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此在的角度看待王夫剛的詩歌之路，仿佛一個落魄的鄉村少年成功的人生逆襲。而落魄的標志性事件，便是當年“我從考場潰退下來”。這本是城鄉差別形成的先天性競爭劣勢，無數鄉村少年都曾遭遇的命運，但王夫剛卻不肯認命。因為在他的意識中，這并非自己資質的不濟，而是這樣的資質，為自己面對的應試教育系統所不容。嚴羽那一著名的“詩有別材”，既是指詩人在寫作中不同流俗的特殊才能，也是對諸多詩人藝術家天資分配中此弱彼強現象的指認。無論王夫剛是否曾為歷史上的眾多人杰在科考中一再碰壁、灰頭土臉，卻在詩歌藝術領域大放異彩的先例所激勵，但接下來的事實是，他決然放棄了以復讀與高考的無趣糾纏，踏上了自己想象中的道路。

　　——“他將吃盡苦頭……”

　　這是就自己前途抉擇一場“失敗的對話”后，父親對他的最終結論。

　　誠如其父所言，這個鄉村少年最寒冷的人生季節就此降臨。他選擇了一條渺茫的不知所終的道路，而在這條道路上，他必須為自己的選擇獨自負責。由此開始，他先后輾轉于家鄉周邊的多個城市，為無處安放的青春尋找出路。在這一過程中，他充分見識了社會轉型期資本的狂妄與囂張，底層個體的渺小和無助，但富有意味的是，他隨后的詩作雖然不無孤寒憤懣，卻并未被這一情緒所主宰，而是將其化作寫作的沉重底色。的確，向世人傾倒自己的苦水有什么用？把淚水潑灑給世界又有什么用！在關乎一位詩人未來走向的重要節點上，他拒絕了自己之于世界的艾怨或自作多情，進而逐漸確立了一種冷峻的應對姿態，并把目光更深入地投向自己命運共同體的鄉村，探究其中的奧秘。

　　“最后一個動作轉瞬即失——/大河之水從地圖上流了出來/健康的秋色布滿北方”，然而，“水越流越少，水的問題/不聲不響地逼近北方”，人們活在兩岸的村莊，“平平淡淡地過了很多年/還將平平淡淡地過很多年/奇跡的出現，不是現在的事情/也不在他們中間”。在這首《北方的河》中，王夫剛以與其年齡不相稱的滄桑感，說穿了中國鄉村的基本處境和命運。寫出這首詩作時，他年僅19歲。

　　這首詩作外冷內熱的現實關注基調，正是當時主流詩界所倡導的類型，但不久，他的鄉村敘事卻驟然變聲，轉換出一種陌生的超然與冷峻。

　　在隨后的《暴動之詩》中，他對家鄉史志中的一段傳奇，進行了一次顛覆性的解讀：那是在歷史上某個動蕩的年代，一群山鄉漢子在走投無路中突然嘯聚山頭，舉義暴動?！八麄儦⑺赖刂鳎瑹龤聫R”，這是當今所有的地方史志中，有關“暴動”的標準表述，但史志不會去表述的，則是接下來的情景：一時的血勇過后，壯士們突然心緒晦暗，不知所措地望著落日沉默。并且他們至死都不會想到，這一舉動會成為地方史中紅色的一頁，而當這一光榮降臨，他們已全然不知……在這首詩作中，他發現了常規歷史敘事之下更深的遮蔽：人性的慷慨與脆弱、事物運行過程中游移不定的偶然性，以及毫無邏輯規律可循的吊詭。由此進一步地認識到，這又正是世界內在運行結構的另外一種本質，而一位詩人所應致力的，就是面對由“正確”的常識所定義的世界，揭示出其下被遮蔽的本質。

　　再之后的《外公》一詩，便是以這樣的理念，為同類題材建立了一個新的表述空間。那是在他記憶中的1984年夏天，隨著山洪暴發和“高音喇叭里傳來一聲槍響”，他的外公似有感應地動了一下——“這是一個喜歡咳嗽的/老頭，對生活做出的最后反應”，接下來便是哭哭啼啼的鄉村葬禮，再之后墓地周邊的枯枝寒鴉，以至連懷念也“夕陽般的倦怠”。這種刪除了痛無欲生抒情的冷漠敘事，無疑會讓一些讀者驚詫，但作者恰恰是以指向本質的殘酷，說穿了鄉村草民生滅如草芥的基本事實，以及命運的必然。但與這一必然性相關的，則是這個世界上某些事情巧合的偶然，多年后他對外公去世的確切記憶，卻來自當年那“一聲槍響”的佐證。而這蹊蹺的“一聲槍響”，則是1984年的同一時刻，中國射擊選手許海峰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射得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塊奧運金牌。事情由此而更富意味：在一個榮耀的國家紀錄誕生而舉國歡騰之時，一個鄉村草民的辭世便越發微不足道，甚至連親人的記憶都發生了選擇性的偏差！那么，這還是本時代我們的集體無意識？它到底又因何而形成？

　　這是一首僅14行的短詩，卻交織著復雜的內在結構，作者將兩個遠天遠地的事物在偶然性上糾合在一起，由此對頂出一種隱性的空間張力，既使歷史敘事中被遮蔽的多種意味相繼凸顯，更顯示了其所致力的深度敘事模型的建立，以及這種敘事的深度。

　　不錯，作者于此一再呈現出情感表述上的冷漠。即便是關于自己親人的書寫，他都在第一人稱的敘事中，持守第三人稱的超然。在傳統的詩學觀念看來，這顯然近乎于“冷血”，也是詩人的大忌。

　　然而，一位詩人的成長及其寫作中所體現的一切，都無不源自生活的教誨。王夫剛的這種姿態，正是他在生活中反復受挫的特殊表征和自我成長。在他中早期的詩作中，曾一再表達過自己人生中的張皇失措和失敗感：“我舉手發言/不是遭到拒絕，就是張口結舌”“長途大巴開動時我在靠窗的座位/閉上眼睛。一個失敗的游子/身邊坐著另一個/失敗的游子”，甚至每天都以“提心吊膽”，加固內心河流的堤壩。但大家大概不會想到，在自己浩瀚詩歌空間中上天入地的天才詩人海子，竟也表達過相似的心情：“我怕過，愛過，恨過，苦過，活過，死過”，在這之后，則是如夢方醒的情感反轉，“我真后悔，我尊重過那么多”(《太陽·斷頭篇》)。無獨有偶，另一位一生極少擺脫過苦難的詩人昌耀，在其晚年的詩作中，也從他標志性的熾熱抒情中一再退出，而在《一個青年朝覲鷹巢》中，對聚集在云海孤嶺上高原之鷹拒絕和人類與共的“鐵石心腸”，表達了由衷的渴慕與向往。

　　那么，不只是生活教導了詩人，更是生活中的挫折教導了詩人。當一位詩人之于世界一廂情愿的幻想破滅，便只能以挫折賦予他的鐵石心腸乃至孤傲，強化個體的自尊。比如王夫剛詩中這樣的表達：“我已經習慣了沒有老師的/生活——我無師自通，從沒考慮/把愛獻給哪一個具體的人”。但隨著他們精神能量的不斷壯大，其與世界的關系逐漸發生了彼消此長式的變化，先前那個龐然大物的世界以及由此象征的宏大概念體系，在光環的破滅中漸漸縮小，縮小至一個與他對等的關系。這是在大千世界萬物平等的觀念中，他所要求的關系：人在世界面前既無理由狂妄欺世——沒有大于世界的個體，也絕無必要卑躬屈膝——沒有個體必須跪拜的世界！這其實正是世界以鐵砧鍛打的方式，對于個體的特殊觀照和指教：無可依附的被放養的人生，只有在獨立的人格建立中，去獲得直面世界的力量。

　　到了這個時候，一位詩人還要沉湎于愛的傾訴與抒情，似已缺乏依據；而他關于世界的憤怒宣泄同樣沒有理由，也沒有意義。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詩人的寫作發生了一種特殊的變化：他由抒情轉向敘事，并且是以內科大夫那種超然物外的冷靜，深入世界的內部，探究產生了那一切的根源，進而以相匹配的語言系統和結構系統，講述他所發現的真相。而在這種 “冷血”的超然敘事背后，則是詩人對于履行其“天職”的巨大熱忱。他不光要負責講述他所探究到的真相，還要負責這一講述非同尋常的藝術實現形式，從而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現。這樣的“天職”情懷，正是一位具有專業意識的獨立詩人，區別于詩歌民眾的重要標志。

　　多少年后，一位并非詩人的人物，使王夫剛為之書寫了一首長詩，這就是早他300年客居濟南的蒲松齡。蒲前輩應是王晚生早就熟知的人物，但只有到了此時，才引發了他意識深處鏡像性的振蕩：“讀書。教書。著書。除了盲腸般的應試/蒲松齡的一生只剩下這六個字”“世上因此少一個刀筆小吏而多一個/卡夫卡的隱形老師”(《懷刑錄》)。

　　哈，“盲腸般的應試”，同是考場淪落人哪，也同樣在文字生涯中讀書寫作。想來蒲前輩300年前落魄的沮喪，不會亞于今人的沮喪，但正是生存擠壓下的心靈視角“變形”，使他對應出了一個五光十色的鬼魅世界，進而置身于以故事諷喻人世真相的“天職”熱忱中。把原本就神奇的故事講得精彩一些，更精彩一些……蒲前輩在自己的人鬼敘事空間，精心打磨講述的絕技，也為后世昭示出一束幽渺而深遠的技藝之光。

　　但時代又在王夫剛身上，演繹出另外一個版本：這位曾經的高考落榜少年，若干年后卻以作家的身份兩度進入大學，成為山東大學作家研究生班的學生和首都師范大學的駐校詩人。而這兩段時光對他知識系統的擴容作用，想來絕非可有可無。隨后發生在他寫作中的顯著變化，便是在長詩和詩歌文論兩個系統中的強力推進，尤其是此間先后展開的10多首長詩寫作，諸如《懷刑錄》《夢露本紀》《后梁祝札記》《山河仍在》等等，顯示出他在這一基礎上崛起的、對于龐雜材料系統宏富的整合能力和詩歌結構能力。

　　《山河仍在》是一首由24個篇章組合、長約2200多行的超級長詩。按一首短詩通常15行的長度計，約等于150首短詩。從寫作契機來看，它是作者在若干年的時間長度中，參加一些筆會和詩歌采風活動的產物，因此，其中的一些篇章，最初也許不無游歷寫作的即時性特征，或采風酬酢的應景因素，但隨著后續寫作的不斷深化，尤其是作者在確立了“山河仍在”這一主題，而對它們進行最后的整合時，所有篇章都隨著這一主題起立列隊，直與“山河”的恢弘構型相應。而所謂的“山河仍在”，應是基于據說山河已淹沒于商品主義“霧霾”這一前提。因此，這一“仍在”又儼然一個反向立論。

　　在這一立論中，作者恍若地質勘察式的，隨自己的游歷而在山河間下鉆了幾十個取樣的探點。諸如吉林的郭爾羅斯草原和長春斯大林大街名稱的變遷，山西潞安煤礦集團和普救寺的“西廂記”傳奇等等，大小不一，既有有名的景區也有無名的孤島。而他從這大量勘察樣本中看到的，雖有古老文明在商品時代的斑駁變異，但山河本質性的實體，則是密布于歲月中閃爍的人文歷史、千姿百態的山水風物、燹火災難中保存的人心民智……那么，現代“霧霾”下的山河還在嗎？當然！

　　但這首長詩給人以更深印象的，則是作者面對任何一個書寫對象時，幾乎都會窮盡所有信息進行取舍打磨，直至一絲不茍地豐滿完形。當詩作中涌現出大量這樣的詩句：“使龐大的國家機器進入他所設計的怠速運轉狀態的人/……在歷史中把自己的名字/悄然改成大禹——連偉大的孔子/也不得不在偉大的《論語》中給他留出/一席之地：‘禹，吾無間然也’”。你很難不對其中冷僻的文史典籍信息和點化精微的表達感到驚訝。同樣深刻的印象，還有整首詩作不無暖意的中性言說基調，它意味著作者已擺脫了偏激的情緒左右，在一個新的精神層面上，與所迎來的無限展開的廣闊世界，進行心智健全的盤問與應答。與此相應的，則是更精彩的語言藝術風景。這是以反諷、吊詭等反常修辭于事物穴竅中探取的深層意味，甚至是以刻意饒舌的閑筆，在漢語言藝術密碼中點擊出的微妙意趣：“鐵樹開花，其實是古老的文明/承擔著被時代遺忘的責任。這世上輩分最高的/裸子植物……在美的潔癖面前呈現出有鈣質的/矜持”。更以既莫名其妙又理所當然的意象與句式，呈現出機鋒迭出的雄辯：“我的腰間掛著秦始皇未曾用過的/帶彩鈴的摩托羅拉牌手機”，“現在，我用一串11位的數字/和世界發生關系：/我是13906413357的主人/和它取長補短的隱形奴隸”。

　　是的，事情正如他面對重慶深山中的“愛情天梯”獲得的魔幻性感受：“命運——誰在巖石上敲門/誰就能在樹葉上酣睡”，那么，詩歌——誰拒絕用一般性講述世界，誰就能呈現一個非同尋常的世界。

　　“詩言志”曾是詩歌一個定義性的說法，但它只說出了上半句。歷史上一切重要的詩篇，無一不是以對于“志”讓人驚奇的“言說”而垂延于世，并為這個定義補齊了下半句。古老的中國詩歌史，就是不斷推陳出新的藝術變遷史，而近數十年來，一代優秀詩人對既有詩歌表達邊界的縱深拓展，已遠非有新詩以來的任何一個時代可比擬。在這一接力性的詩人序列中，便跳動著王夫剛的身影。

　　當然，我還清楚當代詩歌正在遭受空前的嘲笑，但在這個人人爭做意見領袖的時代，且讓王夫剛的詩歌替我再多說一句——“沒有比嗤笑詩人更不擔風險的傲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