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安·夏洛特·萊芙勒

“我是自己性別的叛逆者，毫無疑問，我被創造得具有男人的興趣和才能，沒有為他人奉獻和忘我的女性天賦……假如我是你，或者假如我晚生90年，我便可以投身研究，那對我來說是最渴慕的幸福。” 她在給大哥的信中吐露心聲。不能有男人的自由，也不能做通常的女人——這是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萊芙勒面對過的困境。

1849年出生在斯德哥爾摩，父親是校長，母親有貴族血統，具備傳統女性美德，長于相夫教子。安·夏洛特·萊芙勒從小智力超群。1861年，瑞典出現了女子師范培訓，安·夏洛特·萊芙勒的父母認為那不適合大家閨秀，讓安·夏洛特·萊芙勒像哥哥們那樣接受學院教育就更不能想象了，直到1873年，瑞典女性才可追求學術文憑。男女作為社會存在的差別，體現于立法，更體現于社會體系：女比男低等。教會的宣傳冊灌輸“真正的女性”應有的構造，竭力塑造賢妻良母。女性被看作男子的補充而非競爭對手。公共領域是男人的；女人的范圍在于私人的家庭，婦女是感性和道德的泉源。

少女萊芙勒曾為自己的厚鼻子辯護：“畫片上所有的天使可都有厚鼻子！”她還對女友抱怨自己丑而不足道。女友坦率而殘忍地回答：“的確不美。沒有少數特例才有的財富和美貌。更穩妥的出路就是結婚。”萊芙勒覺得，女子將結婚作為整個人生的目標真是悲慘；何況，等一位也許永不出現的求婚者實在是一份羞辱。她從小就流露對寫作的喜好，隨著時間推移，更視寫作為最愛。然而，當作家既是夢想也是恐懼。自己能走多遠，心里沒底；而出嫁仍是當時女性最大和惟一的成功——得到供養、居所及在世間立足的身份。相反，女作家背負的是有傷風化的貶義詞“藍襪子”——對“女知識分子”的這一稱謂浸透著來自男性的羞辱。也是因為懼怕這份羞辱，萊芙勒接受求婚并于1872年出嫁。

此前，萊芙勒雄辯地向女友歷數未婚夫的長處，通報他體面的家世、學歷、職位及對自己的喜愛，是要讓女友信服，又似乎，其實是要最后一次說服自己。婚姻對她這樣一個有寫作等意愿的女子來說，是一種威脅，也是一種保障。

新婚的萊芙勒自認幸福，投注熱情裝飾小家、安排宴會、學做女主人。丈夫拒絕聽她談文學，因為，他一聽就頭疼。成為母親，是萊芙勒在新年許下的最大愿望，惜因丈夫性無能不能實現。至此，萊芙勒的道路還是一條中產階級上層婦女的常規路。然而，她生命的軌跡沒按預期的發展，最終還是被內心深處的意愿和疑問拽向別處。

后來，萊芙勒常被貼上女權主義作家的標簽。女權主義在她或非有意為之，或根本談不上什么女權，什么主義，不過是本能，是作為女性，在人的需求被壓抑的情況下，不由自主的呻吟和訴求。

婚后多年，萊芙勒沒有自己的書房。給親友寫信只在白天、丈夫不在家時——這是他的要求。假如這位枯燥而勤勉的工作狂丈夫在家中，他沒有什么話，只埋頭于文件里，她陪著，坐在他身邊的搖椅上——這樣他才覺得有趣。相反，1873年，當她匿名投出的劇本《女演員》在皇家劇院上演時，陪同看首演的是二哥。其后，她丈夫也幾乎從不在妻子的文化活動中露面，妻子的激進讓他深感羞辱。

安·夏洛特·萊芙勒一直得到大哥尤斯塔·米塔格－萊芙勒的支持，這個成長為著名數學家的卓越男人，其女性觀和主流思想并無二致。這從他的擇偶觀可見一斑——他沒選擇妹妹的一個聰慧能干的密友，卻和一位平庸女子閃電訂婚。

除外人無法體察的男女間的化學作用外，尤斯塔的未婚妻并非安·夏洛特所言，真就“一無是處”。從留存的照片看，這個女子比安·夏洛特本人以及那位聰明的候選人更符合通俗的大眾眼光。大哥對妹妹坦言，選這個女子，正因為她無知，音樂也好、繪畫也罷，她都知道那么一點，也都毫不精通。對她而言，為丈夫奉獻是其畢生最高的理想——這最符合尤斯塔的期望。

震驚之余，安·夏洛特·萊芙勒多了個揮之不去的疑問：女人味和男人的情欲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何一個沒咬過知識蘋果的夏娃對男人更有魅力？一個有智識和創造力的女子如何統一溫柔、激情以及對一間私人房間的需求？力量和獨立會讓女人在其他人，特別是知識男性的眼里魅力驟減嗎？

1883年，她據此寫出20多頁的短篇小說《女人味和性》。1890年，又以同一標題寫出200多頁的新故事。《女人味和性I》讓男性評論家困惑；而著名的瑞典教育家、女性運動家和作家艾倫·凱在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出，這篇小說表現的是時下關鍵的兩大有沖突的潮流，一面是關于婚內愛應意味著雙方的充沛感情和性的親密。另一面是關于現代女性須保護自己，發展個性。凱認為，被解放的當代女性希望因內在的個人特質被愛，否則寧愿獨身。

萊芙勒的劇本或小說多集中于戀愛、婚姻和原生家庭話題，特別是愛與婚姻。她曾感嘆，自己也想如法國小說家左拉那樣，帶上筆記本，走訪社會的各個角落，觀察、記錄和呈現。但她不能，因為自己是個女人。盡管如此，萊芙勒還是銳利地提出不少與婦女命運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

比如在劇本《真正的女人》中，除女性對個人資產的支配權，更討論了性道德的單向化。那時，男人嫖娼，梅毒流行，自然也會傳染給配偶。被認為須恪守婦德的體面妻子們該如何應對？只按社會慣例表示寬容，以為是丈夫的一時之過？還是反被丈夫責怪：做妻子的欠了周到？

比如女子的性欲。萊芙勒據當時的一則社會丑聞改寫出小說《奧洛爾·幫赫》 。貴族女子奧洛爾有幾個求婚者，但她對他們毫無感覺。夏天在海島度假，突發的風暴迫使她和燈塔看管人單獨留在了礁巖上，她投入了他的臂膀。三天后，她回到自己的環境，和那男人再無瓜葛。然而，她懷孕了。母親在女兒的求婚者里挑出最需要錢而不得不容忍這局面的一個。很難說，故事里有沒有愛情，但確有對1880年代上流社會女子性欲問題的思考。性欲這天然的力量極具誘惑力也十分可怕，這本是大家閨秀不可涉及的——無論是奧洛爾·幫赫還是安·夏洛特·萊芙勒，無論是用個人言行還是用文字描繪。這個故事稱得上1900年代著名的丑聞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前身。

萊芙勒還借小說《在與社會的戰爭中》探討：假如一位母親在婚姻中得不到滿足而離開，對孩子會有什么影響？這是易卜生在《群鬼》和《玩偶之家》中避而未答的問題 。

萊芙勒視易卜生為偶像，也有過良好交流。她筆下的那位上流社會女子奧洛爾對燈塔管理人說的最后一句話即從易卜生戲劇《群鬼》里借來：“沒有勇氣做到忠實和真誠是悲慘的。”但和易卜生層次復雜的戲劇比，萊芙勒的作品多了些平鋪直敘。她對問題的體察銳利，惜作品多與真實事件，特別是她本人的經歷距離太近。人物塑造相對扁平；語言不如斯特林堡的精準銳利；情節和表達也不如易卜生等文學大家豐滿生動、有深刻沖突。

第一次訪問倫敦時，她曾明確表示，自己并不喜歡純文學，更看重政治、宗教話題。這似乎也能從一個側面解釋，為何她的劇本和小說擔當得更多的是提出和辯論時代的女性政治話題的使命。在萊芙勒，這使命當然也和她本人對更自由的“生”的需要、對真理探求的需要、甚至對聲名的需要息息相關。

不管怎樣，從父親因對女兒的寵愛，斥資在1869年出版以假名印刷的故事集《偶然》，到1873年匿名投稿的戲劇《女演員》在皇家大劇院公演；再到不顧家人阻止，冒著被本階層拋棄的危險，1882年終于用真名出版短篇小說集《來自生活I》，完成作為作家的自我認定；從一個表面看去循規蹈矩的中產上層女子，到激進女作家，萊芙勒殺出了一條血路。與她同時期的婦女中不乏有藝術天賦者，大多充其量做了家庭點綴：有繪畫才能的，如名畫家卡爾·拉爾松的妻子放棄自己的繪畫生涯，做些家居裝飾；有文學才能的，將文學的熱情消解于給孩子講述的童話；受過音樂訓練的，當不了職業音樂家，只在家庭沙龍里感受歡迎。女性向往自由平等的男女關系既是過于大膽，也是徒增煩惱。

作為當時瑞典作家的代表，萊芙勒被稱為“我們時代最好的女作家”。一批叫做“年輕瑞典”的文學青年，更將她和斯特林堡看成“媽媽”和“爸爸”。人們相信，她在短時期贏得大量人氣，是因為她最能揭示當前發生著什么。

1884年，萊芙勒靠自己的稿酬在歐洲大陸游歷，逗留于哥本哈根、柏林、倫敦、巴黎等地，接觸了一大批包括巴黎公社社員在內的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等，遇到了許多作家、畫家、哲學家等。其中包括王爾德的母親和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回瑞典后，萊芙勒愈發激進。

到了她年近40的1887年前后，盡管萊芙勒努力跟上文學新潮流，她的生活世界里變得充滿沖突，家庭、文學界、朋友圈，還有整個社會氛圍都對她有更大的壓力。

私人生活上，她和亞當·豪赫的關系到了決斷之時。豪赫是一堆孩子的父親，自由派知識分子，萊芙勒作品的丹麥文譯者以及她無所不談的密友。兩人在1884年相識，其后于哥本哈根或斯德哥爾摩等地時能見面，書信更密集不斷。豪赫的妻子曾懇求萊芙勒不要中斷和豪赫的來往——不然，他會很不快樂。萊芙勒自我分析，認為撫愛不單是肉體的，也會是目光的，她和豪赫之間就有后一種。她想把兩人的關系歸為友誼，又覺得太自欺欺人——她認為有深厚交往的男女間鮮存純粹的友誼。一面和妻子親密，一面也和自己難分的豪赫讓她費解。婚姻半死不活的她，自私地建議和豪赫拋開一切，移民加利福尼亞而未得響應。帶著種種缺陷和弱點，萊芙勒為尋求作為一個人、一個女性和作家的更好生存狀態努力奮爭。

雪上加霜的是文學風向的改變。1887年1月，她向豪赫表示，自己對喬治·布蘭德斯失望極了，這個丹麥文學批評家已放棄原先持有的對婦女問題的自由態度，而更接近斯特林堡在小說《結婚》及其他文字中顯示的立場。 斯特林堡甚至公開攻擊萊芙勒沒有孩子：一個不能結果的婦女是對自然的違背。他也因此不認為，這樣的婦女對男女關系的觀點有任何意義。盡管萊芙勒曾在一些場合激烈維護過斯特林堡。這段時期，1880年代斯堪的納維亞關于婚姻意味、性道德、賣淫、婦女權利和天性的爭斗達到高潮。自劇本《女演員》，萊芙勒不曾間斷地借寫作一再強調最具挑戰性的婦女問題，走追求真理的道路。如今，雖有新作推出，但她的文字被斥為重復過去，文字枯澀，已經過時。

難以想象，假如萊芙勒沒有早逝，她還會掀起怎樣的“反攻”。從實際發生的歷史看，在瑞典，她一步步成了強弩之末。1888年新年伊始，黯然神傷的萊芙勒乘火車離開斯德哥爾摩，取道柏林，輾轉到羅馬，甚至遠足非洲，采寫了關于阿爾及利亞的報道。這是散心和游學，更是自我流放。也是在這次長期旅行中，她遇到了來自那不勒斯最古老家族的天主教徒，比她小10歲的意大利數學教授，這名公爵許多年后出任過那不勒斯市長。

他對她十分迷戀。萊芙勒相當寫實的《女人味和性II》 就取材于這段愛戀。“之二”和“之一”同樣探討女性氣質以及男人的愛欲傾向。但在“之二”里，似乎出現了一個世間沒有的男人，也就是萊芙勒的第二任丈夫。作為故事原型的事實是，這個溫暖、風趣、俊朗又智慧的貴族男子冒著和家族決裂和失去財產的危險，愛一個比他年長很多，未必能生出繼承人，沒有財富和美貌的激進異教徒作家。他認為她是自己“靈魂的靈魂”，更盲目地堅信，她就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1889年初，萊芙勒對留守斯德哥爾摩的丈夫提出離婚。3月，離婚成立。因天主教廷不接受離婚，再婚成了好事多磨。其中周折包括萊芙勒前夫無比勇敢而寬容地寫下自己性無能的證明，以示先前的婚姻無效；也包括萊芙勒放棄新教、皈依天主教。

1890年，終于成婚，萊芙勒成了公爵夫人。雖然不被婆家接受，夫婦倆也一直住在租來的公寓里，婚姻生活似乎實現了萊芙勒一生向往的平等的愛的關系。在孩子即將出生前，一天晚上，她突然熱淚盈眶：“我實在是太幸福了，這么幸福的生活不能持久。”那時，她的作品不僅是在意大利，在德國、俄羅斯、英國、意大利等地也都有出版計劃，意大利文化界將她看作一股新鮮的清風。萊芙勒這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生活在我面前豐饒而有希望地鋪展。我的私人生活和文學生活同樣得到了滿足，其中一個就如同另一個。假如現在我死去，不得不說，我已在各方面登上人生的高度，一個閃亮的高度，那里，到處是陽光以及巨大、寬廣的地平線。

1892年6月，兒子出生。同年10月，她因闌尾炎死于那不勒斯。

萊芙勒自覺處于幸福頂點時，客觀情形是，她有深愛自己的男人，充滿愛的體面婚姻，盼望已久的孩子——是世俗的大團圓。這樣一個所謂女權主義者，她在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上的成敗，客觀上、很大程度竟還是依靠了對愛、婚姻和孩子的追求結果。雖說很難有人能獨立于他人和愛而感覺幸福，萊芙勒的這份依賴還是和她驚世駭俗的奮斗一樣讓人詫異——而這并不是特例。

萊芙勒周圍有幾個堅強女性，如世界首位女教授、數學家、俄羅斯人索菲婭·柯瓦列夫斯卡婭。她和姐姐在圣彼得堡學習時接觸到激進自由派圈子。陀斯妥耶夫斯基也屬于此圈，曾向她姐姐求婚。索菲婭和后來成為古生物學家的符拉基米爾·柯瓦列夫斯基結婚，移居德國。年僅24歲，在哥廷根大學完成博士答辯。這個過人的女子在1891年因胸膜炎早逝。她生命的最后幾年并不快樂，一個原因是，孀居數年后，她陷入與一名俄羅斯社會學家的感情糾葛，一面惱怒于他的卡薩諾瓦本性，一面在情網中難以自拔。1889年那個陰冷多雨的歲末， 她和因再婚受阻的萊芙勒結伴在巴黎過圣誕，兩個心靈強大的女人，每日最盼望的竟是情郎的突現。所幸，雖在情感上被動，柯瓦列夫斯卡婭不曾停止研究；而無論處于何種狀況，萊芙勒也不曾停止寫作。

值得一提的是，比萊芙勒年輕9歲、后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女作家及瑞典學院第一位女院士的塞爾瑪·拉格洛夫在1891年借《尤斯塔·貝林的薩迦》登上文壇，她曾致信萊芙勒表達敬意，詢問意見，并吐露一個新生女作家的彷徨，得到了萊芙勒的熱情贊揚和鼓勵。

萊芙勒死后，還要再等幾十年，到1921年，在她的祖國瑞典，女子才有了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而今，瑞典女性的自由度有目共睹。自1980年代，研究者重新重視萊芙勒——她提出的問題被認為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在中國，似已不存在萊芙勒的做常規主婦或女作家的兩難。如今的女子都可求學、就職、戀愛，正是萊芙勒艷羨的晚生的女性。萊芙勒若穿越到現在，當驚世界之不同。但還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卻就在感受中的，來自外界也來自自身的女性性別壓抑和生理禁錮。剩女話題鼎盛，結婚生子仍是衡量女子幸福的重要指數，更不用說諸如“二奶”和“嫖娼”了——性道德依然單向。當代女性或不得不羨慕將比自己晚生的女子，未來或有更多的平等和更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