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宋 蘇漢臣《長春百子圖卷》（蹴鞠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吳湖帆舊藏錢選《蹴鞠圖》（上海博物館藏）

《明宣宗行樂圖》投壺場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唐章懷太子墓壁畫中的《打馬球圖》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明杜堇《仕女圖》（捶丸局部）

里約奧運會賽程過半，中國體育健兒在賽場上爭金奪銀，上演著一場場精彩的競技對決。此時，翻開歷代文物圖冊，中國古代體育競技的場面同樣激烈而有趣，堪稱精彩。

這些古代體育項目，隨著近代西方競技體育興起，今存已稀。然而，作為歷史上曾經(jīng)存在過的體育娛樂項目，我們從文物中尋覓其蹤跡，也頗有趣味。值此里約奧運會之際，本刊精選諸多與體育相關的文物，講述經(jīng)典文物中的體育故事。

蹴鞠場邊萬人看

上海博物館日前在“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中，展出一幅元代畫家錢選（款）紙本設色《蹴鞠圖》，頗為引人矚目。此原畫傳為南宋名家蘇漢臣所作，畫面設色淡雅，用線古拙，描繪的是宋太祖趙匡胤與其弟宋太宗（趙匡義）及開國功勛趙普、楚昭輔、黨進、石守信等玩蹴鞠時的場景。此事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筆記中多有記載。

吳湖帆在最后的壓卷跋中說道：“聚識人間混等倫，豈殊凡翼與常麟。一朝龍鳳飛天去，搃是攀龍附鳳人。青巾黃袍者，宋太祖也。對蹴踘者，趙普也。青巾衣紫者，太宗也。居太宗之下乃石守信也。巾垂于前者，黨晉也。年少衣青者，楚昭輔也。嘉靖己酉七月十四日徵明識。按：嘉靖廿八年己酉為公歷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越今三百九十六年矣。余曾見文氏摹錢氏本題此詩記，因錄入。甲申冬日，吳湖帆。”

23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齊國都城臨淄中最為流行的運動，就是蹴鞠。《史記·蘇秦列傳》中即有記載，稱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到漢代，蹴鞠成為一項非常普及的運動，最初流行于民間，在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上都有記載，后引進至宮廷，成為中國古代最為流行的體育運動之一。

據(jù)考證，蹴鞠起源于中國，是現(xiàn)代足球的源頭。在古代被稱為“蹴鞠”“蹋鞠”“蹴球”“就圓”“踢圓”等。其中的“鞠”即為球，一般以皮子縫制，有空心球與實心球之分。《漢書·藝文志》中，就曾著錄有《蹴鞠二十五篇》，成為最早關于蹴鞠的書籍之一，可惜不幸散佚。

從漢人詩文中，還能窺見漢代足球的一鱗半爪。如東漢李尤在《鞠城銘》中曾描繪當時的比賽情景：“圓鞠方墻，仿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zhí)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代時蹴鞠流行于民間，甚至出現(xiàn)了屬于“百戲”范疇的表演性蹴鞠。其旁邊還常配有伴樂或大鼓，表演者動作也跟隨節(jié)奏變化，以高難度動作取悅觀眾。同時，除作為運動項目外，蹴鞠也成為軍事訓練的手段之一。劉向在《別錄》中記載有：“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這也就是說，蹴鞠在鍛煉體魄、模擬作戰(zhàn)、演練進攻防守等項目中，具有特殊意義。

直至唐宋，蹴鞠運動在宮廷和民間一直流行不輟。唐太宗、唐玄宗都喜看蹴鞠，宋太祖趙匡胤則是個“球迷”。他尤其擅長“白打”，也就是現(xiàn)在人們所說的“花式足球”。即踢球時，用頭、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觸球，靈活變化，隨心所欲，可使“球終日不墜”。

除宮廷喜好外，“蹴鞠”運動在民間亦十分流行。詩人陸游即在《晚春感事》中有名句：“少年騎馬入咸陽，鶻似身輕蝶似狂；蹴鞠場邊萬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蘇漢臣繪《長春百子圖卷》中，筆法工整，人物衣著細膩，景色分明，百童嬉戲情景躍然紙上。畫中即有四個孩子蹴鞠的場景：右邊的童子忙著顛球，另外三個人則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他，中間的蹴鞠由赤、青、藍、赭等不同顏色的皮革制成。

直至明清，蹴鞠的娛樂功能逐漸增強。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明宣宗行樂圖》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坐在御園亭中觀看眾人蹴鞠的場景。而藏于天津博物館的清代畫家黃慎《蹴鞠圖》軸，則人物用筆勁利，頓挫自如，將蹴鞠的場面刻畫生動，奇趣不俗。

捶丸射柳故事多

“捶丸”這項運動最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署名寧志齋的《丸經(jīng)》中出現(xiàn)。在這部32章、洋洋萬言的書中，記載了有關“捶丸”的場地設置、器材制造、競賽規(guī)則、處罰條例甚至各種不同的擊法、戰(zhàn)術、競賽心理等內(nèi)容。

雖然元代《丸經(jīng)》初刻本已遺失，撰述者寧志老人已不可考，但元末明初著名史學家陶宗儀在其著作《說郛》中將《丸經(jīng)》編入其中，使其得以流傳。這部被研究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最為全面系統(tǒng)、文字簡潔的體育專業(yè)書，一方面紀錄了“捶丸”在宋元時期的風靡程度，“至宋徽宗、金章宗皆愛捶丸。盛以錦囊，擊以彩棒，碾玉綴頂，飾金緣邊，深求古人之遺制，而益致其精也”。另一方面，也將這項已經(jīng)消失的古代體育運動呈現(xiàn)在后人面前，甚至被當代人稱為“古代高爾夫”。

雖然“古代高爾夫”這一稱呼在學界爭議尤甚，但其仍從側面說明“捶丸”這項運動的外在與當代高爾夫運動有類似。其由唐代拿球桿徒步打的球類游戲“步打球”演變而來，至宋元成為流行運動。在元散曲雜劇、明代繪畫中都有所提及。元雜劇《逞風流王煥百花亭》第二折王煥自夸什么游戲都會時說：“折莫是捶丸氣球，圍棋雙陸，頂針續(xù)麻，拆白道字，買快探鬮。錦箏搊，白苧謳，清濁節(jié)奏，知音達律磕牙聲嗽。”此外《慶賞端陽》中也有“你敢和我捶丸射柳，比試武藝么”的道白。到明代，捶丸運動已不及前代普及，至清代更趨向衰落。

據(jù)記載，捶丸所用球杖俗稱為“棒”，包括“撲棒”“杓棒”“攛棒”“單手”“鷹嘴”等不同的類型，又分為全副、中副、小副等3種，全副有10根棒，中副8根，小副則在8根以下。捶丸的場地多設在野外，需“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飫飽之余，心無所得，取擇良友三三五五，于園林清勝之處，依法捶擊”。

從打法而言，需先畫定球基，再設定球窩。球基為方形“縱不盈尺，橫亦不盈尺，擇地而處之”，球基和球窩的距離，遠的可以相隔50至60步，最遠的不得超過100步，近的至少寬于一丈，這在《明宣宗行樂圖》即有所繪。在此圖中，全場共有10個窩，窩邊還插不同顏色的旗子，以表示球窩之間的區(qū)別。

與此同時，捶丸這項運動也頗受女性青睞。在明代畫家杜堇所繪《仕女圖》中，即有捶丸運動的場面。畫中女性頭梳高髻、寬袍大袖、有侍女陪伴，頗為怡然。

日射塵紅擊鞠場

“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曹植在《名都篇》中對“擊鞠”運動如此描述。“擊鞠”就是指馬球。

“擊鞠”在唐宋時曾經(jīng)盛極一時，據(jù)記載，唐代宮城禁苑內(nèi)多筑有打球場地，而在軍隊中，馬球也是競技性練武項目，例如在《資治通鑒·唐紀》中，即有唐神策軍中專門有馬球能手的記載。而唐代詩人皮日休在《洛中寒食二首》中寫道：“千門萬戶掩斜暉，繡懇金銜晚未歸。擊鞠王孫如錦地，斗雞公子似花衣。”說明這項運動在貴族之間的流行，而宋代蘇轍也曾有《送梁交之徐州》詩云：“崖上游人莫不歸，清香入袖涼吹面。投壺擊鞠綠楊陰，共盡清樽餐白飯。”

此外，在唐代的墓室壁畫中也多次出現(xiàn)擊鞠的場景，例如唐章懷太子墓的墓道西壁就繪有栩栩如生的《打馬球圖》。畫中有20匹各色駿馬，騎者穿窄袖袍，腳穿黑靴，皆左手執(zhí)韁繩，右手持杖，整個比賽場面十分緊張激烈。

唐代女性也愛好擊鞠，在唐墓中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女騎馬打球俑出土。在此風氣的影響下，一種名為“驢鞠”的騎驢打球活動也應運而生。由于驢體型較小且較好駕馭，深受女性喜愛。這種驢鞠在宋代的宮中依然存在，被稱做“小打”，以區(qū)別于騎馬打球的“大打”。

同樣，在《明宣宗行樂圖》中，也有明宣宗觀看擊鞠的情景，畫中的明宣宗坐在椅子上，場上一人乘馬舉旗前奔，后面一人揮舞球杖沖向球門，場面熱烈。到清代，擊鞠曾一度被禁止，雖后恢復，但也逐步不為人知。

投壺擊鞠綠楊陰

作為從先秦即有的傳統(tǒng)禮儀和宴飲游戲，投壺是來源于射禮的傳統(tǒng)禮儀。由于庭院不夠寬闊或是賓客的確不會射箭，因此，以投壺替代射箭，成為宴飲風尚。《禮記·投壺》中曾有“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的記載，《左傳》中也記載有晉昭公大宴諸國君主，舉行投壺之戲之事。

漢代時，投壺亦流行。“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淮南子·兵略訓》中，將投壺與彈琴、吹竽、六博等同時作為高雅游戲。而現(xiàn)存于南陽的漢代投壺畫像石，也呈現(xiàn)著漢代的投壺情形。

隋唐五代時的投壺活動，仍然流行。“分朋閑坐賭櫻桃，收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斗累阿誰高。”唐代詩人王建在《宮詞》中，即對宮人投壺有所記載。而在李白《江夏寄漢陽輔錄事》中，則有“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之語。

到宋代時，雖然投壺依然流行，但其已漸趨娛樂化。有士大夫對此頗為不滿，司馬光即是其一。他后來于宋神宗熙寧五年，索性著述《投壺新格》一卷，專門介紹怎樣投壺。在投壺方式上，司馬光定有“有初”“連中”“貫耳”“散箭”“全壺”“有終”“驍箭”等方式，并有詩云：“投壺邊柝靜，倚馬檄書成。不忘塵中客，往鴻可寄聲。”

進入明清之后，投壺項目也隨著社會發(fā)展日益繁盛。據(jù)《投壺奏矢》統(tǒng)計，當時的投法有140種之多。同樣，在《明宣宗行樂圖》中，也有明宣宗投壺的情景，畫中的明宣宗坐在椅子上，頃身投壺，旁有隨侍，場面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