布式的發生，這種發生還將給我們帶來一個怎樣波瀾壯闊的現實；這種發生與中國人固有的性靈或者說文化基因又有一個怎樣的關系，又將在何種層面上重新塑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密碼？作家應該關注社會的公共話題，探究人類共識的基本價值觀，了解各學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人類社會當下的形態及可能趨向……它也對作家的思辨能力、邏輯能力等提出更多的要求。作家不能再沉溺于書桌前的美學，沾沾自喜于那些乏味的敘事圈套。對公共話題的思維方式及語言系統，會讓小說更豐富，會讓作家有一種哲人的目光，起碼思想與道德不落后于普通人。作家應該從每天都在野蠻生長的現實中汲取力量，這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和真誠的勇氣。

東 君：我們的寫作正越來越趨同，這與期刊作品之間的相互影響不無關系。中國文學期刊之發達，有賴于龐大的作家群體。但反過來說，期刊也在“支配”著作品。在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我們的文學格局、寫作方式和發表途徑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結果是，我們很可能會寫得多，思考得少。因此，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想試著從期刊所培養的文學趣味與固有習氣中慢慢脫離出來，沉潛幾年，寫出幾篇真正經得起掂量的作品。我感到焦慮的是寫作中存在的瓶頸問題：一是我還能寫多久；一是我是否還能寫得更好。前者讓我感覺到自身的局限性，后者讓我看到寫作這條路子的一種可能性。

計文君：文學資源對于作家創造的影響至關重要。某種意義上，小說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對話，和此前處理此類問題的全部小說家的對話。這使得我們的寫作免于一種無效的寫作。這種要求生效的寫作，對于小說家的文學資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開始審視自己的文學資源構成，尤其對自己相當長時間十分依賴的中國傳統文學資源進行了再次厘清，很多作品進行重讀。此外，對于中外思想史上的經典作品進行了重讀。另外增加的一部分閱讀是新型經濟著作，也增加對類型文學的關注。必須認識到，窗外的世界已經改變了。

東 紫：每一個時代出生的作家都注定將自身的文化氣質與時代的文化基因相結合，進而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經驗方式來呈現社會生活。“70后”作家身處社會快速的變革之中，高度發達的物質生活和數字化科技的應用，對人際關系、社會分工、城市和鄉村的改變等等，產生著史無前例的影響。時代的大潮在我們眼前滾滾而行，尤其是城市化進程中城鄉沖突、融合，及與之相關的抗拒、接受、反思，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既讓我們感知到鄉村經驗的流逝和更新，也體會到城市經驗的膨脹和自我消化；既體會到高度發達的物質生活帶來的便利，也感知到在膨脹的物欲里被擠壓被丟失某些精神元素的悲哀、疼痛和渴求。信息化的高度發達，既養成了作家的惰性，也使“天下無奇不有、天下無新鮮事”。這既使得全體國民的“人生經驗”雷同性增加——不管是發生在城市還是鄉村抑或異國他鄉，只要網絡能覆蓋的地域，幾乎都能同步獲知，原本的所謂城市經驗、鄉村經驗、地域經驗、民族經驗、性別經驗或某些獨特的領域經驗等，被廣泛傳播的同時也被混合、淡化。這一代人的創作被所謂的“經驗”圍困之時，魯院提出這個議題，讓我們對自己的寫作進行一次反思和反省。

新一代作家更加關注現代日常性經驗所透露出的隱秘社會生活史，在對地域、文化、身份和傳統的認同過程中，更新自己的文學資源，從知識結構、知性思考、人性深度和文學獨特性等方面重溯經典，涵養中國文化自信力，抒發所來之地的歷史。

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中國敘事”與“現代人格”的雙向建構

中國啟蒙話語可以上溯到清末民初的“新民”，經歷“五四新文化”天真激進的話語闡釋，“19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反思內省等等，這些啟蒙行為的實質和內涵今天看起來，有更多精英文化的理想主義色彩，帶著強烈的概念化和思想先行的特征。但是啟蒙國民、啟迪國人心智的精神建構無疑一直有著明確的問題指向性和現實意義。正所謂“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新一代作家通過“中國敘事”，在文學文本中呈現和照亮轉型時期中國人精神的成長，建構中國人的現代人格。同時，在更大范圍內為世界呈現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和普適性，從而凸顯中國“70后”作家群體對于世界文學的意義和價值。

韓春燕：到這里來，見識到“70后”作家陣容非常強大。文學史在時間長河中不斷敘寫，文學評論是一種文學史經典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徑，把優秀作家不斷納入到中國文學史當中，我們責無旁貸。《當代作家評論》面向當代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我們要設一個“尋找經典”欄目，提出經典化，討論經典標準、經典化方式以及經典化存在問題等等。一些老作家，比如“50后”，已經邁入經典的行列，但是否是經典還是打引號的，沒有經過漫長歷史的考驗，所有的當代評價最起碼只是一個文學史的草稿。“60后”有一部分已經被錨定和塑形了，成為文學史的草稿了。“70后”作家群依然正在進行著篩選、錨定和塑形的過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將優秀的“70后”作家篩選出來，進入文學史的草稿。要更多關注新一代作家的創作，大家一起把“70后”作家群體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中國文學的大旗到了“70后”手里，一定能夠發揚光大。大家共同攜手，把中國當代文學史寫好。

沈 念：寫作與態度是密切聯系的，如果一定有一樣東西決定一個作家的文化影響力和受尊重的程度的話，那就只有“態度”。作家的態度像水中之鹽，隱藏在作品之中。只有那些在寫作中態度真誠、善良、勇敢和正直的作家，才能獲得人們由衷而持久的尊敬。

于曉威：這一代作家歷史責任重大，“70后”作家未來10年的寫作是非常有意味的寫作，作家是具有高度責任感的人群，“70后”作家的創作應該呈現出更為自覺的狀態。我們進入一個工業化和后工業化時代，社會分工越來越明確，這個社會分工從體制運作角度來講，越來越細致的社會分工導致每一個工人對他最終生產的產品是沒有榮譽感的，從而導致整個時代中，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個社會罪惡的分擔者，同時也找不到一個社會榮譽的分擔者。而現在，只有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拒絕了越來越明細的分工法則，以個人化的寫作來呈現某種時代精神的完整性。

劉玉棟：這一代作家要想有這個突破的話，尤其是有大突破和大作為的話，長篇小說的創作是一個關鍵。長篇小說的寬度、厚度和復雜性是其他文體無法比擬的，對思想、社會、人性深度的呈現也是最為深刻的，期待這一代作家拿出更多優秀的長篇作品，以自身厚重的長篇寫作走向世界。

石一楓：作家擔負著知識分子的責任、批判以及精神反思的責任。伴隨作家海明威出現的身份是游擊隊長，是滿世界亂竄的文化人，甚至就是一條硬漢。對于同時代的作家來說，雨果和托爾斯泰幾乎是兩個圣徒。在提起魯迅、茅盾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職業作家的身份，而是思想家，甚至就是革命家。作家還是應該有一種對自我身份的反思，不要被技術困住自己的思路，更不要被作家這種身份困住思路。作家應該興趣廣泛一點，關心的東西多一點，包括對時代、生活有更多的熱情和反思。一個人要想從時代里溜走是很容易的，然而作家不應該讓時代從眼前溜走，應該是有熱情、有激情且有責任感投入到對時代的反思批判之中。

鬼 金：當下長篇小說寫作繁盛，這些長篇創作提供了多種可能性的寫作路徑，這些都是時代的一個個胎記，可能是紅色的，也可能是黑色的胎記。當下長篇小說創作到達了一個高度，但還不是理想中的高度。我更加堅定個人生命體驗的寫作，我寫我，寫個人的，也是寫眾人的，這是人類的某種生命體驗。作家應該用自身的書寫照亮自己，呈現個體在時代中的情緒。我試圖用情緒而不是故事留下這個時代的痕跡。任何故事都是可能編出來的，但真實的情緒不能編出來，只能通過真誠的寫作在文本中自然流露。

郭海燕：作為一名“70后”寫作者，在邁向而立時，我深深感受到世紀之交，幾乎就在國企改革陣痛期的同時，嚴肅文學也在遭遇著難以言喻的困窘、困惑，這讓無數個體在遍嘗社會轉型期的特色苦樂時，歷經著時代賦予的別樣滄桑——這種滄桑，給了我最初的文學底色，打開并鍛造了觀察世象的文學眼光。在數字化、信息化、自媒體化的今天，我們寫作者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裴指海：這10年來文學最迷人之處就在于眾聲喧嘩。資訊發達，文化多元，價值觀多樣，自媒體火爆，每個人都急于表達。作家是用作品說話的，這也是表達。“70后”作家逐漸走上了舞臺， “70后”代表作家多，代表作品少。這個判斷簡單粗暴，卻也和流行的段子一樣，有時也有道理。這可能與作家身處的現實及表達的現實有關。“70后”作家是最熱衷于描述現實的，但很不幸，現實根本就不買他們的賬。表面上看，這似乎理所當然，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社會文化觀念，去年的社會觀念可能和今年就不一樣，相應的，文學作品也立即會“過時”。前幾年還很優秀的作品，很可能很快就會被社會文化思潮從根本性上否定，沒有了作為文學作品存在的合法性。作家面目各異，各寫各的，說不定忽然有一天，偉大的作品就在偉大的時代出現了，我對熟悉的“70后”軍旅作家充滿信心。文學像服裝、家具一樣，使用久了都會生厭。一代作家引以自豪的東西在下一代的手里可能成為背景而失去其讓人注目的地位。文學通過背離已經被廣泛接受的正統而實現革新。作家是這樣，有知識有文化的讀者未嘗不也是這樣，他們也喜歡新奇的事物。我們必定會創造出屬于我們這一代的文學。

黃孝陽：小說只有擺脫說書人的臉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藝術中的一種，才能向死而生。今天許多小說文本的思想深度甚至要落后于普通公眾，除了自以為是的道德感，連起碼的邏輯與常識都不具備，這怎么可能讓讀者對他們的大作有興趣？小說家要在路上，要有對世界廣闊性的追求，在這個奇異旅程中，不斷地發現自我與另一個維度的事實，這是“廣度”；“深度”是小說家終其一生要與之搏斗的事物。

小說是人類的精神產品，根源于人類對世界的不斷認識，以及基于這個認識基礎上的“對激情的贊頌，對美的迷戀，對神秘性的渴望”等。人類正在進化，文學亦不例外。寫作者需要有其他的職業身份，否則他就是個拍驚堂木的說書人。這個職業身份提供著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觀念、視角與經驗（他是對他們的概括），一個可以信賴、值得尊重的知識結構。說書人不是不好，但是猶如“讀者體”與“知音體”，他們說的每個故事，與真正的智性與德性毫無關系。在這個蜂巢結構的信息社會里，文學，不僅是中國的文學，都在迎來一場根本性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