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丙申夏日，高溫39度。去上海拜訪沙天行先生。沙先生中等個子，戴金絲眼鏡，滿頭黑發，氣質極佳，很是健談，根本看不出已是八十歲的老人了。家中大廳一面掛著他祖父沙松壽的水墨山水畫，沙發上方掛著他父親沙耆的油畫。與沙先生連續聊了四個多小時也不覺其累，從他父親的出生到晚年在上海離世，講述他父親沙耆在國內讀美專、留學比利時奮斗十年、與畢加索交往、隱居鄉村、遇到的種種磨難，直到杭州、寧波、上海、北京等地的展覽大獲成功。沙耆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鄞縣的鄉村度過。

沙孟海為其取名“沙耆”

沙耆原名沙賢菖，字引年，號吉留。1914年3月29日（3月初3）生于鄞縣（現為鄞州）塘溪沙村。1933年就讀于上海美專，因參加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被國民黨拘捕，經沙耆父親想盡辦法保釋后，在不能用“沙引年”這個名字。沙孟海為他改名沙耆，后來一直用沙耆SADJI而聞名于世。沙耆的族兄沙孟海推薦師從徐悲鴻學畫，成為中央大學藝術科旁聽生。徐悲鴻發現他的繪畫才能，便力薦沙耆出國深造，赴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自費留學。

沙耆與沙孟海是兄弟還是堂兄弟？其實既不是親兄弟，也不是堂兄弟。沙孟海曾對沙耆之子沙天行說：“我們兩家是在清道光年間兩兄弟分開的。你家是老三（泰貴房），我家是老四（竹房）。所以，我與你父親不是親兄弟，但比親兄弟還親。”在《沙孟海全集》的書信卷中可以讀到沙孟海給沙天行的二十四封信札，就可以知道沙孟海所說的“比親兄弟還親”，沙孟海一直為沙耆生活、起居操心，為沙耆的畫展做具體籌劃工作，仔細到畫展的請柬分發、人員的邀請等。在《沙孟海年表》中有此記錄：（沙孟海）主持沙耆畫展之籌備工作。是年（1983年）五月，沙耆畫展由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美協浙江分會主辦，在杭州浙江文化會堂舉行。

沙天行先生回憶道：我父親是1936年12月從上海離境去比利時的。當時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的學制是三年制。那年我還沒有出生。父親出發去比利時前全家四口，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拍合照留念。我的祖父在照片背后題了一首詩：“萬里鵬程路，行行不費時；三年如一日，轉瞬即歸期。”由此可見沙耆的父親是計劃他三年學成歸國，可惜一走竟然是十年，也沒見到父親最后一眼，這也成了他終身的遺憾的。我是1937年5月出生的，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我父親得知此消息后，給我祖父寫信要求回國參加抗戰，我祖父回信說，現在打仗要的是武夫，像你這樣的秀才回來有何用！先學好本領再回來報效祖國也不遲。

“1946年10月，我父親是乘坐桑對號郵輪從比利時回到上海的。那天去上海公平路碼頭接我父親的有三人，我的大舅舅、沙展世（沙孟海長子）、四伯母（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妻子），當天住在我四伯伯家里。家里人看到父親拿著圣經做禱告，知道他已經入天主教了。當晚吵鬧得很厲害，亂敲東西，大聲吵鬧要見我母親和我，這時大家發覺他的神經不太正常。”

沙天行說他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已經十歲了。1947年年初，沙天行在黨組織的關懷和精心安排下，從山東解放區出發，由海上通過層層封鎖線，歷經艱難險阻，回到故鄉鄞縣沙村與他父親沙耆團聚。那時父親因病在老家沙村由我祖母照料，我隨母親生活，后來我在上海外祖父家住，由浙江杭州市立中學初中一年級轉到到上海中學讀書。

1952年比利時藝術代表團訪問北京，一位畫家向周恩來總理稱贊沙耆的藝術成就，周恩來不知道，也無知道沙耆的行蹤，后來就問徐悲鴻先生，徐悲鴻說沙耆是他的學生，現在在浙江農村，身患神精病。周恩來得知沙耆的經歷和在歐洲的影響力，遂通知中央統戰部并轉告浙江省統戰部，每月撥給沙耆生活津貼。這個事情在沙耆研討會上，沙孟海先生也講到過，還說：“在舊社會這樣一個有毛病的人，是沒有人理睬的。沙耆有今天，全是靠英明的黨。”

沙天行說：父親從海外帶來的幾大箱畫作，當時寄存在沙孟海家，1964年沙孟海整理出70多件油畫，以沙耆母親的名義捐贈給浙江省博物館，但還有大量的手稿、日記之類的珍貴資料，和沒有捐贈的一些油畫，在“文革”期間燒掉了，真是可惜啊！幸虧沙孟海先生有眼光把沙耆的70件油畫和徐悲鴻送給沙耆的《雙貓圖》一并捐給了浙江省博物館，要不是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館，否則沙耆的油畫精品再難以與世人見面，永遠消失在人間。

與畢加索同參展

在去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學習之前，沙耆早已在上海美專、杭州藝專以及中央大學藝術科等接受過嚴格的專業繪畫訓練和良好的國學教育，師承徐悲鴻等先生。沙天行先生回憶說：徐悲鴻先生當年曾多次在沙孟海先生面前夸獎沙耆畫得很好，尤其稱贊沙耆的“著色非常了不起。”這在徐悲鴻給沙耆信中可以看到，“努力！努力！再努力！我對你滿懷希望。” 可見徐悲鴻對沙耆的繪畫藝術是寄予厚望的。

在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學習期間，沙耆得到巴斯儉院長的親手栽培，加之沙耆的刻苦勤奮，使沙耆的成績突飛猛進，直到畢業時他的高級油畫、素描、雕塑均獲第一名并獲得“優秀美術金質獎章”，由比利時布魯塞爾市市長馬格斯MAX親自頒獎，引起比利時美術界的驚異和重視。

巴斯儉院長也是畢業于皇家美術學院，師從費拉芒大師。巴斯儉在當時是比利時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可謂一代宗師。吳作人是徐悲鴻推薦給巴斯儉學繪畫，后成了巴斯儉成績斐然的得意門生，而今徐悲鴻、吳作人力薦沙耆師從巴斯儉，使沙耆如虎添翼。

1940年春，那年沙耆27歲，國難當頭，日寇入侵我中華，比利時淪陷之前，沙耆和畢加索等著名畫家創作精品，參加當時的“聯合百年紀念館聯展”，沙耆繪制孫中山畫像參加展覽，并書寫孫中山先生遺囑：“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為題，旅比僑胞們高度贊揚沙耆，稱頌他為國爭光。沙耆和畢加索相互之間是很熟悉的，交往很多年的朋友。畢加索是對東方文化極為關注的西方畫家，曾與張大千交流繪畫藝術觀點，畢加索還臨摹過中國畫。

時在1942年，就在這一年沙耆連續三次舉辦個人畫展。第一次在比利時建國五十周年之際在博物館內舉辦個展。第二次在比利時文藝復興畫廊舉辦畫展。第三次在比底格拉地舉辦個人畫展。這也是沙耆記憶最深、最輝煌的一次畫展。他的作品《吹笛女》被比利時皇太后伊麗莎白收藏，此事也被當時傳為佳話而使沙耆名聲鵲起，被譽為“家喻戶曉”中國青年畫家。也是在這一年的八月份，沙耆在沙布隆圣母教堂第一次出現精神病發作，被送往根特市圣約瑟醫院進行醫治。住院一個月之后病情好轉之后，繼續他的繪畫，又接連參加各地的繪畫展覽。

1945年2月，比利時美術學院院長特卡尼主持下的盛大展覽，主要展品有巴黎佛美藝術館所藏比利時名家以及近代旅歐著名畫家等作品，沙耆作品也應邀參展。是年10月沙耆在比底格拉地美術館最后一次在比利時舉辦個人畫展。展覽大獲成功，好評如潮。當時世界“二戰”結束，國內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沙耆精心繪制的油畫作品《雄獅》，以旅比華僑的名義獻贈給祖國。當時的《布魯塞爾晚報》報道：“此畫足增中國光榮，在此展出，尤足體現中比友誼。”

“瘋子畫家”并沒流浪街頭

據沙天行先生《沙耆年表》記載：1946年10月，33歲的沙耆因精神疾病再度發作，在中國駐比使館的安排下回國。沙耆回國時，除了帶回幾大箱數百幅畫作，身無分文。他最迫切的愿望是盡快在上海舉辦一次盛大的個展，以向祖國親人匯報在海外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其畫展廣告當時已見報端，不幸的是內戰又起，他在碼頭甚至未能見到闊別十年的妻子和從未見過的兒子，只好匆匆回到老家，兩手空空面對望眼欲穿的老母親。而帶回來的那幾大箱畫作，只好寄放在沙孟海先生家中。

此時北平當藝專校長的徐悲鴻得知沙耆已回到國內，就去信聘請他為北平藝專教授。從沙耆所留下資料和手稿中發現，沙耆是接受了徐悲鴻的邀請，但因精神病情嚴重而未能成行。沙耆筆記中顯示他為何想急切回國的原因和心情。有沙耆的詩為證：“忽聞中華已解放，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比國回故鄉，便上浙江做省長。”前些天我在微信上發了一組題為《沙耆的鄉愁》畫作，好多朋友問我為何落款：省主席沙耆。從這首詩上可以找到答案。沙耆是用“省長”“省主席”在他的應酬作品中落款形式，可見他的抱負和愿望，多么希望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官迷”。當時他的堂兄弟們個個都是人物，如解放初堂兄沙文漢是浙江省省長，他就很謙虛了做“省主席”，一個精神病患者就此在精神上得到滿足。正如史美章在《沙耆在韓嶺的日子》一文中所描述的，“如果你叫他一聲省主席，可能他還會高興一陣子呢，他的喜、怒、哀、樂，隨身邊事情的發生，總是顯得那么的淋漓盡致。”

因病的原因沙耆沒去北平藝專當教授，就回到鄞縣塘溪沙村老家，由他的老母親照料養病。直到1964年沙耆住進南京神經精神病防治醫院接受治療，后因其母親年事已高，由沙耆大姐夫一家接到童村照料養病。

“瘋子畫家”沙耆并沒有像坊間傳說的那樣流落街頭，一根稻草繩系一件破棉襖，瘋瘋癲癲的樣子。他不會是那個樣子。他很愛干凈的，西裝革履、領帶，很紳士的那種。沙天行如是對我說，“有次法國大使館請他參加一個宴會，我有點擔心，擔心他在宴會上失態，結果令我吃驚的是，他西裝筆挺，拿著一個酒杯應付自如，偶爾點頭微笑，用法語給人打招呼，根本看不出他是個精神病患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直到九十年代末，沙耆居住在學生余毅家中，由余毅一家精心照料。在鄉間隱居了半個多世紀的沙耆，一直在與病魔作斗爭，離開了人們的視線，遠離了滾滾紅塵的名利場，沙耆從未停止過他手中畫筆，而是創作大量的色彩絢麗、用筆率真、風格特異的作品。八十四歲那年沙耆由于腦梗阻被兒子接往上海住院醫治，他從此放下了手中的畫筆。

從天風堂珍藏的沙耆水墨畫來看，大多為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正是沙耆被世人誤認為“流落街頭”的時期，隱居塘溪沙村失去與外界的聯系，也有人以為他早已離開人世，其實，他手中的筆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除了繪畫，還是繪畫，純粹的藝術已是他的生命。行走在鄉間，與農民在一起，只要有地方可畫可寫，不管是墻壁、門板、報紙、雜志、信紙等，都畫上寫上。以“一個瘋子畫家”繪畫語言，對周圍發生的一切記錄了下來，用《耕田》《插秧》《放牛》《釣魚》、《擔水《乘涼》《磨米粉》等大量的鄉村生活作為創作題材，留住了鄉村的記憶，也為后人留下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在《東錢湖風景》《春到錢湖》《韓嶺秋色》等油畫作品中可以發現沙耆是多么的熱愛故鄉，鄉間的一草一木在他的心間有著深刻的記憶，在他的畫筆中流露出揮之不去的鄉愁。

遲到的輝煌

沙耆根本想不到身后的輝煌和世人給與的各種榮譽和高度評價。他很自信、自尊，希望得到別人尊敬，盡管一壺酒、一包煙可以換他的一張畫，叫他一聲“省主席”也會高興上一陣子。他堅信自己畫以后會很值錢，不允許別人輕易送人，但他絕對不知道他的畫被拍賣市場拍到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如果他知道他的畫有如此的金貴，他肯定會很開心，但他也不會有痛苦和抱怨，因為他是個遠離名利場的人，甚至連人民幣的票面都不認識。

沙耆67歲年，時在1980年，沙孟海提議將贈給省博物館的沙耆畫作拿出來，舉辦《沙耆畫展》，此舉得到中央美院、浙江美院以及省博和他家鄉的鄞縣文化局的大力支持。到1983年沙耆70歲時，畫展如期在杭州浙江省文化會堂進行，沙孟海、吳作人分別為畫展題寫展名。7月應上海油畫雕塑院邀請在上海展出，9月應中國美協、首都博物館邀請，沙耆畫展在北京展出。徐悲鴻夫人專門前往參觀畫展，并回憶當年徐悲鴻與沙耆交往的情景。廖靜文動情地說，我記得徐悲鴻先生當時寫信邀請沙耆去北平藝專當教授，徐悲鴻一直等待著他回來，可以說望眼欲穿，可再也沒有等到，因為沙耆生病了。

沙耆畫展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和學術界、美術界的高度關注和肯定。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沙耆迎來了又一個創作高峰，他在這個時期生活狀態很不錯，心情舒暢。之后由中國油畫學會、中國美院研究學部、臺灣卡門藝術中心主辦的沙耆油畫藝術研討會在上海、北京舉行。《沙耆70年作品回顧展》在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臺北歷史博物館展出。浙江省博物館、西湖美術館主辦的《生命之光---沙耆九十華誕藝術回顧展》在杭州西湖美術館展出。

2005年沙耆先生在上海田林醫院病逝，2014年在他的家鄉寧波美術館舉辦紀念沙耆先生誕辰100周年系列活動，沙耆作品展覽、出版《百年沙耆作品集》、沙耆先生紀念文集《天縱神筆》藝研討會等。

藝術理論家水中天：“如果在過去的100年里，中國曾經有過富于個性特色的藝術家的話，沙耆應當之無愧的一個。”

美術評論家鄒平祥教授：“他拉近了中國油畫與西方油畫的距離，他是中國油畫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九十高齡的中央美院馮法祀教授說：“他的油畫就是放在世界任何著名的博物館也絕不會遜色，他的作品與梵高、塞尚等西方油畫大師相提并論。”

油畫家全山石（時任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主任）：“看了沙耆的畫展，我很高興，作為一個寧波人，作為同鄉，為沙耆而感到驕傲。”

時任中國美術館館長的楊力舟說：“我們中國油畫的先驅中又發現了一位大師，為20世紀中國油畫發展的成就又添光彩。”

有專家稱頌他為“中國的梵高!”“世界的沙耆”

“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界不可替代的代表畫家!”

“中國現代油畫史上一顆璀璨的彗星。”

2016年7日19日 孫群豪 于南無樓梧嶺山房

沙天行（左）為孫群豪（右）題簽

沙天行（右）和孫群豪（左）合影

個人簡介；

孫群豪，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美術館顧問、寧波美術館研究員、慈溪市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慈溪畫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