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原鄉的生命隱喻

——評唐櫻長篇小說《南方的神話》

　　壯族作家唐櫻的小說辨識度較高，她常常將本民族充滿詩意的田園生活與自己唯美婉約的文學風格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長篇小說《南方的神話》就是如此：山寨、小溪、古木參天的山林，以及豐富的風物民俗，一起營造出獨特的精神原鄉。這里的烏托邦可感可觸，有形有色，使人性和愛情都找到了最佳的棲息之所。

　　主人公楊揚是一個北方都市的女孩，她受到內心深處的召喚，遠離家鄉，來到了偏遠的南方。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是一個城市女孩的尋根之旅。作家把故事的背景選在了遠離都市的桃花源——布洛陀山寨，這里沒有喧囂與奢華，沒有狡詐和欺瞞。在山寨里，盡管人物的性格迥異，但沒有險惡和奸詐，所有人都是美與善的化身，阿媽善良慈愛，阿云堅強忠貞，韋湘忠厚無私，每個人物都是美的化身。

　　楊揚來到這個山區是為了支教。她從小沒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顧，一直在寄宿學校上學，單調孤獨的童年時代讓楊揚更加渴望愛，渴望給予別人愛。與傳統意識中的山寨不同，布洛陀的人們聰明、善良、容易溝通。楊揚以平等和尊重的心態與他們交往，很快融入其中，并與“山寨之子”韋湘相愛了。他們戀愛、結婚、工作，沒有重現想象中的悲劇。

　　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城市充滿了優越感，是文明和光明的代名詞。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就是逃出黃土地，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或者從大山中走出去，并以西裝革履的“異地人”的形象回到鄉村，光耀門楣，現代文明顯示出了無與倫比的改造力量。唐櫻顯然不認同這種“傲慢與偏見”，她試圖重新呈現鄉村的分量和價值。對于唐櫻而言，這不是策略和方法，而是人生立場的延續，是與生俱來的存在。她具有農村和城市的雙重生活經驗，這決定了她寫作的視角和眼光。

　　在小說中，楊揚與韋湘之間的愛情，脫離了“城鄉結合”的敘事模式。在以城鄉結合為背景的愛情敘述中，城市往往代表著強勢文化，是農村人向往的理想之所。比如，路遙在《人生》中設置了城鄉青年的愛情故事，主人公是農村優秀青年高加林和城市姑娘黃亞平。高加林竭盡全力，試圖在與黃亞平的戀愛中實現階層的跳躍，真愛與身份騰挪合為一體，但最終失敗，回到了屬于自己的黃土地。同樣是以城鄉青年的戀愛為背景，湖南作家陳茂智在小說《姐姐的園》中將男女的城鄉身份進行了置換，“姐姐”是農村姑娘，而對方則是城市青年，盡管男女城鄉身份對調，但是農村追逐城市的基調依舊。《南方的神話》則相反，楊揚經歷了城市的繁華和喧鬧，具備了落腳的條件，卻依然來到布洛陀，把這片土地作為生命和價值的歸宿。楊揚的選擇無疑是一個另類的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在小說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城鄉二元對立思維，這似乎限制了作品的格局，但是“片面的深刻”從來都是作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唐櫻筆下的布洛陀并未直接指涉人的異化和人性的扭曲，在物質欲望甚囂塵上的態勢面前，作家借楊揚逆流而上的另類追尋，折射出被遺忘的生命之美，呈現一種嶄新的、健全的、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

　　現在，很多作家開始深入少數民族文化的根部，挖掘那些被忽視的寶藏，挽救漸趨消亡的傳統。他們并不是在同情、哀傷和悲嘆，而是從中尋找力量，在各民族悠久的歷史中提取出可以彌補現代社會弊端的資源。民族資源和傳統意識具有一種精神洗禮的功能，可以解救被物質欲望炙烤的現代囚徒。

　　布洛陀文化既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也是一種可以描述的具象。作家借神靈之口勾勒出了布洛陀文化，其中折射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對理想家園的向往之情。這是作家的精神故鄉，從這里出發，還回到這里。因為在檢視了現代文明的眾生相之后，作家發現，現代文明并非理想的彼岸，而是寓含著巨大危機的陀螺，運轉越來越快，停不下來，也不知道會旋轉到什么地方。對于生活在這里的人而言，布洛陀不是遙不可及的圖景，而是一種信仰，這種信仰深深地烙在了他們的日常行為當中。他們順應自然，與花鳥蟲魚和諧共處。

　　小說中還有關于時間的隱喻。故事是這樣的：一個人上山砍柴，看到兩個童子下棋，棋終時，發現柴斧柄已腐爛，回到村中，發現時間已過了幾十年。這是變與不變的隱喻，當我們總在感概時間如流水一樣，一去不復返，總是感到時光荏苒，其實是我們總在爭奪。時間像一把尺子，所有人都在拉伸自己的長度，所以總是在和時間賽跑，和各種要素競爭，最終失去了自己。而有時人類需要保持不變，比如內心的寧靜、靈魂的安穩和精神的愜意。唐櫻用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世界可能經歷了很多事情，但也可能都是過眼煙云，當你自己營造了一個精神的家園，就可以掙脫世間的紛紛擾擾。

　　在小說中有這樣的對話，關于“布洛陀究竟在何方”的問題。韋湘問楊揚：“何時能做我的新娘？”楊揚答：“等找到布洛陀之時。”布洛陀究竟找到了沒有，小說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復，但是楊揚與韋湘最后“有情人終成眷屬”，就是找到布洛陀的意思了。理想實現的地方就是布洛陀。布洛陀既是一個神話，也是人類精神原鄉的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