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本文對20世紀50—60年代處于政治化語境與文學批評大環境下的莎士比亞研究給予了梳理。這一時間段的中國莎學研究特色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政治形勢有難以拆解的聯系，同時也與文學批評的大環境同構。在政治化語境中，莎學研究突出階級意識，對莎氏和莎作研究多從階級分析、階級斗爭角度切入。對莎作的闡釋受制于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思維影響明顯，盡管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莎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文本分析的政治化訴求也是顯而易見的。

莎士比亞研究被稱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甚至被譽為學術研究中的奧林匹克。在現代文學、藝術研究領域，莎士比亞研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對莎士比亞的研究、莎作的理解與演出，業已成為國家、民族文學、藝術研究軟實力的象征。莎學研究在幾代中國莎學研究者的努力下，在世界莎學研究領域的中國莎學已經成為一支令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力軍，在文學批評、世界莎學研究上顯示出中國莎學研究的實力。但是，與國家、民族命運相一致，與文學研究、批評領域主流話語的走向同構，中國莎學的發展也充滿了曲折，受到以政治標準劃線等時代語境的干涉，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中，中國莎學研究受到了極大影響，在隨后而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沖擊下，莎學研究被政治化的語境所覆蓋，而作品的審美研究、藝術呈現方式、藝術特色研究則被遮蔽。因此，對莎學研究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影響的梳理，可以深化我們對政治化語境中外國文學研究和文學研究特殊性的認識。

一、話語權左右下的“靶標”

與1949年以前的莎學研究不同，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莎學研究雖然取得了厚重的成果，但在政治化的語境中，中國的莎學研究較為徹底地擯棄了以西方莎學觀點對莎士比亞進行評介，將視角轉向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莎學理論資源呈現為遵循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一邊倒”的研究局面。與文學研究的環境同步，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所形成的主流話語要求莎學研究者的研究，必須將著眼點投射于政治、階級與階級分析層面。從事莎學和西方文學教學與研究者要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深入學習，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務必從階級斗爭觀點出發，突出莎作及其人物的階級屬性。要求與國內主流文學話語相一致，莎學研究要與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結合起來，因此以階級、階級屬性劃線的研究方法獲得了主導的研究地位。我們從其研究范式與結論看，可以感受到蘇聯文藝中“左”的思想，即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莎學”對莎學研究的全面影響，而且由于研究的慣性和政治語境的特殊需要，這種影響并沒有隨著與“修正主義”蘇聯關系的惡化而有所減弱。一系列政治運動使雙百方針受到強烈干擾和沖擊。在中國從事莎士比亞研究的一批學者由于從事的是西方文學史上最顯赫的文學家的研究，這批莎學家如孫大雨、孫家琇、吳興華、袁昌英、林同濟、張泗洋、劉炳善等，由于強調研究的特殊性或由于其在莎學研究中的權威地位被打成右派。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為適應形勢，“左”的思想成為文藝政策的指導方針，對包括莎作在內的西方外國文學作品、理論著眼于批判，輕視其經典價值、審美特色和藝術特點，尤其是對一些文藝理論所涉及的問題，如人性、人道主義、寫真實、愛情描寫、浪漫色彩，甚至現實主義，往往斥責為資產階級思想、情調，橫加挑剔，給予猛烈批判。到了60年代前期，在重點、目的不同的政治運動中，先以“批資”（即批判外國資產階級文學）為靶標，后以“批修”（即批判蘇聯及其他國家的所謂“修正主義”）為重點，強調文學研究的意識形態色彩，從而使莎學研究淪為了為適應主流意識形態、政策的研究或階級斗爭理論的傳聲筒。文學理論研究的目的已經不是探索自身發展規律，而是成為爭霸理論話語解釋權的宣言，“‘莎士比亞研究’也受到了這種文藝政策的影響，受到政治形式和文藝政策的左右。”在外國文學批評領域，莎士比亞研究首當其沖地受到波及，成為不斷地向“左”的思潮主動靠攏的文學研究。莎學研究必須與政治潮流大方向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化語境中，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外國文學遺產被批評為“對當時社會上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反映是不夠的”，為此要在莎作中尋找階級斗爭的蛛絲馬跡。為了緊跟時代，這一時期的莎學研究以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為楷模，通過對蘇聯莎學基本觀點的學習和模仿，運用于自己的莎學研究中，在研究中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為武器，采用社會學批評的方法，通過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莎作產生的時代背景，階級斗爭的矛盾沖突上，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莎作中的人物進行分類，以莎劇中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作為判定人物性格，矛盾沖突的基礎，為證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重在強調莎劇對封建勢力及資產階級有選擇的揭露與批判，以及證明某些人物歷史與時代的“先進性”，如把哈姆雷特視為人文主義的先進分子，強調莎作中所體現出來的政治觀、歷史觀、社會觀、倫理觀是符合時代的進步潮流的。雖然這些莎學批評中仍然蘊涵了不少真知灼見，遠較以往單純簡略的評介深刻，為人們深入理解經典打開了一扇窗戶，但由于這些莎評基本上是從政治化語境出發，按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的理論分析莎作，一味強調莎劇是現實主義杰作，對于莎作中的浪漫主義藝術特點視而不見，甚至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為證明莎作與進步文藝的關系，批評者在肯定其中的人文主義“先進”思想的同時，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指出莎作中的階級局限性，因為莎作必定是屬于過去時代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外國文學遺產的代表。在這樣高度政治化語境中的莎學研究被賦了鮮明的時代色彩。這種研究慣性也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甚至在今天的莎學研究中也沒有完全絕跡。

由于受到20世紀50—60年代政治、文學研究大環境，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與斗爭指導方針的影響，莎學研究往往自覺以階級、階級斗爭觀點切入時代背景、人物形象和人物關系研究，此時的莎學研究如果不從階級斗爭理論出發對莎士比亞、莎作的資產階級觀念給予批判，不對莎作中的人物按照階級陣線劃線、分類，抑或不從階級分析入手贊揚莎氏本人和莎作反映了階級對立與階級斗爭，那么這樣的研究無疑會被視為對腐朽的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的批判缺乏力度，甚至研究者本人也存在著立場和政治問題。我們看到在政治運動風暴中，中國莎學家的命運始終被政治環境所左右。隨著一系列政治運動在全國的迅速鋪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教育領域成為思想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焦點。政治環境顯示，只有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猖狂進攻，才能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取得勝利。莎士比亞成為政治思想領域斗爭中的明顯靶標。從事莎學研究本身，也成為決定中國莎學研究者命運和人生沉浮的重要因素。

二、特殊語境中的“資產階級愛情觀”

在政治化語境中，對文學作品中愛情的歌詠，對人道主義的反映與歌頌始終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對社會和人民的侵蝕。為此，在思想、文化和組織領域內開始了不斷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具有人道主義的愛情描寫已經成為創作和研究的禁區。由于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和資產階級戀愛觀，研究莎士比亞也成為具有政治風險的課題。在文學研究領域莎氏被視為“大、洋、古”的代名詞，在外國語言文學界，學習、研究被視為經典的莎作是與無產階級文學有著天壤之別的，如何看待莎氏和莎作中的“愛情”既是感情問題更是立場問題，因而學習研究莎氏不時遭到質問與批判：“談到文藝復興時代，則認為是人類文化的頂點，讀一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就勝過生活二十年（這句話和馬克思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對照一下，會令人發生怎樣的感想呢？）”；其時的思想批判多捕風捉影、上綱上線，甚至與學習、研究者的政治立場聯系起來，批判者強調“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無產階級愛情觀”等新道德觀念，拒斥莎作中的男女情愛和人道主義，批判者強調：在莎作研究、學習中，有人“每講到愛情詩時，就眉飛色舞，贊賞不絕……甚至在反右斗爭中還有人念這些詩以‘自慰’……宣傳資產階級男女關系”；批判者認為由于立場和感情問題，以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他們對根據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羅蜜奧與幽麗葉》，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厭，但是對我們自己的優秀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擊隊》則就是不看。這又是一種什么感情？如果真是從心里愛新社會，怎么能不看？如果真是熱愛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熱愛學生，怎么能不和自己的學生在一起看社會主義的電影？”批判者所要樹立的是集體主義的英雄史觀，而非溫情脈脈的“資產階級”愛情觀和人道主義。所以，當秦兆陽（何直）提出“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時，當即被定位于“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服務，是十足的修正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針對文學經典，即使僅從美學和藝術肯定其價值，也會受到嚴厲批評，“有人說‘世界上只有兩本書可讀：一是紅樓夢，一是莎氏比亞’……這種種骯臟的丑惡的資產階級思想難道是個別的嗎？”

顯然，研究莎氏已經被定位于資產階級的研究傾向。而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純潔、不朽愛情悲劇也被視為骯臟、丑惡的“資產階級男女關系”，與無產階級思想和愛情觀是背道而馳的，贊賞《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不朽愛情既是感情問題更是立場問題，具體到研究者就是宣揚資產階級的男女關系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聲浪中，有的莎學家也不斷對自己的莎學研究和所謂對資產階級莎學缺乏批判做出提高認識的檢討，“我們又必須認識到英美近來所大吹大擂的‘新目錄學’，在其本身就無多大科學性可言，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來提倡它則更是絕大的錯誤。‘新目錄學’自夸在莎士比亞研究上最有功績，但是鼓吹了半個世紀，莎士比亞全集新版的面目基本上還是1864年‘地球版’的原形，并未向猜測中的莎翁手稿走近半步！”“它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道路，與社會主義的利益根本相反”，對于莎學研究“我們也要問問是些什么東西，對社會主義又有什么用處。”還有文章說，由于莎學所具有的明確的西方學術身份，陳嘉在《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中流露的政治見解》一文中還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認識，強調莎氏盡管有反對封建割據和暴君專橫的內容，反對唯利是圖的思想，但莎氏基本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映政治問題的。這篇文章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集體寫作，卞之琳等人執筆的，是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外國文學翻譯、研究領域的長篇論文——《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其中該文以陳嘉文章中的只言片語，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作者的政治立場和對待人民的感情問題，該文從階級的角度指出，資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陳嘉卻“認為勞動人民也受了唯利是圖思想的影響”，難道 “窮人為了求生而賣命，我們能說他們不顧一切、唯利是圖嗎？”批判者以階級劃線，以勞動人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衡量研究者和論文的政治立場。處于這樣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中，莎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敏感的研究領域，——“大、洋、古”中“洋”的總代表，進行莎學研究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而以人道主義為切入點研究《羅密歐與朱麗葉》這樣的愛情悲劇也會被目為宣揚資產階級愛情，顯得與無產階級愛情觀南轅北轍，不合時宜，研究者偶有不慎就會遭遇滅頂之災。

在這樣的政治化語境中，莎士比亞成為與社會主義思想和勞動人民感情格格不入的文學作品，研究它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有被指為與資產階級沆瀣一氣的危險。處于如此敏感的政治化語境中，即使研究者小心翼翼，以謹小慎微方式解讀莎作，也難免不會逾越主流意識形態的紅線。舉例而言，盡管陳嘉在分析《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文章中，以較大的篇幅對莎士比亞和《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所透露出來的資產階級的戀愛觀和人性論進行了批判：他強調《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兩位主人公反抗封建惡習沖破愛情的主要動力，他們對不朽愛情的永恒追求，恰好是我們今天要加以批判的資產階級戀愛觀；資產階級的愛情觀與無產階級愛情觀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的戀愛觀，表現了資產階級愛情至上的觀點，是摻雜在作品精華中的糟粕；羅密歐、朱麗葉的海誓山盟，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戰斗和勞動中產生的愛情，以及持有的愛情觀可謂有天壤之別，透過朱、羅之間的愛情，我們看到，作品明顯地表現了喜歡玩弄筆墨和感嘆風月無常的有閑階級的思想感情，而無產階級和從事勞動的青年男女決不會在這些無聊的愛情問題上糾纏不休；歸根結底，由于立場和感情問題，更由于莎氏本人的階級感情和社會經歷，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作家，“他很容易錯誤地認為在人類社會中有某些永恒不變的和適用于一切人的思想感情”。陳嘉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貴族青年男女之間的生死愛情與勞動人民的愛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批判者”的陳嘉在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時，對于莎氏這樣的外國經典作家，強調的是應該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莎士比亞的資產階級立場和資產階級世界觀；對于《羅密歐朱立葉》中所描寫的愛情，以及所謂的資產階級愛情至上的觀點和所謂的愛情的永恒性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并提高警惕，給予抨擊，堅決抵制資產階級愛情觀對青年思想的侵蝕；更應該從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觀點出發認識到莎氏作品反映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不夠深刻，兩位悲劇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也根本不能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愛情相比。如此這般的政治化的解讀在主觀上強求古人、洋人用階級斗爭來演繹《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的生死戀，可謂那一時代的莎學研究特色之一。與文學批評的大環境同步，從時代和意識形態環境來看，文學是不適宜“談情”、“說愛”的，尤其是這種代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愛情描寫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思想感情根本不同，這種達到“情” “愛” 最高境界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尤其會被視為宣揚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愛情觀的洪水猛獸。

三、批判者的工具與被批判者

在20世紀50年代，莎學研究與文學研究一樣附庸于政治化語境中，甚至成為圖解政治，表明研究者政治立場的工具。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將批判的矛頭對準阿垅“對莎士比亞的惡意歪曲”，使莎氏成為批判者手中的政治工具。蘇聯戲劇專家葉·康列斯卡婭用積木教具創造戲劇情景中的“行動”，建立人物感受行為邏輯，使上海戲劇學院表演師資班的70多名學員經過一年半的學習，在即將結業時，排演了風格較為鮮明的《無事生非》等劇目，而戲劇學院的組織者卻將莎士比亞戲劇《無事生非》排演所取得的成功，與反右斗爭荒誕地聯系在一起，荒謬地宣稱“通過偉大的反右派斗爭，這系的畢業同學近一百人都表示要堅決服從國家的統一分配……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粉碎右派分子挑撥離間的陰謀。”排演莎劇成為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有力配合和對當時政策的堅決支持、響應。為了擴大反右斗爭的聲勢和成果，1957年10月9—10日，北京話劇界演員、導演和舞臺美術工作者一千多人激情集會，舉行了反對右派分子的擴大辯論會，在會議上，針對右派分子孫家琇等人所提出的所謂“右派分子”言論，以及捕風捉影的所謂“組織活動”進行了上綱上線、聲勢浩大的批判。說以孫家琇為首的“中央戲劇學院民盟支部的右派分子，明目張膽地召開反黨座談會，寫文章煽動學生反對學院黨的領導”，讓莎士比亞成為批判莎士比亞研究者的工具。批判者強調，這些右派分子貶損、污蔑社會主義的言行，經過首都話劇界、文學界同志擺事實、講道理的猛烈批判，已經被批駁得理屈詞窮了，他們的右派分子言行也受到了輿論的嚴正譴責。1957年6月，中央戲劇學院出版的《戲劇學習資料匯編》（創刊號）上孫家琇尚被列為“編輯委員”之一，并且發表了長篇論文《〈大雷雨〉及杜勃羅留波夫的評論》（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報告），但在1957年9月出版的第2期《戲劇學習資料匯編》上就被取消了“編輯委員”的職務。而該刊的出版就是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求得“今后文學藝術和科學繁榮發展，”但是，政治運動的突然逆轉誰也預料不到，在政治游戲的規則驟然改變以后，中央戲劇學院的反右派斗爭全面開展起來，從思想、藝術創作、辦學方針上對孫家琇等所謂的“右派分子”言論進行了猛烈批判。選擇莎劇研究、排演已經成為立場問題，“不可否認我們在選擇劇目上是有問題的，表現在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黨內資產階級專家身上——他們迷信古典、崇拜偶像，和厚古薄今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他們認為古典劇目有‘挖頭’‘可以學到東西’，要想提高教學質量就需要多排古典劇目……而所謂第一流則只有西洋古典劇目了。” 批判者強調莎氏的資產階級屬性是為了達到把孫家琇等人徹底批倒、批臭的目的。選擇研究、排演屬于資產階級的莎劇，而不選擇無產階級戲劇是政治立場問題。為此《戲劇報》記者覃柯通過引用戲劇界的著名作家、領導人在批判右派分子會議上的發言，對孫家琇進行了猛烈“開火”，用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中野心家“埃古”的形象作為比附，以正中要害、一追到底的方式批判“孫家琇是穿著裙子的‘埃古’”。

這種政治化的猛烈批判，將政治運動中的被批判者與世界文學史上著名的典型惡人形象相提并論，成為孫家琇一生為研究莎士比亞所付出的沉重的“政治與人生代價”，同時，這樣的政治縲紲，也促使孫家琇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重新煥發出文學研究的巨大熱情。但在當時意識形態“左”的大環境中，研究莎士比亞已不現實。批判者強加在孫家琇身上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有著民族靈魂的人，而從感情到立場，她確實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上表現了她的“英雄”。顯然，批判的調門已經升級，矛盾的性質已經有了重大變化，批判者認為孫家琇寫的“幻滅了的及還希望著的”是一份反黨宣言。對莎作翻譯的不同看法本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但批判者認定孫家琇在這篇“宣言”中，竄（篡）改了屠岸同志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第六十六首，篡改者的目的就是：以莎士比亞三百年前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統治進行戰斗的詩句，來對照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批判者由此認為挖出了其中的深意，并窮追到底：“我難道碰見了比奧寨（賽）羅更悲劇的悲劇，至少他的苔斯得蒙娜是純潔的。但是我的理想所寄托的這些黨員們并不是純潔的。”批判者強調，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唱出的“獨立思考”的論調，“實際上在于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孫家琇只是披著莎士比亞專家的外衣進行政治陰謀活動，而這件外衣又是“千瘡百孔”的，一眼就會被人識破的。1957 年“戲劇學院的‘卡秋莎’集團”也被《人民日報》署名“山柏”的《論小集團》點名，莎學研究成為孫家琇的一樁“罪證”。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使研究莎士比亞更不可能，孫家琇在“文革”中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多年以后從“中央戲劇學院聯合臨時總勤務站專案組”的“文革”材料1968年第3號（1968年1月12日下午）和1968年第4號（1968年1月13日）以及“中央戲劇學院聯合臨時總勤務站專案組”1968年2月3日匯總的《斗爭情況簡報》里可以印證孫家琇在“文革”中因莎學研究而受到猛烈批判。

著名莎士比亞研究者孫大雨成為全國有名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斗爭中遭到嚴厲批判。自1957年6月8日，《解放日報》以反面教材刊登孫大雨的長篇發言后，上海各大報刊連續發表批判孫大雨的文章，“非旦從政治上揭發，而且從生活上進行丑化”。使孫大雨“被剝奪和浪廢掉數十年時間”，一生只有11部著譯，而梁實秋卻在海峽對岸譯竣了《莎士比亞全集》。

吳興華作為一個在莎士比亞翻譯和莎學研究上初步暫露頭角的年輕學者，翻譯了堪稱經典的譯作莎劇《亨利五世》和兩篇分量很重的莎學論文。吳興華的莎學文章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例如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階級斗爭”、“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概念中，對資產階級莎學進行了批判，認為帝國主義時代的莎學批評把莎士比亞涂改成了封建制度的擁護者和侵略戰爭的沙文主義者。顯然，吳興華無法逃脫當時中國特有的政治語境和意識形態的大背景。而吳興華死的原因是“在1957年一次探討對外語教學方法的發言中，吳興華表達了與蘇聯專家不同的觀點。這成了他被評為右派的主要依據。他的級別連降兩級，被取消授課和發表論著的資格，被‘補劃’為‘右派’” 。

莎學研究專家袁昌英在被宣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后，始終也沒有泯滅對莎士比亞的信心，在偏僻落后的湖南醴陵鄉下她身邊帶著一本燙金的豪華本《莎士比亞全集》，上面有她用鉛筆做的標記和詮釋，她一直做著一個美麗而多彩的夢，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歷程中翻譯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當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79年對錯劃進行改正時，袁昌英這位杰出的文學家、莎學家已經帶著無限的遺憾和對人生、對文學、對莎士比亞的眷戀于1974年在家鄉醴陵離開了人世。另一位莎學專家林同濟1953年因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調入復旦大學外文系講授莎士比亞、英國戲劇史等課程，作為曾在美國學習比較政治學的“戰國策核心成員”，教授、研究政治學已無可能，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與《麥克白》。林同濟的譯莎，在正確理解莎作原意的基礎上，保留了莎劇的五音步詩形式，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構成素韻詩基礎的莎氏特有的韻律在翻譯中流失。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林同濟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雖然，這時已經不可能給學生講授莎士比亞了，但是，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他從未停止過翻譯、研究莎士比亞，他翻譯了四部莎劇。在“文革”中，林同濟因為教授過莎士比亞劇作被紅衛兵揪斗了十多次。其中林同濟撰寫的《Sullied 之辨——〈哈姆雷特〉一詞管窺》等論文在20世紀80年代始得發表，而《丹麥王子哈姆雷的悲劇》1982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莎學研究是整個文學領域的有機組成部分。將政治和思想領域的斗爭和莎士比亞聯系起來，可謂批判者就地取材借對經典的解讀批判被批判者，而這種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政治語境”映射出的是特殊年代的社會扭曲，以及由此而演繹出的人格變異的悲喜劇，文學、莎學研究與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聯系如此緊密，這在世界莎學發展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莎士比亞能夠與中國的政治環境結合起來，徹底改變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者的人生命運和研究方式。研究莎士比亞給中國莎學家帶來20年的蹉跎歲月。當歷史翻開新的一頁，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莎學研究已經拋棄了政治化思維，得到了空前發展，中國莎學研究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也折射出文學、莎學批評所走過的曲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