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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蘭亭集序》局部

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局部

公元353年上巳節，東晉名士四十余人在會稽山陰舉行了一次修禊活動。他們曲水流觴，燕飲抒懷。在將當日所做詩文匯編成《蘭亭集》之后，王羲之欣然提筆，撰寫序文，這就是《蘭亭集序》。序文由雅集的時間、地點、緣由入手，而后介紹與會人數之多、范圍之廣，接著描述蘭亭周圍的優美環境，“仰觀”“俯察”“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完全擺脫世俗的苦惱，盡情地享受自然美景，并將思緒推向有關生死、萬物和宇宙等大問題。本來是基于現實的具體任務，需要撰寫一篇文學作品，竟催生了書法藝術水準極高的“天下第一行書”。

《蘭亭集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詩帖》：

因有意義的文辭而成翰墨名篇

文學與書法藝術存在密切的關系，是因為它們都以思想和語言為基礎。所謂思想，是客觀存在反映于人的意識之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是主觀與客觀相互作用的完美統一，也即古人所說的“意”。但是，思想只存在于人腦之中，必須組織恰切的語言才能合適地表達和接收。所以，“意”在古文字形體中由“心”和“言”兩部分組成，可以看到人們寄希望于通過語言來了解思想的認識。在思想和語言之間，思想是語言所要承載的內容，語言是思想得以交流的工具，二者理論上是統一的。但是，任何思想都呈現為渾然，語言則需要加以剖析，所以在人們習慣的認識中，語言無論如何都不能完整地反映心志，及至形成書面語，意義也有所剝落。早在2500年前，孔子便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感嘆。不過，由于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對思想進行梳理，可以讓情緒有所渲染，使立意得到提升，從而能夠更為深刻地反映主體的認識、適應社會的目的。

文學正是通過語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意”的藝術。《毛詩序》曾強調，“詩”是“志之所之”的產物，在這里，“志”即是“意”或者思想，“詩”則屬文學的重要式樣。當然，“志”是就“心”而言，一旦通過語言表達出來便是文學作品了。從客觀上說，《蘭亭集》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撰寫序文，來提升它的分量。王羲之是其中的長者，也是活動的召集人，更是地方行政長官，理所當然地承擔起這一任務。由客觀需要而引發思考，之后轉化為語言的敘述，必須要求措辭準確、氣韻雅正、格調蘊藉、表達妥帖。從后世的流傳情況來看，文章顯然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清代時被編入《古文觀止》，作為文學的典范供學塾使用。

文字的產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維度。作為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漢字自誕生之日起便滲透進了民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不過漢字必須形成可視的符號才能付諸使用。千百年來，盡管出現了多種生成方式，但漢字的社會功能主要還是通過書寫來實現的。為了追求漢字使用的正確、便利和美觀，人們開始研究漢字書寫的表現規律，這就是今天的“書法”。至漢晉之間，書法探索逐漸趨于藝術的自覺，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藝術見地，通過高超的藝術技巧，鑄就了《蘭亭集序》的經典地位。所以說，盡管書法藝術并非單為文學而生，卻必須以有意義的文辭為表現內容。除了“太極殿”“同仁堂”等純粹實用的匾額、題字或標語，文學作為思想對客觀世界的提煉和升華，是書法藝術表現的鮮活土壤。

書法歷史上，經典的書法作品本身就是傳頌的文學作品，除了《蘭亭集序》，還可以列舉出《祭侄文稿》和《黃州寒食詩帖》，前者是顏真卿為祭奠在安史之亂中犧牲的顏季明而作，后者乃蘇軾由貶謫黃州三年的悲涼遭遇有感而發。可見，關于書法作品，人們首先關注的是文字在記錄語言之后所承載的思想內容。某位老先生去世，倘若借用西王母典故來創作“駕返瑤池”的挽幛，必然不會為人贊許。至于書寫的美觀程度與藝術水準，則是其后才被關注的問題。

啟功的“奇峰高節”：

生活的體驗，文學的運思

較之一般的文學創作，書法作品具有具體的用途指向和明確的讀者預設，所以在選擇或擬定合適的文辭內容時，創作者要全面地體察社會、深刻地體驗人生、精準地判斷情勢，傳遞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在北京師范大學校園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數竿、奇石一尊。每至夏日，綠蔭秀美，空氣清幽，涼風習習，不覺使人心情舒暢。當是之時，常有一二學子坐立其間，或瑯瑯讀書，或默坐靜思。啟功先生在石上題字“奇峰高節”，其中，“奇峰”描述奇石聳立向上之勢，“高節”則指向竹子的高潔虛心，“奇峰”“高節”皆指向具體環境中的景物，卻又以擬人的手法指向人的節操、情感和旨趣。款字為“師生學行同此竹石”，進一步說明了特定場所的景物與北京師范大學這一大環境的關系。題字既與環境和諧相生，又給師生以精神上的勸勉、激勵和鼓舞。作品盡管寥寥數語，竟與相關的人、事、物、地、時、情無一不合，從中表現了作者對書法藝術表現的高深造詣，更顯示了作者文學思維的精確與充沛。

在這里，有必要簡單分析一下實用、生活、文化與藝術之間的關系。盡管今天的人們產生了書法到底屬于文化還是藝術的爭論，也在強調藝術創作與日常實用書寫的區別，但是，文化和藝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鴻溝，書家是否為藝術而創作與作品是否具有藝術的效果同樣不能混為一談。簡單說來，藝術是文化的最佳表現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生活則必然夾雜著林林總總的實用成分。無數名家的創作正是服務于客觀生活的實際用途，又充分整合各方面的文化因素，最終形成千古流芳的藝術佳作。在書法藝術表現中，思想、語言作為內容和需求，漢字、書寫作為載體和手段，書法、創作作為研究和實現，三者密切相關，每個方面都滲透了人們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深刻體驗，更濃縮了人們對傳統文化各個領域的深入理解。

文化的本質在于將美好和諧的理念行之于一切，書法文化實際上是研究如何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創作成完美的藝術作品以服務于生活。文學作為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書法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進入書法藝術表現之后，書家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文學作品的文體、風格和字數多寡，甚至還需要根據書法藝術表現的具體情況，來確定文學作品中各個語句的排列位置和方式。小說《水滸傳》有詩句：“蘆花灘上有扁舟，俊杰黃昏獨自游。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為了賺取盧俊義入伙，吳用的這首詩頗有一番考量。它本來描述了盧俊義的遭遇，特別容易引起對方的情感共鳴。另外，詩文又以藏頭的方式隱含了“盧（蘆）俊義反”的信息，終于通過官府的追逼將盧俊義逼上梁山。由于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無法知曉吳用的書寫水平，但如果要拍攝電視劇，將故事情節訴諸視覺創造，四句詩文在題壁時必須整飭地排列才能準確表達出兩層含義。書家如果缺乏基本的文學運思，在書寫擺布時遺失了詩句藏著的弦外之音，難免貽笑大方。

抄錄“大江東去”“北國風光”：

文學涵養缺失使書法退縮為單純的展覽、比賽、獲獎

歐陽中石先生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作字行文，文以載道，以書煥采，切時如需”的書法教育理念，深刻地闡述和溝通了“字”“文”“道”“書”與“時”“需”的關系，強調書法藝術表現為社會發展和時代需要服務。這一主張觸碰到了中國書法的真正內核，適應了中國社會的當代需要，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這個主張是富有針對性的。一段時間以來，倡導漢字拼音化甚至直接廢除漢字的極端聲音始終存在，文學與書法賴以生存的載體和環境遭到沖擊。事實是，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通過漢語漢字來展示、弘揚、發展中華文化的任務顯得尤為重要，文學與書法是最為合適的藝術形式。

人們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新的思想，由此生發出的文學作品也必然保持了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適宜、新鮮、生機和活力。相反，一旦脫離具體情境便顯得有所游離、疏遠、萎靡和僵化。正是文學這片最為堅實的使用土壤所釀造的迫切現實氛圍，滋養了中國書法文化的興盛不衰。嚴格說來，歷史上流傳下來任何的文學名篇都已不適合今天在各種具體場合中的書法藝術表現。一般觀點認為，由于計算機輸入技術的發達，書法作為藝術的使用領域正在越加縮小。但這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為根本的原因應該歸結為，由于當代語言使用環境的改變和學科研究分類的細化，書法文化研究的諸多領域被其他學科瓜分殆盡，書家缺乏主觀意愿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根據具體需要撰寫、選擇恰當的內容，以至于當客觀上需要運用書法文化的探索成果來服務于社會時，創作者由于缺少足夠的儲備特別是文學素養的支撐，于是無法作出敏銳、恰切的應對。最終，多數的書家都在抄錄“大江東去”“歸去來兮”“寧靜致遠”或“北國風光”，都在樂此不疲地“啃老”，放棄了必備的文學涵養和思想深度，結果是以漢字書寫為表現形式的書法藝術逐漸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只是在凸顯書寫技能，一味地“炫技”，書法藝術的現實空間眼看著退縮為單純的展覽、比賽、獲獎。

鏈接

文學和其他文化現象是相通的。作家應該讀一點畫，懂得書法。中國的書法是純粹抽象的藝術，但絕對是藝術。書法有各種書體，有很多家，這些又是非常具體的，可以感覺的。中國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寫得很好的。李白的字不一定可靠。杜牧的字寫得很好。蘇軾、秦觀、陸游、范成大的字都寫得很好。宋人文人里字寫得差一點的只有司馬光，不過他寫的方方正正的楷書也另有一種味道，不俗氣。現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寫好毛筆字，但是要能欣賞書法。我雖不善書，“知書莫若我”，經常看看書法，尤其是行草，對于行文的內在氣韻，是很有好處的。

——汪曾祺，《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的自己》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