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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先生在北京農光里寓所，本文作者攝于2015年9月12日。

高莽，不是名人，但頭上的光環不亞于時下一些“名人”：翻譯家、作家、畫家。自1943年發表譯作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起，七十余年來在多種文化領域筆耕不輟，譯著、散文及畫作等身。他曾任《世界文學》主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博士、俄羅斯美術研究所榮譽院士，曾榮獲俄羅斯總統授予的“友誼”勛章，以及中俄友協頒發的“中俄友好紀念章”等各種榮譽及稱號。

我與高莽先生結識，是近兩年的事。

丁聰先生（1916-2009）逝世后，其夫人沈峻（1927-2014）在我主持的《百家湖》雜志發表了一篇兩百字的短文《致丁聰》。同時配發的是高莽的漫畫《返老還嬰圖》，畫面是沈峻推著小車，車上丁聰手持如椽大筆，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這是一幅“永遠永遠惦記著你的‘兇老伴’”沈峻，充任丁聰秘書、保姆、護士和“家長”的生動素描。

丁聰羽化時，是揣著夫人的那封短箋和高莽的這幅漫畫上天堂的，其意味深長。用了高莽的一幅插圖，刊物要付酬（兩串羊肉串錢）。我不知高莽住址，向沈峻求援，遂有緣結識高莽先生。

三封書札往返后，我們由相識漸為相知。我請高莽為《百家湖》賜稿，先生不擺架子，只說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不寫文章了；但前年應一位朋友之約，為他編的一本專集寫了一篇追憶母親的文字，不知何故該文集一拖再拖，問可否以此文充之。豈止可以，求之不得！

不久，先生寄來《母親，我心中的燈》，并附來母親百年華誕的照片和他為百歲母親的繪像。八千字長文，我一氣讀完。此類追憶親情的文字，我讀得較多，令我感到溫馨和感動的也不少，但令我怦然心動、震撼的鮮見；而高莽這篇，不止令我震撼，更是令我心碎。現摘錄若干細節：

十六歲的母親遵父母之命，嫁給十四歲的父親。母親一字不識，但她卻常拿著書，問高莽書上字，很想做個識字的女性。平時母親不允許家人坐在書報上，不讓子孫破壞帶字的東西。“文革”期間“破四舊”，她把舊書化為紙漿，做成一個紙缽，外面糊上花布，做缽使。書沒了，書魂仍在。紅衛兵抄家，母親見高莽有本畫冊“不合時宜”，乘紅衛兵不備，把一本俄文“毛選”的護封套在畫冊上，躲過一劫。她不識字，但通情達理。她聽說“人貴有自知之明”這句話，兒子成長后，她讓高莽把這幾個字寫給她，她另在紙上“描”出這幾個字送給兒子：“聽到別人說這句話，我就決定寫給你，讓你永遠記住。”這話讓高莽受用一生。

母親有自己的審美觀念，她知道兒子常為人畫像，對高莽說：“畫男人要年輕些，畫女人要漂亮些。”這句話讓錢鍾書知道了，他讓別人轉告高莽，說按他母親的原則畫像，是不會有真實的作品的。楊絳先生聽后，卻認為“不見得”。母親不愛看自己的龍鐘老態，她把室內大衣柜上的鏡子，用白紙糊上一截……母親長壽活到一百零二歲，無疾而終。她臨終時對高莽說：“我死時，在我胸上放一本書，我太想識字了。”高莽愧疚，當年沒能幫母親脫掉文盲帽子。他遵循了老人的心愿：火化時，把一本字典放在老人胸口，讓她帶入天堂……

自2013年以來，我與高莽音問不斷，但無面緣。2015年秋，我專程進京拜訪。時年八十有九的高莽，聽說我去看他，十分高興，讓女兒宋曉嵐到車站接送我。

他已患肝腹水，腹部膨大。曉嵐告訴我，父親腿腳不靈便，但偶爾還寫寫、畫畫。高莽室內有點特別，各種有關老虎的字畫、栩栩如生的玩偶特別多，書架中、墻壁上、床頭邊，滿屋皆是，有百只之多，世界各國的虎均有。我問先生何至于如此。他說，他與老伴都屬虎。他現在的住處原來叫“老虎洞”。楊絳說：“‘老虎洞’太冷，不如叫‘老虎窩’。”

我們聊得很投緣。高莽把我帶到他的小臥室，一張單人床，倚墻的書架上擠滿一長排活頁夾，那里面裝滿他與文壇師友過從的信札。他與茅盾、巴金、冰心、艾青、錢鍾書、蕭乾等師友均有較密的過從，曾為他們畫過像。家中掛著一幅他畫倉頡（高莽習慣用“蒼頡”）的畫像，畫上“蒼頡”兩字是錢鍾書題的。他說這是他用錢老題名紙的下腳料，改成的小畫。他把畫裱了起來，并饒有興味地讓我細看畫像下部草叢的上方，是錢先生試筆寫的草字頭，狀似“飛蟲”，很有趣；還談及錢先生為他潤飾《蒼頡》題詞的往事……

臥室里次第懸著三幅女性畫像：母親、夫人孫杰和女兒曉嵐。高莽說這是他生命中三個“偉大的女性”。母親活了一百零二歲，生他養他教育他，“是我心中生命的燈”；夫人與他相濡以沫七十個春秋，現在雙目失明，長期臥床；女兒曉嵐是他晚年的“拐杖”，為照顧他們晚年生活，放棄國外優裕生活……高莽愛女兒，有趣的是兩人常斗嘴，以斗嘴逗趣為樂。

香茗品了一盞又一盞，不覺一個半小時了。我為高莽拍了照，起身準備告辭。高莽擺手，示意我坐下。他轉回臥室，又顫巍巍地走出來，手里拿著畫夾：“哪能讓你就這樣走了呢，留點紀念。”原來他要為我畫一幅速寫。我受寵若驚，按他的要求側身坐著，一動不動，太緊張了。高莽叫我放松，別老僵著身子，自然些。他用墨筆大約只用了三五分鐘就畫好了。然后問我“高壽”，我好奇怪，還是說了。他“哦”了一下，在畫作下方寫道：“七十二高齡的昌華先生留念”，落款是“八十五歲的高莽留筆，二○一五，九，十二于北京。”高莽又從里屋搬出一只裝滿印章的鐵皮月餅盒子，女兒曉嵐要幫忙，他不讓，非自己動手不可。好不容易找出那方曹辛之為他篆的名章。鈐好印，曉嵐連說：“錯了，錯了！”高莽問“怎么錯了？”“年齡寫錯了。”高莽一看下款，他把八十“九”寫成類似八十“五”，搖搖頭“老啦！”提起筆信手改了過來，且不露痕跡，又向曉嵐挑戰似地一笑：“這下對了吧？”

我回寧第二天，高莽即來電話，囑我把他的速寫復印一份，還囑我題上一句話，寄他作紀念。我戲題：“這是一位老老頭為一個小老頭作的素描。友人讀了稱‘形神兼備’。而我要說高莽先生把七十二歲的晚輩美化成二十七歲的小伙啦。故祈求八十九歲的‘何焉’老，在九十八歲時再為后學重繪。”“何焉”者，高莽曾用筆名也。

本文作者系資深文學編輯，在職期間結識一批當代文壇名流雅士，并為他們照過像。近年他將每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寫了出來，結集為《我為他們照過像》，并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經作者授權，本報今天先行刊登其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