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蔣迪雯 攝

近日，83歲的音樂家何占豪執棒南京愛樂樂團，上演了自己的新作品古箏協奏曲——《東渡》。

從26歲創作小提琴協奏曲《梁祝》至今，何占豪始終在為中國音樂走向世界而執著探索。

何占豪坦言，《梁祝》 是他最大的成功，也是他最大的“遺憾”，而當下中國音樂創作面臨的一些困境更令他擔憂。

何占豪的家在上海音樂學院附近的老公房里。他的書房不到10平方米，一張書桌、一架鋼琴、一個書櫥就占滿了整個屋子。

83歲的何占豪每天堅持在這間小屋里創作，常常一寫就寫到凌晨。

書櫥里最顯眼的，是一張金色的《梁祝》唱片，緊挨著的鏡框里珍藏著一張有些微微泛黃的報紙，標題為《創作“梁祝”，一生遺憾》。

與何占豪的對話，就從這段“遺憾”開始——

《梁祝》 的成功是中國音樂界

幾代人的勞動成果

解放周末：您26歲時與陳鋼創作了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這部家喻戶曉的作品是您重要的作品，為什么會留著這篇題為“遺憾”的報道，還將其裱起來呢？

何占豪：這是多年前一位香港記者寫的，我覺得他講出了我的心聲。

2000年，香港舉行了一次千年來“我最喜愛的十部交響樂作品”評選，《梁祝》作為唯一的中國作品排在了第七位。這個獎不是哪個評委評的，而是全部由聽眾投票選出的。那年，香港中樂團還評選了十首最受歡迎的民族管弦樂作品，我的高胡協奏曲《梁祝》獲得了最高票。

當時很多記者采訪我，以為我會很激動，我很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并不激動，大家對《梁祝》這么喜愛，我很感謝，但很多聽眾評價我是“愛情王子”，其實我還寫過很多其他題材的音樂作品大家都不熟悉。

解放周末：您創作的愛國題材、革命題材的作品，其實要遠遠多于愛情題材的音樂吧。

何占豪：是啊。《梁祝》不是我們幾個人的創作，它的旋律取自于民間、來自于越劇，可以說是許多琴師、民間藝人共同的智慧結晶。《梁祝》其實是中國戲曲界、中國音樂界幾代人的勞動成果。這句話我五十幾年前就講過，過分宣傳個人的作用，不僅會受到前輩無聲的指責，還會給后人留下笑柄。而且，這首曲子也絕不是我所有作品的代表。

解放周末：知道您還寫過交響樂作品《龍華塔》《秋瑾》的人很少，因為這些曲目上演的機會并不多，聽過這些作品的年輕人就更少。

何占豪：一部作品的成功需要具備諸多因素，這些作品缺少演出的平臺與機會是我覺得最遺憾的。

今年春節的時候，我在香港與香港中樂團合作舉辦我的作品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是我自己主持、自己指揮的，其中有一部叫《蝶戀花》，也叫《英雄淚》。我在臺上是這樣介紹這部作品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有一位知識女青年，因為堅持革命，她被敵人殺害了，死后留下了兩個孩子，從此這兩個孩子在國內外流浪。她的丈夫、孩子的父親，為她寫了一首動情的詩：“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后來，孩子的父親登上了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位置，但他還是堅持把他的兒子送到了朝鮮戰場抵抗敵人的侵略。最后，兒子在戰場上犧牲了。母子二人在天上重逢。

講完這段話，臺下一片沉默，音樂響起時，很多觀眾流下了眼淚。更讓我感動的是，臺下有不少觀眾都是年輕人。音樂會在香港連演了兩場，座無虛席。演出結束后，很多觀眾請我簽名時都問我：什么時候再來？

解放周末：在音樂中表達真實的人性是最打動人的。

何占豪：中央民族樂團邀請我寫了兩部作品，有一部叫《重上井岡山》。很多人都去過井岡山，一路上大家唱的可能是：“同志哥，請喝一杯茶，請喝一杯茶”。但是老一輩革命家們踏上井岡山的心情和我們是截然不同的。當年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核心領導被敵人發現了，為了掩護他們，朱德的妻子伍若蘭被捕了，而那時她已經懷孕了。敵人命令她與朱德脫離關系，否則就是死，她說：“毫無疑問，我選擇死。”

聽說朱德元帥上世紀60年代時重回井岡山，走的時候他什么都沒帶，就帶走了井岡山的蘭花。他太太叫伍若蘭，所以他家里一直擺著蘭花，他一輩子喜歡蘭花。

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我就根據自己的感受寫了《重上井岡山》，這是一部寫給中央民族樂團的二胡協奏曲，我很高興這部作品能在建黨95周年的時候演出。

我想通過音樂來表達先輩們

的高尚情操，啟迪年輕人要做

怎樣的人

解放周末：從《龍華塔》《英雄淚》到《重上井岡山》，這些革命題材的音樂作品盡管沒有像《梁祝》那樣廣為傳播，但您依舊在堅持創作，這份動力來自哪里？

何占豪：我想首先是出于感恩。

我出生在浙江諸暨，父母都是農民，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父母見我有些讀書的天分，就想辦法借錢給我去杭州讀書。有一天我接到一封家信，父親在信上說家里實在沒錢了，讓我想辦法在杭州自立。

我當時真是手足無措。幸好學校里有位學長是我的同鄉，他會吹號，我從小喜歡音樂，也會吹號。他說：“你不要哭，你就代我在學校上課下課時吹號，我到街上去找活，給別人家里的紅白喜事做樂手掙錢。”

在同鄉的幫助下，我得以生存了下來。后來，杭州解放了，我加入了浙江省文工團，在文工團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為什么失學，中國為什么會落后。我內心非常感恩，感恩那么多人的流血犧牲，才有了我后來安定的生活。

解放周末：那您又是什么時候走上作曲道路的呢？

何占豪：1952年，我轉入了浙江省越劇團樂隊，在那里開始學習小提琴。1957年，我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進修班。

那時候我經常去作曲系旁聽，有問題就經常向老師請教。聽了沒多久我借用了評彈的調子創作了一首小作品叫《過節》。沒想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這個曲子，因為我沒有署名，他們不知道是誰寫的，就到我們音樂學院來查，老師說很可能是何占豪寫的，就到管弦系來找我。

解放周末：看來您當時就顯露出了創作天賦。

何占豪：天賦談不上。很多人認為只有作曲家才能作曲，其實很多動人的曲子都是老百姓在勞動的時候、在田間地頭自己創作的。阿炳（華彥鈞）不但連音樂學院沒上過，連普通學校也沒上過，但是他照樣寫出了讓全世界感動的曲子。

解放周末：現在的年輕人大多喜歡聽流行音樂，也有愛好古典音樂的，總體來說，他們的選擇非常多元。您會不會擔心革命題材的作品在這個時代會顯得有些“老套”？

何占豪：我認為音樂的功能是抒發內心的情感。現在的青年人享受著美好的生活，他們朝氣蓬勃，這種精神面貌用豐富的流行歌曲來表現，這無可非議。

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哪里來的？他們很少會想到。這也難怪他們，“80后”、“90后”們生于和平年代，所以我覺得我們這輩人有義務向他們講述中國人民的屈辱史、苦難史。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位老師曾跟我說過，一個人有好幾個稱呼，比如我，就有何占豪、作曲家、教授等，但不管什么職務什么職業，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作為黨員，更有使命與責任用音樂來表達我的理想和我的情結。而我的音樂情結，就是愛黨、愛國情結。

我寫《臨安遺恨》表達的是岳飛的精忠報國與英雄氣概；寫《英雄淚》講的是毛澤東、楊開慧那一輩人的情感；我把劉胡蘭的故事寫成 《山水情》，講的是那一代年輕人對祖國的愛。我就是想通過這些音樂來表達先輩們的高尚情操，使我們的后輩獲得共鳴，從而啟迪他們要做怎樣的人，也希望他們更加熱愛我們的祖國。

我們的民族音樂是座寶藏，對

其視而不見，就好比患了“白

內障”

解放周末：您的許多音樂作品中都有民族音樂的元素，您創作過古箏協奏曲、二胡協奏曲還有箜篌協奏曲，為什么會對民族音樂情有獨鐘？

何占豪：我一直堅持一個創作理念：外來形式民族化，民族音樂現代化。

我們國家有那么多民族，很多都是有音樂才能的民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像我們國家擁有這么多燦爛的戲曲：山西梆子、河南梆子、呂劇、浙江越劇、廣東粵劇……這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結晶，是取之不盡的音樂寶藏。有的人眼里只有外國歌劇，卻看不起中國的傳統音樂，對這座寶藏視而不見，不懂得挖掘，我覺得這些人就像是得了“白內障”。

解放周末：您剛剛提到《梁祝》里就有許多越劇的元素。

何占豪：《梁祝》就是“外來形式民族化，民族音樂現代化”的一次成功探索。（哼起梁祝的旋律）你聽這一句里的休止符，其實是越劇演員唱戲時的一句停頓。《梁祝》里有不少這樣的音樂元素都來自于越劇唱段。所以我在許多地方都說過：“我們中華民族是有音樂才能的民族，中國老百姓是有音樂才能的老百姓。”

解放周末：您對傳統戲曲的熱愛從何而來？

何占豪：我的奶奶是位越劇迷，小時候，我奶奶經常帶著我搬一個凳子，到戲樓里看戲。從那時候起我就對中國的戲曲有了一種感情。

后來我到音樂學院學習時，學校正好提出小提琴要民族化。我會拉小提琴，又是從越劇團來的，懂得民間音樂，就被選入了“小提琴民族化試驗小組”。

那時候，我們下鄉給農民們演出。農民很熱情，但我們拉貝多芬、巴赫他們根本聽不懂。我們問，那你們要我們拉什么？回答是“越劇、滬劇”。后來我就從越劇里面獲取了靈感，寫了一個四重奏版的“小梁祝”，這就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雛形。

解放周末：民間音樂給了您許多重要的創作靈感。

何占豪：我們的民間音樂雖然是座寶藏，但我們的音樂技巧確實落后于西方，這一點我們要老老實實學習。

西方音樂里有一些中國民樂里沒有的音樂形式，比如大合唱、協奏曲、交響曲，這些先進的形式我們要用，但不是照搬。

所謂民族化，就是用我們民族的音樂語言來表現我們民族的文化內容。這種民族化的代表作除了《梁祝》還有《黃河》，以及大家都知道的交響樂《紅旗頌》。

解放周末：現在的年輕人對民族音樂的熱愛遠不及西方音樂，盡管近幾年國內也興起了“新國樂”熱潮，但總的來說，年輕人對民樂的印象似乎還比較陳舊。

何占豪：這就好比中醫和西醫，中醫的針灸，很多外國人是很佩服的，但我們有些人就是看不起中醫，認為中醫就是“傳統落后”的代名詞，這個觀點是不對的。你看屠呦呦發現青蒿素，不就是中西醫結合的成果嗎。

我們音樂界也是如此，要振興我們的民族音樂，必須走外來形式民族化、民族音樂現代化的道路。這是我的座右銘，也是我這么多年來的目標。我創作的每個曲子幾乎都有兩個版本，一是交響樂隊協奏，二是民樂隊協奏。在我們國內演出時用民樂版，到國外就用交響版本。我真心希望看到我們的年輕音樂家能夠拿著中國樂器，讓外國的樂隊為我們的民族音樂伴奏。

音樂多元化不是隨心所欲地創

作，現在有些音樂作品既不美，

又講不出真情

解放周末：有很多人感嘆，《梁祝》感動了全世界，但這五十幾年來，為什么沒有誕生能超越《梁祝》的佳作？

何占豪：不久前我去參加了一個有關歌劇音樂創作的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我們國家的歌劇產量在全世界還是靠前的。輪到我發言的時候，我很不客氣地說，現在五六十歲左右的人都知道我們中國有《江姐》《白毛女》，但如果問二三十歲的人中國有什么歌劇？大多數人都說不上來。

半個多世紀了，沒有一部老百姓能口頭傳唱的歌劇，知名的交響樂也只有“老三篇”：《梁祝》《黃河》《紅旗頌》。群眾喜聞樂見的音樂作品為什么斷檔了？我認為首先是音樂語言的問題。我們在音樂語言的教學上不注重學習中國的音樂語言。

音樂語言和民族語言是一樣的，它是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習慣。為什么現在許多中國音樂作品沒有“中國味”？因為有些作曲家沒有把外國的音樂技巧和中國的音樂語言進行有機的融合，而是一味地生搬硬套。

解放周末：這種生搬硬套的音樂，聽起來有些“不中不西”。

何占豪：是的。對中國音樂語言不熟悉、對大量民歌不熟悉，也不重視不學習戲曲中的精華，是現在青年音樂家寫不出群眾喜聞樂見的音樂作品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中國的音樂語言是活在民間音樂里的、活在戲曲中的，這種音樂語言需要從小熏陶。很多人只知道音樂技巧要從小練習，不知道音樂語言也要從小熏陶，這是老師很難教出來的。

有一些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作曲家寫出來的曲子老百姓聽不懂，但事實上他們又很有音樂才能，為什么？因為他們可能從小就去國外學習音樂技巧，但缺乏中國民間音樂的底子。這當然也不能怪他們，但如果回來之后也不重視“補課”，反而輕視戲曲，輕視民族音樂，那么他們可能到退休也寫不出中國老百姓真正喜歡的音樂作品。

解放周末：您認為老百姓是否真正喜歡，是衡量一部音樂作品是否成功的關鍵？

何占豪：當然，我認為對作曲家最大的獎勵，不是什么金唱片獎，也不是什么別的什么獎，而是人民的夸獎。

這就要講到第二個原因，為什么沒有第二部像《梁祝》這樣成功的音樂作品誕生，因為有些作曲家作曲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老百姓喜歡，考慮的也不是如何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了顯示自我的技巧，甚至獲得某種地位。

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和所受的教育告訴我們，音樂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的，只有廣大群眾接受，才能發揮它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音樂絕對不是用來自我欣賞的。

現在有一些聽上去標新立異的作品，過分注重表現音樂技巧，甚至有些曲子連名字都讓人摸不著頭腦，結果是指揮不愿意指揮，聽眾不愿意聽，也聽不懂。

解放周末：只講技巧的音樂，未必能深入人心。

何占豪：現在的一些年輕作曲家和我們這代人對音樂本質的認識，恐怕不太一樣。我認為音樂的本質是美，音樂的核心是情。

所謂美，就是好聽。評價一首樂曲好不好聽，并不是以技巧如何復雜、如何現代作為標準的，不是越現代就越高級。

也許有人會說，音樂表現的也不都是美，那如果碰到不美的人生呢？我認為人生不美也可以用美的感情來表達，這就叫凄美。阿炳的一生坎坷，但他的《二泉映月》表達出了一種凄美，《梁祝》里的樓臺會也是一種凄美。音樂就是要美。

音樂的核心是情，作曲家寫作首先要有真情。音樂是表達感情的，而不是表達什么別的東西，即便寫景，也是為情服務的，比如《黃河》里也有表現壯麗景色的，但這是用來抒發抗日決心的。

可惜的是，現在有些音樂作品既不美，又講不出真情。音樂創作多元化是對的，但多元化不能離開這些原則，不是隨心所欲，不是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否則就失去音樂的意義了。

（錄音整理:實習生 陸瑤）

人物小傳

何占豪

著名音樂家、作曲家，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曾獲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成就獎。他與陳鋼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蜚聲樂壇，成為中國最家喻戶曉的音樂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