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筆架》（雕塑） 熊秉明

《駱駝》（雕塑） 熊秉明

中國美術館近期舉行了“中國美術館接受社會捐贈：楊振寧先生、翁帆女士捐贈熊秉明雕塑作品”的捐贈儀式。熊秉明先生是著名的法籍華人藝術家、哲學家。他在哲學、文學、繪畫、雕塑和書法方面都卓有建樹，在海內外學術界、藝術界享有盛譽。

在旅居法國的五十年間，熊秉明先生在藝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創(chuàng)作了許多蜚聲國際的藝術作品。上個世紀初葉，負笈西洋的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成了第一代融通中西的藝術家、教育家。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熊秉明則是第二代。而吳冠中是向“西方取經”，故其藝術的修行回到本土，熊秉明則將中國文化的種子撒在西方，在那里生根、開花、結果。

據(jù)熊秉明先生自述，他到法國之后，第一個老師是紀蒙（Gimond）。從老師那里，他繼承了自羅丹（Rodin）、布赫代洛（Bourdelle）以來的極其嚴肅的傳統(tǒng)工作態(tài)度，也把握到了雕刻的本質。但他并沒有完全依照老師的方法來創(chuàng)作。他認為：“藝術并不只是說教，那會失去生命新鮮活潑的魅力。”在熊秉明先生看來，雕刻的終極意義是要表現(xiàn)存在的，或許這和他本來學習哲學有關，因為哲學探求的正是終極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在他的藝術作品中，哲學的思考和雕刻的創(chuàng)作往往是緊密相連的。和架上繪畫不同，雕刻首先有自身所處的三維空間，從而占據(jù)了一個位置，在此基礎上，再爭取自己的存在在時間上達到恒久。所以，熊秉明先生認為，雕刻是藝術家表現(xiàn)個人或者是群體生存意志的最好憑借。

從1952年開始，熊秉明先生開始自主創(chuàng)作作品并參加沙龍展，并于1952年獲得春季沙龍的銅質獎以及“藝術家之友”獎。而后，又以《逃奔》參加秋季沙龍，以《鐵絲鶴》參加五月沙龍。但是，直到他1954年創(chuàng)作第一件鐵雕《嚎叫的狼》（1954年），我們才開始能夠清楚地看到，哲學和藝術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創(chuàng)作這幅作品時，他的內心是彷徨和苦悶的，因為在那個時代，和所有的留學生一樣，西學的最終目的是救國救民，美術自然也不例外。但作為西方最為古老的藝術門類之一，雕刻有其自身固有的深刻而悠久的傳統(tǒng)。而作為一個華人，熊秉明先生對中華文化又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自覺。如何融合這兩者，使他的內心十分焦灼。所以在這幅作品的選材上，他首先放棄了傳統(tǒng)的以人為對象，而選擇了動物。不以人為主體，意味著他解除了人所代表的強烈的文化特征與內涵，從而避免了西洋技法與中華文明的生硬嫁接。其次，在作品材質上，選擇使用鐵片，而不是西方傳統(tǒng)的鐵鑄石膏像，或者是中國式的大理石塑像，焊接的完成即代表作品的完成。再次，在技巧上，鐵片的使用也打破了傳統(tǒng)造型的封閉空間，從而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輕盈、流動、開放的空間。交錯的搭建與架構也消解了雕像的厚重實體，而以暗示的方式表達出雕刻對于結構與面的要求。這樣，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就會呈現(xiàn)出不一樣的造型。從這種既沒有完全遵循西方傳統(tǒng)又不生搬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深刻用意。

在此次捐贈活動中，楊振寧先生及其夫人翁帆女士向中國美術館捐贈了《筆架》《駱駝》《馬》三幅雕塑作品。其中《筆架》是熊秉明先生專門為楊振寧先生創(chuàng)作的，作品的背后還有兩位先生名字的縮寫。熊秉明先生和楊振寧先生是兒時的好友，他們的父親當時都是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的教授，所以七歲的時候他們就在北京的清華園相識了。這份從兒時維系至今的友誼自然使得兩人的情誼格外深厚。楊振寧先生在捐贈這幅作品時，也說道，“我跟秉明是總角之交，他是我一生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再來看《筆架》這幅作品，似乎更能感覺到熊、楊兩位先生跨越半個多世紀的發(fā)小之情。

《筆架》這幅作品的材質仍然采用熊秉明先生自《嚎叫的狼》以來沿用的鐵片造型。圍繞“筆架”這一主題，他完全舍棄了雕塑的封閉性空間和巨大的立體式造型，轉向一種開放式的、更為簡單、純粹的表達。環(huán)形帶狀的鐵片相互錯落地搭架在一起，有直立的、有橫著的，高矮不一、參差有致，連焊接的印記也一并留存在作品之中，成為作品本身的一部分，從而使觀者能夠更加純粹地感受材質以及造型帶來的空間和美感。所以楊振寧先生說：“你不光看到他的鐵片，而且鐵片之間的空間也成為雕塑的一部分。”這種將雕像原有的巨大實體消解在空間中，使空間也成為雕塑造型甚至審美的一部分，顯然是貫穿著熊秉明先生自身獨特的思考在其中的。而楊振寧先生能如此敏銳地感受到熊秉明先生的創(chuàng)作意圖，也正是他們七十余年的友情的最好見證。在藝術和科學之間，他們顯然有許多共識，在許多方面也都有相同的文化情懷。

從《筆架》這幅作品中，我們更能強烈地感受到熊秉明先生對面的強調，各個面，以及面與面之間的銜接與咬合所迸發(fā)出來的強烈生命力。正如他自己所言：“‘面’是雕刻上一個極基本、極重要的觀念。”而這幅《筆架》，恰恰就是這觀念的最好、最直觀的展現(xiàn)。對于觀賞者而言，這并不是十分神秘的，但是對于創(chuàng)作者，卻是要經過長時間訓練才能把握。舉重若輕，正是熊秉明藝術中所獨有的魅力。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解剖，而《筆架》這具有深刻中華文化內涵的主題也無法解剖。正因如此，我們看到的《筆架》是一個造型結構，是一個有節(jié)奏的、均衡的、組織精密的，占三度空間的造型體。環(huán)而觀之，我們仿佛能穿過作品看到面與面之間的結構與深層的間架。而對于熊秉明先生而言，這就是雕刻的本質！把形體錘煉得仿若佛像一般精粹、高明、凝聚而堅實。

眾所周知，熊秉明先生十分愛好書法，在書法理論和實踐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詣。從1968年起，他就在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擔任書法史、書法美學與書法實踐的課程教師，長達二十余年。在1995年，還發(fā)表《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一文，并明確提出：“書法代表中國人的哲學活動從思維世界回歸到實際世界的第一境，它還代表擺脫此境界的最后一境。”或許正是有感于這種屬于心靈本身的藝術，他創(chuàng)作了《筆架》這幅作品。楊振寧先生說：“秉明和我是同一時代的人，同一個大時代的人。我們都有話要說。我們走了不同的道路，采用了不同的語言，但是我們要說的卻有同一底線。”或許，這同一底線就是對祖國文化的一顆赤子之心吧！

在熊秉明先生的藝術生涯中，體量最大的作品，當屬如今屹立于南京大學的“跪牛”，楊振寧為其取名為《孺子牛》。這件作品緣起于2000年，在楊振寧先生的引見下，我與熊秉明先生會面并結成忘年交。適逢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我邀請他為南大百年校慶創(chuàng)作作品《孺子牛》。現(xiàn)在這件高約兩米的巨制依然陳列在南京大學的校園之中。牛是熊秉明先生作品中一個常見的母題，他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形態(tài)的牛，而牛恰恰是一種最戀家動物，它默默耕耘，辛勤付出，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家的象征。或許，這些牛是熊秉明先生對自身的一種寫照，是借助藝術使遠行的自己在精神上得到回歸。

在熊秉明先生看來，“雕刻要能充分表現(xiàn)其存在的生命力必須依賴強明的立體感，而強明的立體感是由嚴密的‘面’所構成”。在《馬》《駱駝》兩幅作品中，他以面與面構成的脊成為抽象表達，建立雄深而厚重的體，從而直達精神之源。既借助自然滄桑變忽的山體與河流及其裂變與重構的張力以塑造形體，又統(tǒng)一于對宇宙哲理、人文情懷的關注之中。而這一切都是熊秉明先生對雕塑語言發(fā)展的獨特貢獻。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興盛之時，他熔鑄東方天人同化的自然觀于其間，使得牛與駱駝成為巨峰險崖、大地與山巒，充盈著生生不息的自然偉力。

2001年熊秉明先生應邀訪問南京大學時，我陪同他看六朝石刻、觀高二適書法，后來還有我們四手合塑他的肖像，堪稱藝壇的一段佳話。我從外面塑進去，他從內部塑出來，以指痕、刀痕呼應、穿插，在同一團塑泥上，我們合作得非常痛快，簡直像兩個樂手在即興合奏，演繹了一曲精彩的四手聯(lián)彈。我在南京博物院的“吳為山文化名人雕塑館”開幕時，遠在巴黎的熊秉明先生還為我作序。2002年12月，熊秉明先生與世長辭，我親赴巴黎拜謁，并撰文表達哀思，我們因藝而聚，成就了一世的情緣。

在中國現(xiàn)代雕塑史上，熊秉明先生是深悟中國雕塑藝術的大家。他是由形而上介入雕塑的，在東西方哲學的比較中，在東西方造型的比較中，找到了以中國土地、山巒為體的象征著中國人精神的形式，找到了以書法為核心——滲透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線。正是自然之化，天人之氣，丹青之韻，書墨之魂，詩騷之魄，凝合冥結，造就出中國傳統(tǒng)雕塑之精神意志、風格特征。熊秉明先生曾說：“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民族都在雕刻上表現(xiàn)了他對存在的認識，都反映這一個時代，這一個民族對存在所抱的理想，這是自己的形象的投射。”透過《筆架》《馬》《駱駝》三幅作品，我們能從中看到他自身藝術生命的持久和恒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