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到南院已經兩個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沒有去。還去過一次藥店，因為總是失眠……”這是張悅然長篇小說《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的開篇，采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敘述者叫李佳棲，生于1982年。“回到”這一詞很關鍵，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主人公并非是按照線性時間的安排來敘述故事，而是切入了回憶的視角。它同時也表明，主人公在以前的某個時刻逃離了此地，此時不過是故地重游。故事往往就是這么開始的，在故地遇見故人，故人好像還一直沒有離開，在原地等待，一切似乎都是為了“成全”這個故事。李佳棲和程恭的重逢構成了講述的起點，他們之間的愛恨情仇構成了故事的動力。這首先是兩個80后之間的故事——考慮到我和這兩位主人公幾乎同齡，也可以說，這首先是一個我們的故事。這不由得讓我心頭一緊，還有什么故事可講呢？童年的陰影，愛的缺失，生理性的痛苦和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宣泄，這些都在重復的書寫中幾乎耗盡了意義。與前一代作家相比，我們這一代人在“青春書寫”上停留時間過長，關鍵問題是，我們并沒有在自己的青春中創造出一個少年維特或者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甚至也沒有創造出如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那樣的隱喻和所指。

80后一代人的困境在于顧影自憐，放大私我的情感而缺乏必要的克制，而對于小說寫作者來說，在意識到這一困境之后，需要的不僅僅是大喊大叫的喧嘩，而是需要錘煉自己的思考和想象，以藝術的方式對之進行調整和改進。十年來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之一，也許就是要明白，“我”——“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其實真的沒有那么重要。或者說，如果不能在一個具體的時空和坐標軸中來衡量“我”，這個“我”的闡釋能力將會越來越微弱，直至消失不見。這是張悅然首先要面臨的問題，重新講述充滿了風險，對自我的溯源不能僅僅局限于自我。

張悅然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繭》中，她決定來一次真正的尋根之旅。李佳棲和程恭的講述固然從自我的經驗出發，卻延伸拓展為他們的故事，即父親的故事和祖父的故事。這使得小說的人物關系變得復雜而立體，有更多重的關系被建構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父與子”的關系模式。祖父李冀生和父親李牧原構成了一組父子關系，而父親李牧原和女兒李佳棲構成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父子關系”。與其對應的還有，男主角程恭和父親程玩命、程玩命和父親程進義構成的父子關系。這是現代文學的母題，自俄羅斯文學肇始，“父與子”就構成了文學中極其重要的現代性。“父”在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恒定、寬厚的愛被轉喻為一種衰老、陳舊、迂腐的秩序，而對于這個秩序的反抗，則寄希望于“子”。因此，“父與子”的沖突，“子”對“父”的抵抗乃至進攻成為締造新秩序的動力，“新人”的希望也就是這么被想象出來的。這是極其宏大的命題，尤其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規劃中，“父與子”的對抗又被賦予革命的神圣含義，對“父”的反抗，不僅僅是精神分析意義上的弒父情結或者是成長所需，而更是改造社會和解放人類的內在性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巴金的《家》，對此幾乎進行了完全的演繹。后來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柳青的《創業史》，都重復了這一主題。

張悅然一直對這個母題感興趣。這不僅僅是“窺探”，其背后的指向是歷史、社會和深層的情感，是“父一代”所能提供的不一樣的經驗和視域。每一代人都有敘述歷史的沖動和需要，但每一代人的敘述方式卻各有不同。張悅然對父輩的敘述，既有現代文學史的譜系所系，更有80后這一代的獨特方式。

在《繭》中，李冀生和李牧原的父子關系幾乎是對現代文學經典父子模式的重復，父親高高在上，冷漠、威權，武斷地干涉兒子的生活和命運；兒子則敏感、懦弱、倔強，以不服從的姿態對抗來自父親的壓迫。但是位移同時也在發生，在李冀生和李牧原的緊張對峙中，似乎已經很難看到那種現代的激情，他們的對峙缺乏一種再造秩序的動力，也不再回應革命和進步的宏大主題。現代文學史上“父與子”的對峙，往往是熱烈、沖動的，充滿了力的搏擊和反彈，那是在宏大歷史語境中熱烈的碰撞。而在李冀生和李牧原這里，則是冰冷的、軟弱和無望的，“父與子”之間的秩序沖突變成了個人的怨恨，它的社會面向也被切斷，而轉向家庭的內部。

更具體的表征，是“父與子”的模式向“父與女”的模式的偷偷轉變。在張悅然的小說中，李牧原和李佳棲這一組“父女”關系更具典型性。對一種具體的“父愛”的強烈渴求構成了這一關系的核心。從“父與子”到“父與女”，雖然“父親”依然存在，但是敘述父親的視角已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李佳棲以第一人稱的、女性的、傾訴的方式開始陳述故事之時，讀者大概就會明白，這是另外一代人在陳述他們所理解的歷史，她所能洞察和所能遮蔽的，都受益于也受制于這樣一種身份。

《繭》的歷史敘述并無太多的違和感。雖然在歷史的親歷者看來，有些細節和場景并非那么“原生態”，但考慮到時間距離的因素，這也可以理解。整體來看，大量的細節逼真而充滿了經驗的體溫，比如程恭的奶奶喜歡收藏印有紅字的搪瓷鍋、搪瓷臉盆等，這是鮮活的生活記憶。這些細節豐富了小說的質地，同時也使閱讀變得愉快起來。

（作者供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原載《光明日報》2016年8月29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