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5年春天，詩人王夫剛編選的《別來無恙·新世紀山東詩集選粹》由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他為這本詩集起的這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別來無恙”，讓入選詩人甚至讀者都能感覺到他的用心所在，進而或多或少嗅出其中的滄桑——在別來無恙的拷問里，包含了多少塵土飛揚和塵埃落定啊。

　　上世紀80年代的新詩潮，如火如荼，戛然而止，一個懷揣詩歌夢想的少年來不及想好就做出了反應，不過是命運在那個時代的具體呈現。18歲出門遠行，王夫剛從“欲哭無淚”到“有淚不流”，從“幸福的文學愛好者愿意吊死在同一棵樹上”到“決定寫一首你看不到的詩留在人間”，從“青春式微，別離有話要說”到“正午偏后，命運的佳期已經不多了”，30年恍如云煙，對人生的執著反而使其順從了某種現實：“要么屈服于流淌，和大海的低/要么，中途夭折。”既然不肯折腰，承受跌宕也就在所難免，他因此不無辛酸地說：面對時光我有心無力；但同時他又不無自豪地說：落到紙上的夢才算向這個世界哭過。

　　作為詩人的王夫剛，懷著向古典和劍客致敬的心走在一個人的路上，孤傲業已成為其生命中的本色：更加冷峻又更加平和，更加尖銳又更加沉穩。正是基于這樣的人生自信，王夫剛在一種廣闊的視角上，用他的詩歌向我們表明了一種在不斷還原的記憶里擊穿現實迷幻的勇氣和價值。他是如此執拗地前行著，又是如此寂寞地自省著。他以對生存與生命意識的深刻洞悉，真誠而冷靜地推進著逆向剝離和詩意重構的過程，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詩人，王夫剛完成了這種心靈的跋涉；作為一個隱忍的生存者，王夫剛以真實而不妥協的疼痛和警省成為“眾人中的這一個”。

　　與此同時，王夫剛還為新世紀山東詩歌做了許多局部總結的工作，他勞心費力地編選了《層面·新世紀山東青年詩選》《到詩篇中朗誦·100位中國詩人的100首漢語佳作》《山東30年詩選》《冊頁·新世紀10年山東詩選》以及前面提到的《別來無恙·新世紀山東詩集選粹》等個性迥然的區域性詩歌選本，并分別為之寫下讀來受益的編后記。平心而論，在發個征稿啟事、籌點印刷費就可以編書的年代，還真不缺少把郵件箱里的稿子直接排版的所謂“編者”，按王夫剛的說法，如此編者和選本“不在我們的話題之內”，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透露了他作為一個詩歌選編者的眼光、境界和底蘊。

　　王夫剛曾經在詩中輕描淡寫地道出了當下社會的一個奇怪現象：沒有比嗤笑詩人更不擔風險的傲慢了。作為同道，我甚至看到了他在寫下這句詩的一瞬間掠過嘴角的那絲不屑與超然。是啊，詩歌是什么？在當下，任何一個精于世道者都可以假借詩歌的名義演出，只要他認為需要；詩人又是什么？任何一個會用回車鍵的人據說都可以為自己貼上這個標簽，只要他認為需要。對此，身為詩人的王夫剛，不啻完成了從自我警醒到自我完善的升華，更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從“寫作的詩人”到“命運的詩人”的跨越。作為他的朋友，我知曉這樣的升華和跨越背后所經受的砥礪、隱忍甚至尷尬。

　　“訥于言拙于行”，是王夫剛的自我鑒定。但據我所知，他的訥于言更多體現為一種生活的狀態。事實上，每每心靈洞開，或情勢所致，他的滔滔不絕，他的咄咄逼人，決然會讓你驚訝于一個思辨者的飛揚才情，在其隨筆集《落日條款》和文論集《愿詩歌與我們的靈魂朝夕相遇》等諸多文字中，亦可窺見一斑。這些年來，他不斷往返于濟南的舜耕路和黃海之濱的五蓮縣戶部鄉，偶爾也會繞下高速，到我居住的小城一聚。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酒成了詩人之間必不可少的媒介，好像無酒即不成詩，這其中有真性情的詩人，有真性情的酒詩人，也不乏借酒表演的登徒子詩人。所幸的是我和王夫剛不需要酒作形式，一杯清茶足以讓我們徹談到月上高樓或者日照軒窗。手機、微信和網絡幾乎把“后會有期”和“別來無恙”逼得跳樓，這些詞匯可以滅失，這樣的情懷卻不能缺席我們對于詩歌的判斷以及獻給未來的理解。

　　五年前，我曾為王夫剛寫過如下文字：“作為朋友，他是一個能夠有所托付的人；作為個體，他是一個有著自己內在尺度并且敢于堅守自己內在尺度的人。他做事扎實而縝密，不招搖，不矯飾，不虛妄。我想，對于一個有著自己內在尺度的人，敢于堅守至關重要，這是衡量一個人是否真正擁有自我的重要標準。現實中很多人并非沒有自己的尺度，只是囿于種種因素而不能堅守這個尺度，以至于常常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反而使自己顯得不倫不類。有時候，王夫剛也不是不想迎合現實，但在緊要處他卻絕不降格以求。這樣的人，要么被人由衷地敬重，比如君子；要么被人無端地嫉妒，比如小人。”及至今天，我依然不改一字照錄于此，實在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