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刀記》手稿

新中國成立后，在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一大批工農出身的作家。浩然與郭澄清就是這支浩浩蕩蕩文藝大軍里的一員。

按照年頭說，浩然比郭澄清小一歲，若按月份算，只小5個月，可以說他們是同齡人。浩然的原籍是河北省寶坻縣，現在已屬于天津市的一個區；郭澄清的原籍是山東省寧津縣，這個縣在新中國成立后曾分別隸屬于河北省和天津，把浩然與郭澄清認為是老鄉也是有依據的。

浩然與郭澄清一樣，都出生在農家，從小就參加革命工作，經歷了戰爭的鍛煉和考驗，十幾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著多年的農村基層工作經歷，為他們日后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厚的生活素材。

浩然是冀東人，始終生活、工作在燕趙沃土上，以三卷本的長篇小說《艷陽天》奠定了在文壇的地位。郭澄清是山東人，始終生活、工作在齊魯大地上，以三卷本的長篇小說《大刀記》而聞名于文壇。《艷陽天》和《大刀記》發表、出版后都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的反響，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

浩然與郭澄清從50年代初期就開始發表作品，都以歌頌新人新事，歌頌新的生活起步，根據現有資料，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時，已經是1965年了。

為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擴編”《社迷傳》，這一年郭澄清從山東來到北京，住了很長一段時間。6月26日晚，浩然到北京東城區的炒豆胡同看望暫居在此的郭澄清。這是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談到了近12點浩然才回家。

在浩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沒有他對郭澄清初次見面后的印象，但從后來事情的發展上看，兩個人的交往還是很好的，可以稱之為朋友關系。

1965年5月中旬，同為山東籍的青島作家姜樹茂來北京最后一遍修訂他的長篇小說《漁島怒潮》，以便出版。7月13日下午，姜樹茂來到浩然家串門做客，談他的短篇小說創作。聊到晚上吃飯前，浩然又特意約來郭澄清等人，一起暢談至深夜。

8月22日中午，浩然的朋友、內蒙作家張長弓帶著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編輯諸有瑩來到家里。到下午4點時，浩然又約來張峻、郭澄清等人，一同到當時很有些名氣的京城餐飲老字號“灶溫”吃飯，邊吃邊聊又到很晚。

如同天生的緣分，這年年底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農村文學選讀”，其中一本《公社書記》中，選用了四位作家各一篇短篇小說，而浩然與郭澄清就在這四位作家之中。

1965年10月，郭澄清的中篇小說《社迷傳》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不久后，他便贈送了浩然一本。浩然在這年12月和次年2月兩次閱讀了郭澄清的這部新著，雖然感覺在藝術上稍差一些，但還是有新東西的；凡是有新的東西，就應當給予肯定。于是，浩然寫了一篇推薦文章《一個嶄新的貧農形象》，發表在1966年4月26日的《光明日報》上。這類的文章，浩然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少涉獵的，大約只寫了四五篇。

在這篇約4000字的文章里，浩然對郭澄清的新特點給予了贊揚，對不足也有所提及。在文章中，浩然寫道：

我認為，你的《社迷傳》里一個值得肯定的特點，是創作了一個嶄新的貧農形象高大虎。這個“新”字，表現在你給這個人物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新的事物，也是最為真實的現實，這是作家應當大為鼓吹的東西。

你身在農村的火熱斗爭里，看到了這個新的事物，并抓住了它，具體、生動地體現在《社迷傳》那個貧農高大虎的形象描寫和塑造上，所以，我熱情地肯定你的這一點，并要向你學習。

由此可見，我們寫農村生活的人，不僅要追著時代的腳步，捕捉新的故事、提煉新的主題，也得挖掘新農民的新的精神因素；跟著而來的，是相應的表現方法。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浩然從單位回到家里，看到郭澄清留下的一份材料和一個條子。晚飯前，郭澄清再次來到。兩個人暢談到晚上9點半才分手，浩然將剛剛出版不久的《艷陽天》第二卷贈送給郭澄清。不久后，浩然將郭澄清的材料轉給了《紅旗》雜志社的編輯朋友。這份“材料”是稿件，抑或是其他什么，因沒有詳細記載，就不得而知了。

1970年，郭澄清開始了專業創作，比浩然重新回到專業創作崗位整整早了一年。這一年，郭澄清到北京參加修改《奇襲白虎團》的京劇劇本，住在二七劇場，他雖然幾次給浩然打電話，要與浩然見個面好好聊一聊，但經歷過“文革”初期的暴風驟雨，使浩然在許多問題上接受了教訓而顯得顧慮重重，與好多人斷了通信聯系。盡管他也擔心有可能引起誤會，還是找了種種借口沒有應允。浩然顯然是有些多慮了。

1972年7月6日，正在故鄉訪問、寫作的浩然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告知郭澄清到北京送稿，要來看他。第二天浩然就趕回了北京，先到出版社與郭澄清見了一面，又去處理完其他事情后，才再次趕回出版社，接著與郭澄清交談，一直談到晚上近10點。7月8日晚，郭澄清來到浩然家里看望，并提出希望浩然能夠促進一下出版社，為他的長篇小說《大刀記》印幾本征求意見本樣書。在筆者的印象里，當年確曾看到過這部書的征求意見本，不知這里面是否包含有浩然的“功勞”。

《大刀記》作為郭澄清的一部重要代表作，1975年出版發行后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贏得了眾多的好評；而浩然同時期出版發行的《金光大道》，作為其70年代的代表作，目前為止全國惟一一部完整記載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全過程的長篇小說，使浩然這個名字在讀者心中進一步加深了印象，也同時產生出了更廣泛的影響。河北作家劉國震曾在一篇文章中對郭澄清的《大刀記》和浩然的《金光大道》做過一番比較。他在文中是這樣寫的：

《大刀記》寫作于1971至1974年間，197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年曾被改編為連環畫和電影故事片、評書等，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這是郭澄清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可以說，沒有《大刀記》，郭澄清很難被納入“經典作家”的行列。但因為此書有“文革時期”這個不好的出生背景，在“文革文學空白論”的束縛下，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的許多當代文學史，對這部書取得的藝術成就，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又因為它描寫的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抗日戰爭生活，官方對這段歷史的評價與認識，“改開”前后幾無差別，所以，它也沒有像同一時期出版的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題材的經典巨著《金光大道》那樣遭受那么多誤讀與攻訐。

《大刀記》與《金光大道》雖然題材不同，但也有它們的共同點。兩部作品的主人公梁永生與高大泉，作為他們隸屬的那個階級中的優秀分子，都在為受剝削受奴役的勞苦大眾尋找一條改變自身命運，實現公平正義的幸福安康之途。他們都接受了共產黨的綱領與理想，又因為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梁永生選擇了寒光凜凜的“大刀”——武裝斗爭（民主革命）；高大泉選擇了金光燦爛的“大道”——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兩部作品，都是“道路小說”，都具有史詩品格。這一點，讀一讀《大刀記》第一卷前面長達239頁的《開篇》,讀一讀《金光大道》第一部前面那個只有49頁的《引子》,就很清楚了。從“大刀”到“大道”，是一種符合歷史發展邏輯和人物性格發展邏輯的自然延續。

郭澄清與浩然一樣“生不逢時”，雖然也寫了大量的作品，出了不少著作，但大多數都沒有趕上稿費高的時候，或者根本就沒有稿費。在1965年7月14日浩然寫給楊嘯的信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昨天晚上約郭澄清（他在給“中青”擴充《社迷》為中篇七萬字）、姜樹茂（青島人，寫四七年海上漁民斗爭長篇）、張英（與我同室住，上海人，寫電業工人長篇）和玉兄談了一次，對當前創作問題、稿費問題扯了許多。如今《人民日報》《人民文學》等報刊，對工農作者已不發稿費，送一些書，對于作家，最高者每千字六元，短篇集根本不給稿費了。郭之《公社的人們》只得九十幾塊錢。

信中說的“郭”，指的就是郭澄清。《公社的人們》則是指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郭澄清的短篇小說集；在版權頁上印著該書的字數近10萬字，印數為5萬冊。

1976年5月，郭澄清突患腦血栓，至使半身癱瘓。1978年12月20日，浩然與好友李學鰲聞訊后來到北京宣武醫院，看望正在此治療的郭澄清。這大概是兩個人見到的最后一面。幾年后，浩然來到河北省三河縣段甲嶺鎮掛職，在三河一邊繼續創作，一邊實施他的“文藝綠化工程”，沒有必須要參加的會議或活動，很少返回京城；而郭澄清則一邊同病魔頑強斗爭，一邊積極進行新的創作，于11年后的198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