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合上《繭》的時候，所有屬于故事內部的情節和懸念，在經過一路的曲折蜿蜒后被一點一點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盛大的氛圍，慢慢降落，游絲般縈繞于故事里的情緒從書頁里彌散開來。忽然在電腦搜索欄里敲下了“張曉剛”的名字。然后，我的眼睛迎上了滿屏幕的沒有焦點的目光。那遺傳于父親文字基因里的“灰調子”和眼前的畫作漸漸會合。

對，就是那種“沒有焦點的目光”，在故事的許多處角落游移、探尋并嘗試遭遇塵封的真相，那種冰涼、清冽、沉默而瘋狂的生命景觀顯示了“轉型”的張悅然，對寫作抱持的巨大耐心與努力。盡管，整部小說依然若有若無地飄蕩著青春慌張與無措的氣味，記憶中童年那種近乎于精致的脆弱氣息。

說“轉型”，或許是不妥當的。探尋敘事、文字與結構之美本就是一個對寫作忠心的作家不會止歇的自我規范。

《繭》像一場起點與終點重合的旅程。從李佳棲的歸來到程恭的即將離開，在一個落雪的傍晚里，故事的兩條主線如同鐵軌并行的兩側，在時間里翻山越嶺，哪一邊遇見日月光華，哪一邊就在我們目光的追視里開始言說。他們的聲音相互印證補充，完滿著我們對“懸疑”早就了然于心的猜測。

然而，回憶的變形力量常常以主體所渴望的樣子對記憶進行著涂抹和塑型，《繭》是一部記憶之書，某種意義上它和“夢”分享著相似的性質，但《繭》里的主人公已不再是“賣夢的囈人”，無論主人公還是作者——對父輩經歷的“強行擠入”、仍然年輕的生命由于歷史的困頓開始審視并反思自我的存在、并在探尋歷史的真相中努力彌合代際之間被詛咒的斷裂，或許就是《繭》用情頗深的一種努力。正因為我們是喪失了對歷史背景體認的一代人，歷史被正視的需要仍在，但我們中的大多數選擇背過臉去，正視的人才讓我們感到了錯愕和被冒犯。

如果揣著閱讀懸疑小說的心態進入《繭》，你大約是要失望的。盡管小說之所以誕生起因于一場謀殺。而謀殺案的施受雙方又在時間的漫漫大霧里生長出交錯牽絆的情感。在一個終于到來的雪夜，那些被歷史的大雪所傾覆的秘密因為一次看似輕易的到訪而點亮了逼向“真相”的燈。每個人都握有“真實”的一塊塊“拼圖”，每個人似乎也都在循著因果去放置手中的那一枚真實，然而，當真相已被歷史的煙塵層層堆覆，時間的傾軋使事件當事人都擱下了對真相的執著，再去爬梳一段看似已然沉寂并“無礙”于當下的歷史往事，這樣追索的意義究竟是什么？一個故事被講述的必要性又是什么？

盡管《繭》的誕生起于一場謀殺，故事的行進由暴力、瘋癲、背叛等種種生命陰暗之力推促著，在我看來，在這一部有草有蟲，有夏天鳴叫氣味，有冬天霧氣觸感的《繭》里，盡管一個個生命個體都不約而同地被束縛，但它仍然包含著許多“美”的天資。這與張悅然一貫的言說方式固然有關，但《繭》的豐富仍不止于此，某種程度上，它已經顯示出了作者對于“寫作”這項手藝活兒本身的審視與敬重。也可以說，這是作者尤為特出的一次“轉向”，由內視轉向外觀，從耽溺于一個人物內在之幽深之豐盛轉向體貼一群人面對宿命之情緒萬象。

《繭》的美，不只在于它選擇了講述一段距離我們仍不太遙遠、但已有被匆忙遺忘之先兆的歷史的用心與勇氣，還在于對一個似乎并無波瀾的懸念，作者已無意于制造驚奇，而是耐心地編織著對每一個人物情緒的體貼、對時代特有氛圍的打理以及對市井里癲狂、病態、庸常狀態下個體生命的盛開與凋零的逼近。

在一個“黑白”之界如此分明的大時代中，作者盡力豐滿著每一個人物的復雜，在更為闊大的灰色地帶里展現人性的幽深與暗面。在我看來，故事本身的意義不在于被講述而更成為重臨一個時代氛圍的觸點。故事有如一道弧線，在敘述中被巧妙地環繞而又繞過，我們得以被圍進歷史的情境之中。

我們不妨將《繭》看做一場在緊張與緩慢之間的博弈，一次在沉重與輕盈之間的冒險。內容本身的緊張質地與敘事鋪陳的沉著緩慢構成文本內部一股相持的靜力，行進在緩慢里的是一種不急于被求證的婉轉，似乎一經求證，就意味著一項使命的完結，一段命運相逢的結束。對父輩歷史的追問是沉重的，對靈魂、愛的追索又擁有輕盈的質地，年輕一輩幾乎是在一種全能目光的注視下追問追索生命被遮蓋的秘密，那先知般的目光可能來自李佳棲的爺爺，也可能屬于程恭的爺爺。

對讀者而言，哪怕獵奇與窺私的快慰被打了折扣，作者于具體境遇中生發出的情緒與感知依然可以為我們所共享。“你向前走了幾步，以一種總結性的目光端詳著他的臉，好像在丈量他的一生。”、“既然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保持聯系也就毫無意義。”、“我喜歡有一些惡習，這樣我不至于太討厭自己”、“那時候，我是多么害怕自己不夠善良啊。”、“血緣真是一種暴力，把沒有感情的人牢牢捆綁在一起。”……這種共情的快樂常常是閱讀小說帶給我們的獎賞。

張悅然選擇了《繭》，《繭》也挑選了她。在這個豐富的用情現場，親情、友情、愛情被縫進了政治與歷史大江大河里，他們的合力構成了個體的人于潮流中的位置與走向，瞬息萬變，陰差陽錯。作者的嘗試與勇氣，還在于她在故事的角角落落里放進了自己對政治隱秘的關照。

“記者采訪了一個老兵的孫女。她繼承了爺爺的生意，現在是雜貨店的老板。我盯著她的黝黑的臉龐看，她也可能就是我，如果我爺爺當時留在了那里。也許他會開一間診所，靠一些當地的華人幫襯，慘淡地經營下來，從我爺爺到我爸爸，然后再到我。我長大了，可能和一個緬甸的男孩談了戀愛，我們冒著雨跑到廣場上去看昂山素季的演講，坐在電視機前聽到新聞解禁的消息，相擁歡呼。那原本不是屬于我的人生，如同蒲公英的種子，被風吹到那里，開出草率的花。但因為少了根的羈絆，沒準也能活出自己的一點氣象來，至少，會更干凈一些。每個古老的國家都積下太厚的塵垢，離散是一個自我潔凈的過程。那種夾雜著痛苦的自由，令我向往。”

在歷史與政治的大命題之外，一些關于人性的探討被作者的巧思輕盈地納入故事日常，豐盈著整部書的重量。比如，我們對于至親的了解到底有多深。比如，衣服到底是穿給自己還是穿給別人。在情節的搭建中，作者還營造出一些“似曾相識”，使命運輪回的軌跡被賦予了類似于讖的味道。比如，兩代人在不同的病人身上相似地實踐過“道具”游戲（李佳棲與程恭將植物人爺爺當做“道具”；李佳棲的父親與初戀女友將女友的瘋癲母親當做“擺設”）

將作家置于某一序列的標簽化觀察具體到某個個人是極為不公的，這種粗線條的劃分有時像一種消極的減法，容易遮蔽掉一個作家只屬于自己的豐富光澤而湮沒于更大的一片光芒內部。我想，“青春”就是一個作家本真生命狀態的自然過程，它容易吸附并滑向某些“輕”的命題，但這并不是一個廉價的定位，對青春小說的告別姿態也不能意味出作家所到達的成熟與嚴肅。顯然，張悅然的可能性早就溢出了“八零后作家”這一籠統標簽企圖以代際為一批曾經的青春寫作者規約的歷史坐標。

我想，有一天，張悅然的寫作還是會回到對人之為個體的幽深與豐盛的關照上來。因為，那是一個對寫作抱有熱情、對人性充滿好奇的作家，永遠不會放棄的努力。

所以，即便敘事中出現過邏輯鏈條的不完滿、人物形象過于極致化使得命運的分配似乎格外了然，它也不應成為這部小說受到苛責的理由。張悅然在后記中提到，“因為說到底，文學的意義是使我們抵達更深的生命層次，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但我想，文學的珍貴，還在于它提供了共情的場域，使那些似曾相識又一閃而過的心緒與悸動，在一個場景、一段文字、一個句子里找到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