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物小傳 陸川 導演、編劇、制片人，代表作品有 《尋槍》 《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我們誕生在中國》等。

陸川和他的電影《我們誕生在中國》 海沙爾 攝

最近，電影《我們誕生在中國》很受關注。

透過它的鏡頭，看著在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在春夏秋冬四季輪轉的時間里，雪豹、金絲猴、熊貓的日常生活，許多人感觸并感悟：這個世界是如此寬廣，不可思議。

導演陸川坦言，這是自己電影生涯中最為重要的影片。在這部電影中，他也在不斷地成長與學習，對生死、對電影，也有了更深徹的體悟。

黑色T恤、黑色鴨舌帽、黑框眼鏡，著裝透露出陸川的性格——低調內斂。但他并非不善言談，聊到自己鐘情的電影，瞬間會進入一種“一直講故事”的亢奮狀態。

2004年，以藏羚羊為拍攝主體的紀錄電影《可可西里》一經上映即刻引發熱議。

12年后，陸川選擇在中國電影史上仍是空白的電影類型——自然電影《我們誕生在中國》來告訴大眾自己的變化。

從雪豹到大熊貓、金絲猴，我從每個動物身上都看見了自己

自然電影是介于紀錄片和故事片中間的一種電影類型，它是在不改變動物基本生活軌跡的基礎上，采用全景實拍手段積累一定數量的素材后，利用后期交叉剪輯方法，講述一個屬于人類自己的情感故事。

自然電影《我們誕生在中國》一上映，就被稱為近年來電影圈的一股“清流”。

與之前執導的電影不同，陸川這次的鏡頭對準了中國特有的三種動物：棲于四川竹林的國寶大熊貓丫丫、美美母女，隱居于雪域高原的神秘生靈雪豹達娃一家，攀緣于神農架密林的逗趣頑童金絲猴淘淘，講述了它們各自在神秘的自然保護區出生、成長的故事。

剛開始接這個電影項目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陸川瘋了——動物、孩子和水是電影界最難拍攝的對象。但陸川卻沒有退縮：“我想嘗試新的類型，不想重復自己。”

解放周末：用3年時間完成《我們誕生在中國》，如今回過頭來，您如何評價這部電影？

陸川：回想這3年的歷程，有一種感受特別強烈，這是一部讓人逐漸放棄所有雜念的電影，一部在制作過程中沒有得失心的電影，一部參與者放下成見，全情投入的電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好的故事，也為了故事里這些誕生于中國的野生動物。它們需要被我們看見，也需要被世界看見。

解放周末：有人評價這是一部真實版的《瘋狂動物城》，動物的真情實感可以與人類產生共鳴，您怎么看？

陸川：從雪豹到大熊貓，再到金絲猴，我從每個動物身上都看見了自己。

雪豹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種反饋；而熊貓媽媽與小熊貓身上的那種親密無間的情感，又讓我看到了我的妻兒的影子；金絲猴則很像年輕時候的我，對父母依賴，也有叛逆期而離家出走，最后重回家庭得到父母諒解，一切都是那么地熟悉。對于我來說，這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

解放周末：動物、孩子和水，是電影界公認的最難拍攝的對象。用動物而且是野生動物來講述這樣一個故事，究竟有多難？

陸川：在前期長達半年的篩選動物中，我們數次“割愛”。我一開始報了十幾種動物，有東北虎、亞洲象、白鰭豚、揚子鱷等。后來預算有限，得選最想拍且能拍到的。拍白鰭豚，有可能一兩年都拍不到一只，而且長江水比較渾濁，拍不出非常漂亮的鏡頭。最后的決定是一個平衡的結果。

進入真實拍攝時，難度又上了一個新臺階。臥龍自然保護區的野生熊貓，神農架自然保護區的金絲猴，生活在海拔5000米高原的雪豹，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的藏羚羊，還有扎龍和鹽城自然保護區的丹頂鶴……制作團隊兵分五路，每組盯一種動物，一拍就是18個月。

拍攝雪豹時，這位“冰雪女王”神出鬼沒，攝影師一個月都沒抓到一個鏡頭。青藏高原天氣多變，一會兒下雹子，一會兒下雪，一會兒出太陽，攝影師只能在風雪中等待；拍熊貓的時候，用長焦沒法把周圍拍得很清楚，用廣角推上去時，熊貓又會警覺。為了拍到熊貓放松下來哺乳的狀態，攝制團隊只得穿上熊貓的衣服爬過去，一動不動地趴在那兒拍。

解放周末：完成鏡頭拍攝后，選擇素材是不是也成了挑戰？

陸川：真的是。我們一共有350個小時的素材，這就是5300本四百尺膠片，相當于6部《南京！南京！》的素材量。這次的困難是幾乎每個鏡頭都可以成為電影的一部分，而每一個鏡頭似乎又都可以舍棄。

所以，那段時間我經常和助手悶悶地坐在酒館里，看著窗外歡快的人流裹著明媚的陽光從窗前流淌而過。我好像懂了為什么有那么多下午就開始在酒吧中徜徉喝酒的人——也許他們心里都有一部完不成的電影。

在中國人的思想里，死亡其實是另一種開始

2008年，迪士尼公司正式推出“迪士尼自然”，在這個新的品牌下制作自然類電影。

天上拍鳥，水下攝魚，把鏡頭對準陸地上的貓科、熊類和靈長類，植物界里的花卉……在前六部電影中，每一部都有不同的主題：《黑猩猩》里收養和家庭的故事，《猴子王國》 里出生底層的猴子的奮斗和奪權，《生靈之翼》里的愛情和交配，以及《地球》中史級別的遷徙過程……

第七部自然電影，它將目光投向了中國。人們在其中看到了中國的動物，中國的自然環境，還有在陸川看來最重要的中國獨有的自然哲學。

解放周末：《我們誕生在中國》 和其他6部自然電影相比，有何異同？

陸川：我們和迪士尼合作，發現他們的信條就是任何作品都要講一個故事，自然電影也不例外。凡是好的電影都有一個好故事，只有強劇情和弱劇情的區別。

我一直認為，《我們誕生在中國》是這7部電影中最具有國家特色的一部。我之前覺得，這部電影最多也就是向世界傳遞來自中國的動物的信息，甚至這個信息還可能是隱藏的，并不容易被捕捉到。所以最開始我們“講故事”主要是在動物層面上，沒有想到從更高的層面上去講。但是電影做完了之后，我發現它確實很“中國”，它展現了中國的自然環境和自然哲學，而且展現的比我想象的要多。而人們也確實從影片中看到了中國，這個結果讓我很驚喜。

解放周末：假設熊貓、金絲猴、雪豹生活在國外，那么呈現出的故事會不會有所不同？

陸川：當然會不同，我們在講述故事的時候想得更多的是跟中國當下的對應。比如，動物的“二孩”，如果國外觀眾看，就不會那么地會心；另外，國外父母對孩子的溺愛還是比較少的，但是中國的父母正好呈現了影片中熊貓對孩子的情感，這很“中國”。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講述的是一個關于生與死的故事。在中國人的思想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種開始，大自然不斷輪回生生不息。我想通過一部電影來探索這個主題，我希望全世界的觀眾都能理解這樣的中國哲學。

解放周末：整個拍攝過程中，您的觀念是否也有所改變？

陸川：我有不小的變化，以前我對野生動物在中國的生存狀況是比較悲觀的，因為我們了解到的都是一些珍稀動物被獵殺。在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我卻發現這些動物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活得很快樂。它們的生命力的綻放，在拍攝到的素材里處處都能看到。這些東西抑制不住地感染著我，也影響了我對整個電影調性的判斷。

還有，以前我沒有這么深刻地感受到人和動物是平等的，但是這一年多，我每天面對著野生動物，情不自禁地覺得其實它們和我們是一樣的。我們占據了地球的資源高點、科技高點，可以輕易地滅絕一個物種。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該幫助動物活下去。

不談宏大的東西，而是做基本的事情——講好故事

陸川把《我們誕生在中國》的成功，歸功于來自四個國家的電影人。在拍攝完成的那天，他寫了這樣幾句話：

“五個攝影分隊將自己消失在中國的崇山峻嶺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僅僅存在于我們想象中的荒野……

每周兩次，我會準時收到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素材，證明他們還活著，證明他們還在工作著。素材從一小時，兩小時，到兩百小時，到幾百小時……經常只有通過衛星電話才能準確定位他們的蹤跡。

他們是攝影師，更像是執著的影像捕手。

他們堅實的背影和碩大的背囊散發著只屬于真正電影人的那種浪漫和堅韌的光芒……”

解放周末：之前都是獨立拍片，這次與迪士尼合作，有什么不一樣的感受？

陸川：坦率地說，在我進入電影行業這十幾年的時間里，這部戲是唯一一次非常專注、專業地只做導演和編劇的工作。我突然發現專注地去做一件工作是如此之享受，如此之純粹。

而且，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是在談一個很宏大的東西，而是在做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講好故事，磨好細節，做一個好電影，這就是一種類似工匠精神的東西。

解放周末：一部講述中國動物的故事，卻是外國人投資拍攝的。這不禁讓人發問：我們為何沒能打造出一部中國自己的自然電影？

陸川：自然電影在美國基本上一年多會出一部，在全球放映，有固定收看的人群，所以它的票房相當好；而我們還沒有自然電影這個概念，這次通過《我們誕生在中國》，中國的投資人、制作公司也了解到這個類型的電影的藝術魅力和商業價值所在。這開了一個好頭。

每一個電影工業體系都有自己的標準。迪士尼的自然電影，有它的標準和規則，比如，畫面中不允許有人出現。但如果這部電影是中國人投資拍的，就可以有我們的規則與語言，繼而發展出我們的風格和特色。所以我希望這個片種能夠在中國發展起來。一年有一部自然電影，這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起碼的。

解放周末：我們并不缺少故事，而是缺少發現故事、講述故事的人。

陸川：確實是。自然電影不是紀錄片，需要創作者的編劇能力以及傳達生命體悟的能力。對世界沒有深入觀察、對人類生活沒有深刻體察的創作者，恐怕很難從神秘壯麗的大自然中提取出更多的哲理內涵。這要求創作者脫離低級趣味，從一味搞笑的窠臼里站起來，透過煙火氣看到更廣大的世界和更廣博的生命，這是自然電影創作者需要的境界，也是對一個國家電影產業是否良性發展的檢驗。

解放周末：在中國電影市場上，目前紀錄類的電影排片比較少，您覺得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陸川：目前自然類的、紀錄類的電影確實排片比較少，這并不是一件正確的或者正常的、合理的事。

一個新的類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其實需要更長時間、更為精耕細作的推廣。很多人都很努力，但是我們依然應該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嗎？

我知道有一位影院經理，從《我們誕生在中國》這部電影上映第一天起，就默默地把放映場次加了上來，而且不遺余力地在院線經理群中為這部電影吶喊。電影界有這樣的人，我很感恩。

解放周末：您覺得迪士尼對中國電影還有何借鑒之處？

陸川：我覺得可以學習的一點是，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影像素材庫，而且和很多電影學院、公共機構建立了良好聯系。這使得這些素材能發揮更多的專業教育作用和社會普及作用，而從中受惠的電影人才和電影觀眾，又反過來推動了電影業的發展。

這一次，因為拍這部片子，我們掌握了大量的素材，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可以存檔也可以用于教學。我一直在“打廣告”——有哪個公共機構想要這些素材可以隨時和我聯系，但可惜的是現在還是沒人找我，素材還都留在我這里。

真正的評價

不是票房，不是影評，而是時間

14年前，陸川憑借《尋槍》一鳴驚人。在此后的電影生涯中，他獲獎無數，也挨罵無數。不喜歡他的人給他這樣的評價：躁動分子、野心家、大忽悠，依據是他的電影的題材和價值觀。

但《我們誕生在中國》讓陸川“放下了很多”。他找回了自己最早喜愛電影時最本質的東西，“不是愛電影的某種光環，也不是愛電影的某種氣質”。

他說：“因著內心的向往，我們會在命運的道路上最終遇到屬于自己的電影。”

解放周末：您曾經在微博中說，“每部電影都會有它自己的命，每個電影人也會有自己的命”。在您看來，您作為導演的命運是什么？

陸川：我在做《我們誕生在中國》的時候沒有特別強烈的宿命感，但放映的時候這種感受卻很強烈。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拍兩部和動物有關的電影，但現在真的會有強烈的命運的感覺。我一直覺得這不僅僅是偶然，雖然我并不知道下面的命運是什么。

這部電影推出之后，很多地方找我拍當地的旅游宣傳片，但我希望不要重復自己。我會一直關注自然電影，也會一直熱愛自然電影，但馬上再去拍一部題材重復的電影是我自己不能允許的。從《可可西里》到《我們誕生在中國》正好12年，是一個輪回，也許下一個12年，我會再拍一個這一類的東西，但和這兩部肯定不一樣。

解放周末：最近，“爛片”成了一個熱詞，高票房、低口碑的商業片都可被歸為“爛片”之列。有媒體甚至說，中國電影正在步入一個“爛片時代”。您怎么看？

陸川：我覺得公平地說，導演們都在努力，沒人說一上來就想拍爛片的。問題可能也在于有些人的探索跟中國觀眾的接受度之間是有距離的。如果這距離是一步，讓觀眾看得見你的背影，那就是部能夠被接受的電影；如果是4步，觀眾夠不著聞不到的時候，他們就會說是“爛片”。但是這個評價確實是很殘酷的。現在基本上評價語言很貧乏。“爛片！”“爛在哪？”“就是爛，特別爛，不用說了，爛！”這就是缺乏學術的一種“探討”。

我也是個親歷者，在歷次作品的大爭論中間我親歷了這些東西，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專業、更有針對性的探討和批評，不要一言不合就“爛片”，然后就結束了。

解放周末：同樣的，“粉絲電影”是近年來在中國電影圈中的熱詞和新話題。制作成本較低、以青春偶像明星為最大賣點、主打粉絲群體的“粉絲電影”已經呈風起云涌之勢。

陸川：粉絲經濟是一個現實。其實，用有粉絲的演員無可厚非，粉絲號召力確實是現代影視業判斷、選擇演員的一個重要標準。但作為創作者，這只是給電影加分的東西，并不是電影的全部。

我覺得，沒有壞演員只有壞導演。你會看到，有些演員在某些導演的手里就很會演戲，在另外一些導演的手里就只剩下漂亮。承擔這個責任的還是導演和制片人這個團隊，能不能選擇、調教出好的、合適的演員來演繹這個故事。

票房崇拜、粉絲經濟等都是電影工業發展中不可避免的階段。但我覺得導演的本分是講好故事、拍好戲。守住這個本分，所有的東西都是加分的；守不住的話，所有的都是減分的。

解放周末：在您心中，評價一部電影的標準是什么？

陸川：真正的評價不是票房，也不是影評人的評價，而是時間。我覺得一部作品的價值肯定不是在上映期間的10天、20天里發出的聲音，時間會讓一個作品的價值和光芒顯現。在電影行業，每天都像下雨一樣，下很多作品出來，新的作品覆蓋舊的作品，能夠留下來的被人傳頌的，我覺得才是真正的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