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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云雷:“田園將蕪,胡不歸?” ——新時期以來中國人與土地關系的變化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李云雷  2016年07月31日16:55

    在20世紀,中國的土地制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數經更迭,經歷了較為復雜的歷史過程。1980年代所建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土地改革”與“合作化”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土地制度,這一制度的特點在于:在所有權上,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在使用權上,土地則以家庭為單位分散經營。這一土地制度在1980年代曾創造了農村改革的輝煌,并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主要結合當代文學作品,研究當前中國鄉村出現的新情況,并探討其未來的出路。這主要包括:(1)人與土地情感的變化,如第二代打工者對土地情感的淡漠,又如在發展主義視野下對土地的功利化態度,鄉村生產方式的工業化及其造成的生態問題等,這在不少底層文學、打工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2)“土地流轉”中的鄉村故事,如孫慧芬的《后上塘書》、陳應松的《夜茫茫》、關仁山的《麥河》等;(3)“城鎮化”與中國鄉村的未來,如高建群的《大平原》等??梢哉f中國鄉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也是中華文明所遭遇的最為劇烈的變化之一,在傳統農耕文化中發展起來的中華文明,在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進程中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是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的問題。

    一、人與土地情感的巨大變化

    在賈平凹的《秦腔》中,最觸目驚心的莫過于農村的荒蕪了。這里的“荒蕪”,既包括土地的荒蕪,也包括人的荒蕪——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離開農村到城市去了,在農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個村莊暮氣沉沉。小說中村里不少土地都撂荒了,夏天義心疼荒了的地,為此以較高的成本租種了俊德家的土地,但他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后來村委會收回荒地和另作他用的土地,由村里人承包,而又由承包人轉租給外鄉人,從中收取租金。但在由誰承包上沒有明確的規定,村里仍有不少荒地,后來夏天義在“各家的地里查看,凡是荒了的地,或者在自己分得的地里起土掏取蓋房用的細沙的,挖了壕打胡基土坯的,或者像書正那樣,在地里修了公共廁所的,或者老墳地以前平了現在又起隆修了墓碑的,一一丈量了面積。又將誰家在分地后嫁了女,死了老人或出外打工兩年不歸的,和誰家又娶了媳婦,生了孩子的一一統計。”然后他拿著材料,請夏天智寫了一份建議書: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荒蕪,使每一個農民都有地種,公平合理,貧富相當,建議重新分地。

    他拿著這一建議,征求村里的人簽名,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簽名,這里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者,也有對“分地”甚至對夏天義的歷史抱有偏見的,后者中最典型的是書正:

    書正看見了夏天義,放下锨,坐在塄上吃旱煙,打老遠就說:“天義叔是不是讓我簽名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簽過名,現在什么社會了,你還搞運動呀!”夏天義說:“誰是搞運動呀!”書正說:“天義叔,你真是個土地爺么,一輩子不是收地就是分地,你不嫌潑煩???”(1)

    在這里,“重新分地”聯系著“土改”、“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等歷史記憶,正是由于“合作化”搞運動的失敗,使書正的諷刺深深刺傷了夏天義,他作為以上三次運動的村領導,直接經歷過政策的反復與變化,這使他的威信受到相當大的挑戰,但也使他深深知道土地對于農民的重要性,在新的時期正是對土地重要性的認識,也使他敏感于時代的變化與土地的撂荒,從而提出了“重新分地”的建議,不過這一建議卻被擱置了。

    在王祥夫的小說《五張犁》中,五張犁是一個人物的名字,他們村里的地都被征了,被用做建高爾夫球場,五張犁是農村里以前干活的一個好手,但他出于對土地的熱愛,每天還到他以前的承包地去干活,把原先屬于他的那塊地種得特別好,后來還把人家種的花草都拔掉了,別人說他是“神經病”,最后他被趕走了。這篇小說寫出了五張犁對土地的感情,被剝奪土地之后那種無奈的、絕望的情緒。

    如果說在夏天義、五張犁等人身上還保留著中國農民對土地那種傳統的深厚感情,那么對于更多年輕的打工者來說,這種情感則越來越淡漠了。對于打工者來說,城市既離不開他們,又不愿容納他們,而他們對城市既沒有認同感,也無法回歸家鄉,處于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說這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典型心態,那么到了現在,第二代農民工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問題無疑更加復雜化與尖銳化了。在王昕朋的《漂二代》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于第一代農民工李躍進、韓土改、趙家仁、肖桂桂等人來說,北京不過是暫時寓居的“漂泊”之地,他們總還想著回歸河南老家,但是對于他們的子女來說,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些孩子出生、成長在北京,他們認同的是城市生活,回到農村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既無法融入城市,而在城市之外,他們又無處可以容身,小說中肖祥、肖輝、宋肖新、李豫生等人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這一代人的困境。

    據研究,“從成長經歷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經歷過父輩那樣從農村到城市的變化過程,與城市同齡人更為趨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自小就跟隨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農村初中(高中)一畢業就到城市‘謀出路’,因此他們對城市生活環境比對農村生活環境更熟悉、更適應;即使出生、成長在農村,他們在務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齡人一樣,大多數時間在學校讀書,不熟悉農業生產。據統計,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保?)

    在《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等非虛構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新一代打工者來說,鄉村已經成為回不去或者不愿回去的家,“長期在外的打工生活已經改變了打工者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一些打工者真的回老家的時候,即使已經蓋了自己的房子,卻發現自己很難適應那里的生活了。所以說,打工者‘不能回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原因是需要打工維持生計、需要掙錢蓋房、沒有假期,但是主觀原因也已經越來越重要,就是打工者已經不愿意再回去了?!保?)

    當打工者離開鄉村,而鄉村只剩下老人、兒童、婦女的時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農村的衰敗凋敝,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農民與土地的感情已經分外淡漠。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狀況,作為農耕文明的國家,中國對土地的重視貫穿于所有歷史之中,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深厚的,在20世紀,圍繞土地的變革與革命更是牽動著所有中國人的心。比如《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冬里,梁三老漢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他每天東跑西顛,用手掌幫助耳輪,這里聽聽,那里聽聽。他拄著棍子,在到處插了寫著字的木撅子的稻地里,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那灰暗而皺褶的臉皮上,總是一種不穩定的表情:時而驚喜,時而懷疑。老婆嫌他冒著冬天的冷風在外頭亂跑,晚上盡咳嗽一夜;但她稍不留意,草棚院就找不見老漢的影子了。她跑出街門,朝四外瞭望,果然,那羅鍋腰的高大身軀,孤零零地站在空曠的稻地中間。”(4)

    類似梁三老漢這樣對土地飽含深情的農民,是我們以前經典的文學作品經常描述的,但在今天,這樣的“老式農民”已經越來越少了。這一方面說明我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現代化進程,這一進程極大地改變了中國鄉村,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農民的情感結構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此劇烈的變革沖擊著傳統鄉村的文化與生態,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在這一進程中,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我們如何避免農業凋敝可能帶來的糧食危機?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我們如何避免中國文化可能發生的內在斷裂?

    二、“土地流轉”中的鄉村故事

    孫惠芬的《后上塘書》講述的是“土地流轉”中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劉杰夫靠承包礦山發財致富,又回到家鄉上塘村承包土地,但在這個時候,他的妻子卻在家中被殺死了,面對這一生活中的重大變故,他從“成功人士”的光環中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那是他個人從貧窮到富有的野蠻奮斗史,也是當代中國鄉村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以靈魂為代價的血腥。在這部小說中,孫惠芬重點關注的是鄉村巨變中人物的心靈問題,小說采用雙線敘事,一條以劉杰夫在妻子死后的追索為中心,另一條則以他妻子徐蘭亡靈的口吻敘事,在形式上頗具新意。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鄉村的巨大變化中,無論是“成功者”劉杰夫、方永和,還是受益者徐蘭、徐鳳,以及受到侮辱與損害的瘋小蘭、王月、王吉陽、宋佳等人,都處于內心的焦灼與道德的困境之中,在他們的經歷與遭遇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鄉村轉型的艱難,以及精神上的巨大代價。

    在小說中,“土地流轉”是劉杰夫尚未充分展開的下一個事業,這是他闖蕩半生選擇的最后歸宿。村里人對他回來,也有種種議論,“你回來也不要緊,但你不能大興土木,挖方塘蓋活動板房修廣場,把原來種苞米大豆的土地都載上了這種樹那種樹,把原來的道都改修取直,還安了路燈。你修方塘確實是便利了灌溉,可你改變了地氣,土地是高一塊還是低一塊,是平的還是洼的,是自然生成的,自然的東西都有自個兒的精氣,怎么能是你隨便亂動的……安路燈確實照亮了上塘的夜晚,可是自古以來鄉村的夜晚都是黑的,即使有了路燈,后半夜也是黑的,為什么?上塘的鬼魂要在黑夜里回家,這一宿到亮都明晃晃亮著的電燈阻擋了他們回家,他們怎么能不回來找事?”(5)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村民們最終也是傾向于“土地流轉”的?!巴恋亓鬓D”雖然不是《后上塘書》中的重要情節,但已是上塘村實實在在的生活,牽扯到各方的利益。

    關仁山的《麥河》表現了當下鄉村中國正在實行的土地流轉政策,以及面對這個政策麥河兩岸的鸚鵡村發生的人與事。小說中的主人公曹雙羊的創業道路是艱辛的,他窮則思變,投靠官員子弟合開煤礦,又扳倒老板獨占企業,實現了原始的資本積累。他創立“麥河道場”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擠垮多家同行,占領了方便面市場。曹雙羊受到白立國的啟發,發誓以后從善,回歸土地,統一到村里流轉土地,搞規模經營的現代農業。對待簽約,農民心態非常復雜,在城里打工的人愿意流轉,也有些農民非常擔憂?!尔満印氛婷枋隽瞬茈p羊創業的過程,涉及到了當代中國鄉村的諸多深層次矛盾,讓我們看到了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復雜社會現象。在資本介入當代中國鄉村時,鄉村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人與人之間、人與土地之間,傳統的相互依存的關系正在慢慢解體,而新的矛盾與新的問題則不斷涌現,這既是中國鄉村的新現實,也關系到中國鄉村的未來。

    陳應松的《夜深沉》涉及到當前農村中出現的一個新問題,并以一種獨特的角度講述了出來:小說的主人公隗三戶早年外出打工,在廣東做生意并小有成就,在一場大病之后,他萌發了葉落歸根的想法,但是當他回到家鄉,向村支書、村長武大雨提出想要回承包地、批一塊宅基地時,卻遭到了拒絕,他為此四處奔波,費盡周折,終于也未能如愿,只好失望地踏上了回廣東的路,然而走到村口時,卻意外地被偷牛賊殺死了,他活著不能留在村中,但臨死時,“他突然想,這下就可以死在家鄉了”。小說通過隗三戶回鄉奔波的歷程,向我們展現了他這一代打工者困窘的精神處境,他們盡管獲得了一定意義上的成功,但是無法融入當地城市(廣東)的生活之中,也無法對之產生情感上的認同,但是當他們回到家鄉,卻同樣無法找到歸宿感,就像小說中寫的,“自欺欺人的隗三戶終于回來了,回來卻如走在異鄉,沒有一點兒回家的感覺,家鄉已沒有了親人,房子早賣掉,已經拆了。承包地早就退了。心茫然而虛空……”小說對隗三戶無所歸依的精神處境以及他為走出這一困境所做的努力與掙扎,做了精彩而細致的描述,但是在我看來,小說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并不在此,因為打工者類似的精神困境,在不少小說中已經有所表現了。我以為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對隗三戶無法回鄉的原因的探討,即在他離鄉的這一段時間,農村的土地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是這種變化,使得武大雨不可能再批給他承包地與宅基地。這種變化就是小說中所寫到的“土地流轉”,“十年前一大批在外打工做生意的人都失了地,跟他一起出來的,基本都不要了。那時的地是個吃人的老虎,張著血盆大口,一畝竟要四百多的稅賦,送給人家代種人家也不要。那時也沒有這么高產的雜交稻,這么高產的油菜。稻谷也便宜,根本賣不出錢來,刨去種子、化肥、農藥七的八的成本,根本賺不到錢,還倒貼,隗三戶的田一年就要交近五千塊,只好拋荒。錢村里還是得找他們收,拋荒了也收,你名下的地么。聽說鄉里的干部臘月二十八還在村里,不交的一繩子捆到鎮里去,讓你過不了年。有錢的交錢,無錢的揭瓦牽豬。殺了豬的,收豬肉。村里就說,交錢呀,不交我工資都拿不到。這樣,你不找我要錢,我不找你要田。好呀,你說的。行。村里貸款交。村里就把田收回了。至于收回后是怎么變成大驢的豬圈,他這就搞不明白了?!?/p>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土地流轉”的一個軌跡:外出打工者拋荒——村里收回——土地流轉到村干部私人手中。于是村干部武大雨(綽號“大驢”)便成了“土地流轉”的最大受益者,他事實上成為了村中土地使用權的最大擁有者,并且以規模經營的方式“養豬”,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成為了村中最大的“地主”與“資本家”,雖然村里的土地名義上仍屬于“集體所有”,但并不影響他對土地的支配權。在這種情形下,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他自然不會按照1980年代“包產到戶”的慣例,將承包地再分給隗三戶,而且土地作為一種他可以支配的資源,甚至可以成為他交換政治或經濟利益的籌碼,“胡妖兒……要跟大驢爭村長的,大驢發動族人要她別爭,條件就是收回外人承包的這片河灘,給她承包種樹搞農家樂,這事兒就這么搞掂了?!痹谶@里,所謂“承包”已經成為了一種利益交換的手段,而這一權力則掌握在村干部的手中。這可以說是我國農村土地關系的一個重大變化,盡管這一變化的后果還沒有充分顯現出來,但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我國農村勢必會發生激烈的貧富分化與階層分化:少數掌握權力與資本的人掌握了“土地”這一農村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控制著農村中的政治與經濟局勢,成為集地主與資本家于一身的土地的“新主人”,而更多的人則將失去土地,只能淪為雇工或傭工,“自由得一無所有”。如果真的發展到了這樣,那么20世紀中國在“土地革命”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土地改革”、“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將化為烏有,中國農村將重新回到弱肉強食的狀態,而且將因為歷史條件的變化而更加惡劣化:現代農村已失去了傳統社會“互助”的思想與組織,將來的中國農村不是回到傳統的“治亂”模式,就是會發展到現代階級社會的劇烈斗爭,這對于現在土地只能起到社會保障作用的中國農村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具體到小說中,由于隗三戶在廣州已成為小老板,他無法回到故鄉的痛苦還只是精神性的,但是我們也可以想象,像他這樣的“成功者”并不多,大多數的打工者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在這種情形下,故鄉的土地至少還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立足之地,如果連這樣的土地也失去了,他們就只能進退失據、走投無路了,而這對于中國來說,將有可能釀成更加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小說中所寫到的“土地流轉”雖然還只是個苗頭,但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與注意。

    “土地問題”是中國農村問題的核心,近年來農村中土地關系已發生了不少新情況(包括撂荒、“土地流轉”,以及新的“合作化”等),但農村題材的作品中卻很少涉及到,孫慧芬、陳應松、關仁山敏銳地捕捉到了當前農村土地關系的最新變化,并以藝術化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三、“城鎮化”與中國鄉村的未來

    高建群的《大平原》,為我們描述了中國鄉村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祖父一代的逃荒經歷,父親一代的下放經歷,以及“我”經歷的鄉村正在城市化的過程,讓我們看到了中國鄉村近百年的變遷,以及生活在“大平原”上那些人的苦難、辛酸與血淚。如果說祖父、父親的命運仍然與傳統鄉村及其生活方式密切相連,那么“我”所面臨的則是更加劇烈的變化,在“我”的面前,傳統的鄉村消失了,“家”也消失了,在那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不再是樹木與莊稼,而是一片片樓房。

    在土地被征用了以后,他們離開了自己的生身熱土,被安置到了這里。按照政策,被解決了城鎮戶口,從而成為西京城的市民。而過去的村民小組,也成了街道委員會,鎮政府則變成了辦事處。但是,當握著這藍皮戶口本的時候,大家覺得,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對自己的以后,多出了許多憂慮……安置小區的一部分人,拿出自己得來的那為數有限的錢,開始瞎折騰,做點小本生意,買輛出租車,在街區開個洗腳房,等等。而大部分人,茫然無措,不知自己干什么才好。他們的孩子,這些脫離土地的青年們,一部分在第四街區辦技校里經過速成班培訓,成為區內企業中一些做簡單技術的藍領。而另外一部分孩子,穿起制服、皮鞋,做了這些企業的門衛、保安……也許,要真正成為西京城里的一個市民,要真正進入和融入西京城的主流社會,那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6)

    在《大平原》中,我們看到傳統的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命運,在城鎮化之后,村民轉變身份,成為了市民,但是離開熟悉的鄉土生活之后,他們還不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這可以說是城鎮化之后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同時這也將是中國鄉村在此后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傳統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農耕文明之上的,雖然在20世紀中國鄉村經歷了各種變革的激蕩,但是“鄉村”作為中國最基本的單位卻始終未變,而今天正在進行的城鎮化必將對中國鄉村及中國文化的生態產生極大的影響,可以說這是中國鄉村前所未有的變化,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雖然還有較長的路要走,但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這一進程的展開,“鄉村”、“中國”都將會呈現出與我們經驗中不同的樣貌,這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當然不只是“城鎮化”之后會面臨新的問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會遇到新的問題,我們以喬葉的《蓋樓記》和鄭局廷的小說《上樓》為例來看。

    小說《蓋樓記》中的張莊和喬莊,被規劃為焦作市高新區的組成部分。這對張莊和喬莊的村民而言,雖然會從此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但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脫貧機遇。他們可以趁著房屋尚未被拆、土地尚未被征之前,搶建搶蓋,以此獲取更多的政府補償。小說圍繞著“蓋樓”,開始了一系列故事的講述。小說中的“我”,靠著多年的努力和奮斗,終于從焦作鄉下調入省城鄭州工作,成了這座城市中的體面人,漸漸與農村失去聯系。某天,鄉下姐姐一個關于“咱姨高血壓犯了”的電話,將我拉回曾經生活了20多年的老家,并卷入了一場因拆遷而引發的蓋樓事件當中。原來,“我”三姨媽之所以犯高血壓,是為蓋房子。從城里退休回到鄉下的她,聽說要拆遷,就自顧自地挑頭蓋起了房子。用“我”姐姐的話說,“這一蓋,上頭一拆,錢一到手,多好?!睕]想到,三姨媽剛一有動靜,村支書就帶人過來把匠人們的工具沒收了。姨媽跳腳跟支書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壓。“我”為了替姨媽打抱不平,在姐姐的攛掇下,決定幫她們蓋樓。最主要的阻力當然來自村支書王永,他為人正直厚道,堅持原則。但直接阻力來自王永的弟弟王強,這個有些狡詐的支書弟弟,很想蓋樓卻迫于他哥哥的壓力不敢帶頭。為了“拿下”王強,讓他成為同一條戰壕里的兄弟,“我”、“我”姐姐和姐夫、三姨媽、退休教師趙老師夫婦等人,又是借錢,又是請客,費盡周折地拉攏王強。最后,在大家的共同斡旋下,終于搶在政府拆遷之前把樓給蓋起來了。

    《蓋樓記》細致地呈現了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細節和復雜微妙的農民心理。逼近生活真相,呈現出了內在的生活邏輯,同時表現出了作者的困惑與矛盾;敘述簡練、自然。但作品也有值得思考之處:“我”與底層乃至自己親人的關系,是高高在上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其中很多描述雖然真實但又很殘酷,甚至對自己姐姐、姐夫,也有某種程度上的“歧視”。作品中“我”的“介入”只是為了個人或家族的“私利”,而并非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去謀求公共利益,甚至當“私利”與公共利益發生矛盾時,很鮮明地站在前者一邊。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我”出謀劃策、合縱連橫,去對付一個不謀私利的村支書,在這里,“我”反而成了“公義”的破壞者。以上的問題涉及到作家與敘述者“我”的關系,也涉及到非虛構與“小說”的關系?!拔摇钡摹敖槿搿闭{動了個人的社會資源,是在承認潛規則的前提下,最大可能謀取私人利益(為自己的姐姐增加了6萬元賠償);“我”的寫作是一種“公共性”,而這種“公共性”的表達只是表達了謀取私人利益的過程,之間存在著的矛盾與分裂。但無論如何,小說細膩而真實地呈現出了“城鎮化”過程中農民的心態及他們的生存技巧,雖然他們無法改變拆遷的進程,但也以他們的方式參與了“博弈”,這部作品也讓我們看到了“城鎮化”中復雜而真切的現實場景。

    鄭局廷的《上樓》寫的就是當今農村中出現的“上樓”,所謂上樓,是對農村城鎮化、農民改變身份成為城鎮居民的一種形象化描述,即農民在出讓耕地之后,搬入樓房,開始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小說《上樓》以夏家坮村民拆遷為線索,“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及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工業項目像雨后春筍一樣在城郊周邊倏地冒了出來,把工業園擠得滿滿當當,惟有夏家坮自成一體,成為名副其實的‘都市里的村莊’”。辦事處主任曹軍祥出于熱心,為孤島夏家坮引來一個大項目,98戶農民簽訂了搬遷“上樓”協議,項目落地后,村子的發展、農民的收益,無疑都能有較大的提高。然而,拆遷工作遇到了未曾預料的問題。養豬大戶夏繼承因不滿拆遷賠償,兩次上訪,給曹軍祥造成了極大壓力,拆遷遲遲不能展開。夏繼承要求拆遷補償的金額與投資評估公司評估的賠償金額相差100萬。夏繼承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暗中聯絡村民,建立攻守同盟,答應將未來得到的賠償款分給他們,使拆遷阻力倍增。最終,曹軍祥將自己應得的100萬獎金充當了村民的拆遷補償款,及時化解了一起群體暴力事件?!渡蠘恰窂幕鶎痈刹康囊暯菍懥恕吧蠘恰边^程中各方博弈的過程,讓我們看到了城鎮化復雜進程的另一面。

    以上,我們從“人與土地情感的巨大變化”、“土地流轉”中的鄉村故事、“城鎮化”與中國鄉村的未來三個方面分析了當代中國人與土地關系的巨大變化,這是正在展開的歷史進程,也是“中國故事”在新時代的延續,我們在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國人的新經驗,以及中國人的“心靈史”,我們期待能有更多作家,為我們描述出中國和中國鄉村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的變化,也期待中國和中國鄉村在未來的歷史中可以穩步前進,在傳承中華文明的同時鳳凰涅槃,再造一個嶄新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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