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在最高處——關于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

　　看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最令我感動的，是拍攝者記錄了建于珠峰北麓的絨布寺。老喇嘛帶著攝影師進入了巖洞中的廟堂，虔誠地指出巖頭上的腳印，那是藏傳佛教大師蓮花生在此修行時留下的神跡。老喇嘛對著鏡頭說，珠穆朗瑪峰在藏族人心中非常神圣，是潔凈無染的圣地，本不該被外人打擾的。

　　這位老喇嘛是寺中唯一一位僧人，名叫阿古桑杰。他將珠峰視作“空行母”的化身，藏傳佛教認為“空行母”為無上密乘之本尊。“空行母”在藏傳佛教的萬神殿中非同一般，具有特別強大的除障力量，可治一切時難、惡禍、瘟疫、天災、饑荒等。這足見珠峰在藏族人心中的殊勝地位。

　　據《喜馬拉雅天梯》的制片人、清華大學副教授雷建軍介紹，拍攝采訪過程中他得知阿古桑杰曾經還俗，還有個兒子，他是畢業于“西藏登山學校”的登山向導。有一次，雷建軍要上山拍攝，阿古桑杰的兒子請他給獨守在世界最高處寺廟的父親捎去一件東西，竟是一本新印制的佛經。人性是最走心的梯子，沿著它可以走向心靈深處。我想，喜馬拉雅天梯背后真正的故事，一定還隱藏在這座珠峰上的神秘寺廟背后。

　　2015年12月23日，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成立了“民族影視與影視人類學專業委員會”，這是一個值得記載的事件。自北京民族電影展創辦以來，我們一直呼吁建立學術機構專門來對民族影視的藝術理論、創作方法、人類學民族學價值以及影視產業發展組織學術研討，開展民族影視、影視人類學人才的培養，也曾建議在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建立專門的研究所，但都未能實現。這個專業委員會的成立，真是生逢其時，如切實發揮協調、整合資源和推動戰略協作的作用，就會彌補全國高校、影視機構在人才培養、學術研究上的這個“空白”。我應邀出席了該委員會成立大會，會后觀看了《喜馬拉雅天梯》。該片吸引了大批師生前來觀看，制片人雷建軍在放映結束后還主持了觀影討論。這是我第二次看這部影片，對該片我也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作為一部“極限紀錄電影”，它完成了人類首次攀登珠峰的拍攝紀錄，但影片并沒有去張揚跨越極限、挑戰自我，而是從當地普通人的視角記錄當下，以“當地話語權”叩問神山圣地在日常生活與時尚登山等行為背后所潛藏的文化與道德、信仰與發展的悖論，使作品具有了文化人類學的可貴價值。它能夠進入院線放映并獲得票房收益，則得益于商業運作模式的成功。

　　這部影片題材的選擇有良好的市場基因，早在立項時就已獲得中國首屆國際紀錄片提案大會最具國際傳播力獎，并在法國陽光紀錄片大會亞洲展上以中國提案第一名的身份入圍國際提案單元，當時BBC、NHK等國際品牌電視臺都對該片提出明確的購買意向。發行時，網絡傳播如眾籌、“自來水”等營銷手段的運用也激發了觀眾的參與和期待，在主題搶票活動及觀映后又獲得良好口碑，使其傳播效力進一步發酵，保證了這部紀錄影片投資的回收。也許，這便是中國民族志電影發展的一種新范式。

　　《喜馬拉雅天梯》走進了西藏題材影像的新境界。前些年，我們集中展映過不少西藏題材的電影，多是以藏地為背景、以藏族特異文化為表征，講述凄美的情感故事或悲壯的傳奇，反映舊時藏區上層貴族、僧侶的生活等。而《喜馬拉雅天梯》將鏡頭聚焦于在“西藏登山學校”接受登山向導培訓的牧民的孩子，講述了普通的一僧一寺一群人的故事，娓娓道來的影像敘事直擊心靈，令觀者動容。

　　藏民在巖壁上畫著白色小梯，相信它可以接引世人的靈魂通往圣地；花了大錢去登山的人將海拔8848米當成旅行的終點，而引路的少年們只把頂峰當作起點和成人禮……“天梯”的意象在這部紀錄片中被賦予深刻而多維度思考的空間。在這里，真正的思想家是影像書寫的圣經。感謝跟拍4年歷盡千辛的攝制者以及被培養成攝影師的兩名藏族向導，他們的影像褪去了以往對藏地的神秘化、獵奇化，代之以讓一切平凡變得偉大、一切偉大變得平凡的真實，一種飽滿而神圣的追尋。

　　對于我這樣一位觀眾、一位宗教文化研究者，這部作品讓我永遠記住了喜馬拉雅山上那座絨布寺，這個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還有那位信在最高處的僧人。有了這些，《喜馬拉雅天梯》的故事就永遠也講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