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時好奇，想找最近閱讀量比較大的一些小說來看看，就有年輕朋友推薦了《余罪》和《權力巔峰》兩部網絡作品。前一部作品接近300萬字，后一部作品目前已經2300余章。到底是什么樣的力量可以讓人們耐下心來閱讀如此漫長的文字？為什么網絡文學總是可以如同江河泛濫一樣信息巨大，卻依舊有這么高的追讀量？經常聽到朋友們不屑地評價說，這就是一些文化快餐，沒有營養。可不正是這些沒有營養的作品正在“營養”著今日中國的閱讀嗎？

欲望敘事：合理執政與縱情懲戒

讀完《余罪》時，覺得自己已經在眼瞎的邊緣，《權力巔峰》就干脆用手機聽。其間，正好陪女兒西部自駕走絲綢之路，邊聽邊開車，最后女兒評論說：原來最長的路是《權力巔峰》的套路！

沒錯，兩部網絡小說都采用了“同構寫作”的套路：《余罪》全書遵循“屌絲逆襲”的方式展開，每一個關鍵環節，都讓一個低到塵埃里的人完成諸多精英無法完成的破案任務，并讓他最終打掉官商勾結的大網；而《權力巔峰》則是“人中龍鳳無所不能”的故事，主人公柳擎宇喜歡打人耳光，從縣長到無賴，從富二代到官二代，從不顧人們死活的奸商到魚肉百姓的警察，到處耳光響亮！顯然，這兩則故事具有一種欲望滿足的內在一致：當我們無力克服強大的資權機制對生活的壓制時，我們就用想象來取得徹底的勝利。

相對來說，《權力巔峰》更加凸顯了這種權力欲望敘事的特點。柳擎宇一方面總是可以巧妙利用官場規則生存，合理合法地實現自己的主張和目的；另一方面，他又是高官后代，受過特殊的軍事訓練，無論面對何種狀況，都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態，并出人意料地出手懲治惡人。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合理的執政者”和“縱情的懲戒者”疊合在一起的形象，一方面給人一種“中國問題可以合理解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讓閱讀者痛快淋漓地感覺到道德懲罰的快意恩仇。

合理執政和縱情懲戒，構造了網絡官商小說的內在欲望。幾十年來，中國的社會生活總是糾纏在一個吊詭的矛盾里：一方面是越來越復雜多元的生活訴求，另一方面則是資權機制粗暴單一的剝奪模式。這個矛盾同時碰撞滋生出“屁民主義”和“民粹主義”：前者希望被救助，后者希望救助他人；前者到處自稱被損害而充滿怨毒，后者則批判時代而憤懣不已。換言之，正是對處境不公平的深深怨毒和充滿激情改造世界的憤懣沖動，養育了網絡官商小說的欲望。

怨恨社會與網絡寫作的政治倫理

這種欲望的內在文化邏輯是什么？或者說，為什么人們喜歡這種合理執政與縱情懲戒的復合體形象呢？

這兩部小說都存在一種潛在的故事意識：正常的渠道已無法解決當前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在《余罪》中，公安局長許平秋大膽起用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流氓和無賴的余罪偵破奇案大案，他似乎比犯罪嫌疑人更狡詐多變和陰險冷酷，于是破案就屢屢成功，最終“屌絲逆襲”，成為一代警神；《權力巔峰》中的柳擎宇更是大開大合，不僅經常大打出手，而且在面對對手時陰招用盡損人利己，并因此讓正義和公平最終戰勝官商勾結的邪惡力量。

不妨借用陶東風教授的一個詞“比壞”來分析這種故事：如果說此前的官商文學還存在一點理想主義的沖動，塑造一個“好人”形象來映襯和對戰腐敗與丑陋的話，那么，這兩部小說干脆用“有道德和良心的壞人”來激活故事的魅力。簡言之，網絡官商小說總是用“比壞”來博取正義和公平的勝利，其間邏輯之吊詭可謂已達極致。

從這個角度說，網絡官商小說已經喪失了用理想主義的故事來想象性解決現實矛盾的能力?！俺龕阂詯骸焙汀昂萌藨摫葔娜藟摹?，在這種邏輯的背后，我們一方面感受到了網絡官商小說的市儈主義底蘊，另一方面，又從這里看到人們連想象正義和公平的欲望都已經蕩然無存的那種絕望。

在這些小說的世界里，一種充滿了怨恨情緒的寫作倫理讓我們備感唏噓。這類小說把“中國社會國家化”的圖景以一種寓言的形式展示得異常復雜。這是一個沒有獨立社會組織和小民無處訴苦的世界，任何荒誕的資本掠奪，都會在正常權力體制的保護下獲得合理的借口。在《權力巔峰》中，小說想象了從鎮到省各級機關的博弈，堂皇的行政語言被改造為各種各樣合理的借口，為不同的欺詐行為辯護。在小說中，強大的國家總是與單個的個人正面對峙，個人的無助和渺小感，也就瘋長滋生。于是，怨恨欲望隨即產生，并養育出那種合理執政和縱情懲戒相互維系的想象力。

顯然，匱乏理想主義的想象力，表現的正是網絡官商小說匱乏理解中國社會真實矛盾和問題的能力。與此同時，這些小說卻在無意間觸摸到了中國社會市儈主義泛濫中的怨恨欲望，也就必然形成“以壞止壞”的故事邏輯和其間隱藏著的絕望。

這也就無形中形成了網絡官商小說粗暴宣泄欲望的寫作倫理：除了站在抽象的道德角度來書寫社會的種種腐敗丑陋，我們沒有能力從政治經濟的現實矛盾層面理解我們的現實時代。于是，除了道德的“神”和不講道德的“魔”，網絡官商小說就再也無力編織它的形象族群——而這種說書體的寫作，最終也只是這個時代復雜征候中的集體精神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