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曼布魯伊遺址出土的明“永樂通寶”銅錢 圖片由北京大學肯尼亞考古隊拍攝

曼布魯伊遺址出土的永樂青花瓷片 圖片由北京大學肯尼亞考古隊拍攝

20世紀以來，西方考古學者長期壟斷著對東非地區的考古活動。近年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開始在東非肯尼亞開展大規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鄭和部下后裔”引發初步考察

考古工作開始于一系列機緣巧合的事件。

1994年，美國女作家李露曄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敘述了在肯尼亞的經歷：一個黑人告訴她，自己是中國人的子孫，是數百年前在肯尼亞拉穆群島中的帕泰島沉沒的一條中國商船遇難幸存者的后裔。這一細節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之后，《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探訪了帕泰島并采訪當地“中國人”后裔的情況。他由此大膽設想：這些自稱有中國血統的人，很可能是鄭和部下的后裔。這一推斷因為與百年來的國際熱門課題鄭和航海建立了聯系，不僅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也很快引起中國國內的關注。《人民日報》當時駐南非記者李新烽前往拉穆，寫回了大量相關報道。

2005年，在江蘇太倉舉行的紀念鄭和航海600年大會上，肯尼亞拉穆群島中國村的“中國女孩”謝里夫和馬林迪市市長特別受邀參加，謝里夫還獲得了中國的國家獎學金到南京中醫學院讀書。

基于社會的高度關注，國家文物局派出了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張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國家文物局考古處處長閻亞林組成的專家組于2005年前往肯尼亞，對其沿海地區的部分古代遺址進行考察，開啟了中國考古學者將研究視角伸向非洲的進程，中國考古遇到了走向世界的難得機遇。

為什么進行肯尼亞陸上考古

如果循著人們對上述事件的關注點，尋找傳說中的那條沉船，進行水下考古，應該是我國在肯尼亞進行考古工作的重點，可專家組調研后發現，當地中國人后裔缺乏證據支持。與此同時，肯尼亞有著更值得中國考古介入的理由：一方面肯尼亞海岸由西方和當地學者發掘出土的大量中國瓷器，并未獲得有效整理和利用。另一方面，中國明代文獻記錄中對“麻林”“麻林地”的多條記載，是對肯尼亞馬林迪的明確記載，還有很多學者認為唐代文獻《通典》中記載的“摩鄰”指的就是馬林迪，這可能是中國與東非交往的最早記載。通過考察得知，馬林迪市及其附近還存在一些與中國有著密切聯系的遺跡遺物。

于是，專家組提出了變換工作方向的建議：第一，到馬林迪去尋找最早的馬林迪王國的都城，在馬林迪附近進行考古發掘；第二，考察肯尼亞出土的中國瓷器，研究中國開展海上貿易的情況，并建議這一考察可擴展至其他東非國家。

考古成果極大推進了東非歷史研究

現在的馬林迪市是古代馬林迪王國后期的都城遺址。文獻記載，這里幾乎可以肯定是鄭和船隊曾經登陸非洲的地點之一，同時也是歐洲殖民者繞過好望角后在非洲的第一個登陸點。馬林迪是第一個接納葡萄牙人的伊斯蘭王國，成為葡萄牙人進軍印度、馬六甲和中國的基地，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對于這樣的歷史名城，人們在談論歷史時卻缺少實證資料，并不了解其滄桑變遷，只有英國學者柯克曼在20世紀時，提出馬林迪城的創建歷史可以上溯到14世紀。而據阿拉伯文獻記載，馬林迪王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8、9世紀。那么，早期馬林迪王國的中心在哪里？馬林迪王國發展的階段性是怎樣的？

為探尋答案，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與肯尼亞國立博物館濱海考古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肯尼亞沿海中部的曼布魯伊村遺址、馬林迪老城遺址、卡提布清真寺遺址、姆簡那赫利村遺址、塔卡耶遺址5個地點進行了田野考古發掘，總計開挖探方、探溝95個，發掘總面積1753平方米，超額完成了與商務部簽署合同規定的1600平方米的發掘面積，各類出土物數以萬計。令人矚目的是，大部分探方都發現了古代文化遺存。

從發掘結果來看，曼布魯伊和馬林迪兩個遺址的創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紀，這意味著可以確定馬林迪古代王國的創建年代為9至10世紀。

對馬林迪地區的人們來說，得知本地歷史還有更悠久的起點，他們激動無比。更何況，考古成果還顯示出一些更為細致的歷史脈絡，如曼布魯伊的考古遺存可分為六期七段，馬林迪老城的考古遺存可劃分為六期，有明顯的興盛期和衰落期，聚落規模都達到了30萬平方米，16世紀還出現了規模很大的柱墓。從發展階段性來看，曼布魯伊遺址更有可能是11世紀阿拉伯文獻中提到的“馬林迪”。

在阿拉伯和中國古代文獻中都曾記載非洲鐵器是海上貿易的重要貨物。這次考古的多個發掘地點均發現冶鐵遺跡和遺物，表明這里在11至14世紀時擁有規模宏大的冶鐵工業，是早期印度洋貿易中重要的鐵產地。

曼布魯伊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的發掘為解答非洲歷史的重要問題提供了寶貴資料，由此引起國際學術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肯尼亞官員和學者普遍認為，這次考古的研究成果將改寫肯尼亞沿海地區的歷史，極大推進東非斯瓦西里海岸地區歷史研究的發展。

解密中非交往中的中國瓷器

針對肯尼亞以往出土的瓷器，北大考古隊共整理、研究了37個古代遺址和遺跡單位（沉船）中出土的中國瓷器，同時還對蒙巴薩耶穌堡博物館、拉穆博物館和格迪古城遺址博物館3個博物館中收藏的中國瓷器進行了調研。共收集、調查了中國瓷器9552件，拍攝照片近20000張，繪制器物圖1200余張。同時，還對本次陸上考古發掘出土的1060件中國瓷器進行了整理，整理中國瓷器的總數達到10612件（片）。本項調研工作是中國學者首次大規模前往海外調查中國的貿易陶瓷，也是環印度洋地區古代遺址中對出土中國瓷器開展的第二大工作，僅次于舊開羅福斯塔特遺址。

調研使中國瓷器在古代印度洋貿易中的地位得以清晰：中國瓷器與古代東非海岸高等級階層的生活緊密相連。那時，中國瓷器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陳設品，甚至被鑲嵌在宮殿建筑和墓柱上，因此富裕人群一直對中國商品有較大需求。中國輸往肯尼亞的瓷器自9世紀開始，基本上相延不斷。除了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期（11世紀到12世紀）為中國瓷器貿易的低潮時期，從9世紀到17世紀中國瓷器對東非地區的輸出先后出現4次高峰，這些峰期均對應了當時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和海上貿易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