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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800多名新兵走上了青藏高原。這些戰友后來有的犧牲了,有的留在西藏工作了,更多的則退伍轉業了,現在還留在部隊的只有我和另外一個戰友。那時,我們的任務是修筑青藏公路。后來又轉戰黑昌線、川藏線、中尼線、新藏線,足跡幾乎遍布整個西藏。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時就暈倒了,過了很久才蘇醒過來。后來翻越的次數多了,漸漸有了抵御高原反應的能力。有一次,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塊寫有“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讓戰友給我拍了一張照片,我在照片背面寫下一句話:“唐古拉在我腳下!”當年修路時,我們不時會在路邊看到一些散亂的骨頭,老兵告訴我們哪些是駝骨,哪些是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會帶著我們用鐵鍬悄悄掩埋。老兵說,那些很可能是當年老一代進藏軍人的遺骸。從那時起,我感覺腳下的公路有了溫度,有了生命。進藏的路上,幾乎每一公里都有一個軍人的忠魂在守護。30多年來,我先后40多次進藏,每進一次西藏,我的靈魂就會得到一次凈化、一次洗禮。
我如同虔誠的圣徒,用滾燙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們朝圣的是神靈,而我朝圣的是長眠在雪山上的戰友們的英靈。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艱難與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經歷過多次生死劫難。這些劫難,后來都成為我生命中的一筆寶貴財富。我將這些劫難概括為7種死法: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度,我幾乎凍死;為了給駐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樣,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5小時,徒步58公里,繞著岡底斯山的主峰岡仁波齊走了一圈,幾乎累死;在黑昌線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黃豆,我幾乎餓死;在阿里無人區夜渡冰河,冰層突然坍塌,車子陷進河中,我幾乎被淹死;在川藏線怒八段遭遇山體崩塌,我幾乎被砸死;我在西藏得過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邊乘車行軍,邊手舉吊瓶自己給自己輸液,輸到再也輸不進去,后來病情惡化引起肺水腫,幾乎病死;在聶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嶇的山路上,車子的一只輪胎突然跑掉了,幾乎翻車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難不死,活了下來。
與那些犧牲了的戰友相比,我無疑是幸運的。他們走了,我還活著。我不寫他們,誰寫他們?于是,我將自己的經歷和戰友們的故事,變成了《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西藏,靈魂的棲息地》《雪祭》等作品,其中《一路格桑花》改編成了20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我在頒獎典禮上說:這個獎不是頒給我一個人的,而是頒給我和我戰友們的!這些書也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我和戰友們一起寫的,我用手中的筆,他們用青春、鮮血乃至生命!
我先是寫西藏,后來是畫西藏。西藏是我創作的源泉和主題。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別人家過年有姐姐剪窗花、貼窗花,我沒姐姐,沒人剪窗花,我只好拿起畫筆畫窗花。畫南瓜,畫玉米,畫魚蟲鳥獸。上小學時家里很窮,沒有買顏料的錢,而且父母也很反對我畫畫,我就利用暑假挖藥材、逮蝎子、捋柏籽,賺來上學和買顏料的錢,放學后關起門來胡亂畫上一氣。后來備考大學、投筆從戎,為“四個兜”(那時軍官才穿四個兜)而奮斗,“東北西走風為馬,南征北戰筆作槍”(我給自己寫過的一副對聯),再也沒有摸過畫筆,三四十年沒有畫過一幅畫。直到2010年,有個朋友自己開了一家書畫院,請我題匾額,三番五次催要,被逼無奈,我才買回筆墨紙硯,硬著頭皮完成了任務。但是家什既然買來了,放著也浪費,便又開始胡亂涂抹。畫什么呢?當然是畫自己最熟悉的西藏。
我畫畫無宗無派,與天為徒。人在軍旅,東奔西走,不可能有條件和機會拜師學藝,只能抽空讀帖讀畫。這樣也好,博采眾法,歸于無法。我以為,無論“師古人”,“師造化”,皆應“師心不師跡”。石濤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之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這話很有道理,我很喜歡。文人字畫講究筆趣和意境,強調一個“魂”字。這些畫在行家眼里也許不夠水準,但皆“發我之肺腑”,畫的是我眼中的西藏、心中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