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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有信上世紀60年代繪制 的 《達吉和她的父親》，“文革”結束后才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彩印出版。

1988年為歌星麥當娜繪制的油畫肖像。

1996年5月21日，楊麗娜老師自美國來訪，當天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楊老師前腳剛走，我便接到美國Z女士的來電，說是姚有信老師因車禍于昨日去世了。接電后馬上通知楊老師，要她趕快聯系美國的女兒姚剛核實。但一直聯系不上，估計忙于父親的喪事和糾紛去了。直到第三天，才得到證實。于是我抓緊同姚老師在上海的幾位學生取得了聯系，并求請方增先老師在他執掌的上海美術館借我一間會議室，為姚老師做一場追思活動。方老師當即同意了，但因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而未果。直到2006年姚老師去世10周年，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為他出了一本紀念畫冊。2014年，姚老師八十誕辰，我聯系了他家鄉的寧波美術館，在朋友的支持下為他辦了一個大型的“姚有信美術文獻展”，算是為老師盡了一點應盡的祭念之責。

姚老師是一個極端“任性”的藝術家，以徐渭、凡·高自許，恃才傲物，獨來獨往。這樣的性格和品行，當然很不討人喜歡。誠如杜甫論李白：“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所謂“君子亦憎，小人尤不相容”。我曾分析不同人等的品行，大別為四：頭等可敬，二等可親，末等可惡；這第三等則始而可愛，繼而可憐。蓋其聰明靈秀在常人之上，不通人情又在常人之下使然也。姚老師便是這樣的人等，但他橫溢的才華卻是不可羈絆的，二十多歲便常有作品參加“世界青年聯歡會”等國際、國內的重要展事，用中國畫形式創作的連環畫 《革命的一家》 還獲得了首屆全國連環畫評比的繪畫三等獎。本是領導所看好的重點培養對象，但因為他的特立獨行，沒有哪一個單位敢重用他，直到1973年他才被破格錄用于上海中國畫院任畫師。

我一直認為，有兩種藝術家，也有兩類藝術品。一種藝術家，是人類精神文明建設的工程師，所創作的藝術品，是優質的精神食糧。好比一頭健康的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一種藝術家，“與瘋子只有一步之遙”，所創作的藝術品，是優質的精神藥物。好比一頭得了膽結石的牛，生成的是牛黃。但姚老師卻是以后一種藝術家而創作出了一大批優質的精神食糧，其孤高自負的性格行為，很難使人把他與其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真善美的藝術風格聯系到一起。然而，他卻奇跡般地把這二者統一了起來，好比一頭得了膽結石的牛，沒有生成牛黃卻擠出了優質的牛奶。

對他的這種品行，信奉“溫、良、恭、儉、讓”的我自然是不敢贊同的。在他十分不得意的時期，我一度把他接到鄉下住了一段時間，白天為鄉鄰們作寫生，晚上師生抵足而眠，無話不談，當然也談到怎樣做人的問題。我勸他要反思自己，不能只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別人，有時也需要改變自己的想法去適應別人，適應社會的現實。蘇軾 《賈誼論》“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所講的不也是這個道理嗎？自信，當然是一個藝術家所必須的，但過了度便適得其反。他卻堅定不移地我行我素。他曾長期在上海工藝美校兼職，教過許多學生。因為他的才華，追隨他的同學有不少。但他卻“十有九輸天下事，百無一可眼中人”，多次公開表示只承認兩個學生，一個是我，另一個是他工藝美校的學生L———這個人更是一個桀驁不馴的青年，看不起別人，別人也看不起他，后來便到美國“發展”去了，終因潦倒落拓，先于姚老師橫死異鄉———我勸說他，這樣的表述很不妥當，會把朋友、學生都推到對立面上去。但他根本聽不進去。

姚老師擅畫人物。以長期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從事連環畫創作的經歷，進而考入浙江美術學院 (今中國美院) 中國畫系，接受“筆墨加素描”的嚴格訓練，如虎添翼，藝事猛晉。進入上海中國畫院后，又在林風眠先生的影響下，如饑似渴地研習西方印象派雷諾阿的畫風，融會貫通，形成了“筆墨加素描加連環畫加印象派”的個性風貌，其特色是清新靚麗，明慧嫵媚，使勞動人民淳樸的形象，多了一種“小資”的情調。這是當時許多“新人物畫”畫家所難以措手的。我幾次提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所開創的“新人物畫”，僅以“新浙派”為代表的“筆墨加素描”為一枝獨秀是有相當偏頗的；事實上還有一派，便是以“新海派”為代表的“筆墨加連環畫”，代表畫家有程十發、劉旦宅、韓敏、戴敦邦包括姚有信等。前一派主要局限于工農兵的題材，所創作的藝術形象具有一種舞臺的“亮相”效果，畫面人數一般較少，且拙于布景的表現。而后一派則兼長古裝人物的題材，所創作的藝術形象具有一種舞臺的“演出”效果，能輕松地駕馭眾多人物的大場面構圖，且善于山水花樹的布景處理，刻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姚老師則兼二者之長而自成一格，尤其是學習印象派之后常用紫色暈染人物臉部的陰面，有一種吹彈得破的水潤嬌嫩，“我見猶憐”。“文革”剛結束，他用這一手法畫魯迅小說 《傷逝》，創作了一部中國畫形式的連環畫。原稿送到北京，在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編輯室引發一片驚艷之聲，中央美術學院人物畫專業的第一屆研究生也聞訊趕到出版社觀摩，爭相臨摹學習。不久作品出版發行，在第三屆全國連環畫評比中再次獲得大獎。

80年代初，思想解放，國門打開，姚老師萌生了出國的念頭，并隨即付諸行動，參加了上海外國語學院 (今上海外國語大學) 舉辦的留學輔導班。從ABC開始，苦學一年之后便到美國轉攻油畫去了。又用了三年時間，便取得了他所認為的成功，一面在大學任教，一面又簽約了哈默畫廊。不久，又把女兒和妻子相繼接去美國。大約是在83、84年間，楊老師動身赴美之前，特地把我叫去，說是從此一去不還了，姚老師留在蝸居中的上百幅作品是帶不出去的，讓我幫助一一撕毀。這種偏執的做法我很不贊同，建議可以留在上海或杭州的親屬家中。但楊老師說這是姚老師的主意，不能違背的。看著這一幅幅的精品，經我之手而變為“廢品”，雖然心痛，也只能無可奈何。足足撕了有半天的時間，塞滿了樓下的垃圾桶。其決絕如此! 后來姚老師回國，我向他談起此事，他也對自己不留余地的沖動表示后悔，但終究于事無補了。

姚老師這一段時間的風光，我雖然看不到，但卻時常聽到，包括朋友的傳說和他自己的述說。他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人，眉飛色舞的洋洋自得中，未必沒有掩藏著艱辛。但朋友的傳說肯定不會假，因為大多數藝術家是非常吝嗇對同行的好話的，尤其是對他這樣一個高傲的同行。他所給我的畫冊當然更不會假，里面赫然印著的都是一些國際上頂級人物的肖像。其中最讓他引為榮耀的是1985年應哈默博士之請，為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所作的一幅寫真。畫面不作正襟危坐，而是描繪南希視察艾滋病兒童時親吻病孩的情景，名之為“愛之吻”。里根夫婦收到這件作品后欣喜不已，直接把它掛進了白宮的辦公室。中國畫家的油畫掛進白宮，這可是史無前例的，一時在美國的華人藝術圈中引起一片驚嘆。鄭重兄獲知這一消息后，率先在 《文匯報》 上發布了這一條信息。除南希之外，姚老師還為老布什夫人巴巴拉、戈爾巴喬夫夫人莉莎、李光耀等多位世界政要的夫人或本人作過肖像。一時聲譽鵲起，春風得意。其間數次回國探親訪友，否極泰來、衣錦還鄉之意，溢于言表，而不羈的性格則一如既往，大有“當年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的做派。聯想到他所自許的徐渭在入胡宗憲幕府前后的遭際變化，我不禁隱隱為他擔憂。沒過幾年，姚老師便不幸遭遇車禍! 痛悼之時，沒來由地想起梅蘭芳在 《霸王別姬》 中的一句唱詞：“自古常言不欺我，富貴窮通一剎那。”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少年時從魯迅的小說中讀到這一副對子，理所當然地認作是封建禮教“吃人”的說教。但事實上，任何一種關于做人道理的“說教”往往是有利有弊的，我們要批判它弊端的一面，卻不能連它正確的一面也否定。千百年來，多少詩禮積善之家，都把這副對子作為訓導子弟的箴言，正因為它在總體上是正能量的。它的意思，無非是教人在洞達世事人情的前提下來完善個性的創新，而決不是在挑戰世事人情的前提下來實現個人的意志。聞一多曾說：“健全的個人是必須的，個人發達到排他性的個人主義卻萬萬要不得”，“極端的個人主義到了惡性發炎的階段”，其結局“天知道是什么”(《一個白日夢》) ! 社會性和個人性，“他們原來是一種精神的兩種表現，在表現上兩種運動一直是分道揚鑣的……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互收效益，分開來定要兩敗俱傷”(《文藝與愛國》)；“我以為不久的將來，我們的社會一定會發展為Society of individual for Society (社會屬于個人，個人為了社會) 的”(《詩與批評》)。發人深省。

相比于其他行業中人，藝術家尤其是個體創作的美術家，對個性自由有著更強烈的執著追求。這本無可厚非，因為“為文忌出諸人”，沒有個性就沒有鮮明的藝術創新。但個性過度膨脹，往往事與愿違。古今中外的藝術家中，徐渭、凡·高之外，還有多多少少困頓牢騷之輩，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他們用自己的心血創造了不朽的藝術，值得我們永遠地高度尊敬；但他們的品行遭際，卻需要我們在同情之余作出深刻的反思：無論作為社會還是作為個人，在“社會屬于個人，個人為了社會”的境界真正實現之前，如何用一種更好的方式來推進它的不斷完善并最終實現？ 值此姚老師逝世20周年，放眼神州中興，不由而發“魂兮歸來，何遠為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的懷想追思。“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無論如何，姚老師能夠獲得及身的榮耀，應該說，他的藝術人生還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