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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點:
導演顧桃,是個生活在北京的滿族人。他從2005年開始紀錄片創作,以“關注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況”為主題,拍攝了《敖魯古雅·敖魯古雅》、《神翳》、《雨果的假期》、《犴達罕》、《烏魯布鐵》等民族題材紀錄片。
《犴達罕》是2015年北京國際電影節民族電影展之專題展“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的參展作品,并榮獲第一屆中國民族博物館民族志電影永久收藏獎的金獎。本片用記錄的方式塑造了當代鄂溫克族社會的一個“典型人物”,試圖借此展示當代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化生存狀態。
對 話
導演顧桃:越是生活里的東西,越能打動人
問:孫曾田導演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拍攝了《神鹿啊,神鹿》,講述了維加的姐姐——柳芭的故事,那部片子對您有沒有影響?
答:其實我現在很少看片子,每個人有不同的本能和直覺,會讓你做出一個反應。看了很多經典的片子,讀了很多名著,可能反倒會限制你獲取信息的角度和能力。可能是因為我學了美術,我一直有一個比較自由、本能的視角。的確,柳芭那時在東北和北京是很有名的。維加說過一句話:“我大姐的命運像一個痛苦的鐘擺,我的命運會像我姐姐。”當時我就很有觸動,有一種很強的宿命感。
問:維加在片中的表達很自然,比如在撮羅子里的燈光下說話,在草坪上轉過身來和拍攝者說話,您與被拍攝對象交心的感覺非常好,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我沒有學過人類學,也不了解民族學,但是我想人都是相通的,對人類的表達離不開生命、人性和愛。任何的藝術形式,無論美術、音樂、雕塑、文學等等,講的都是這些共通的東西。所以我在片子里的表達也是如此,對生活保持一些敏感。生活大于藝術,越是生活里的東西,越能打動人。
問:片子里對維加和他家人的記錄都很深入,他們怎么看這部片子?
答:維加的媽媽對我一直有懷疑,她是一個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人,比如她會說:“你拍的都是些酒鬼,多難看啊!”我就說,看我片子的人可不認為他們是酒鬼啊,會認為人沒有了生活目標之后總需要找另外一些東西來替代它,來平衡生活。
維加選擇了酒來平衡他的生活,大家看到的多半是一種文明的失落。
維加說我拍得很真實,他是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來評價的。上次我讓人把我的一本書帶給他,忐忑地等待他的反饋,后來他就跑到一個有信號的山頭給我打電話,說:“我看了你的書,你能不能再給我兩本,我想送人。你寫得挺真實的,挺好。”我聽了他的評價后就放心了。
問:維加去海南三亞,后又回到大興安嶺,他有沒有變化?
答:維加在海南三亞的時候,其實我看得很難受。夏老師是很善良的人,對他有一種拯救的態度,認為維加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是酗酒損害了他。但酒也給了維加靈感,他和森林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把維加放到三亞那么炎熱的地方其實并不合適。我曾在回來的火車上寫了一句話:“森林里最后的一頭犴達罕困在熱帶雨林,無力咆哮,只有哀嚎。”但這對他而言,也是非常珍貴的一段經歷。
維加在異鄉也的確畫了一些畫。但是從繪畫的角度看,他在森林里的畫,關于松樹、雪等等,是自由的、酣暢淋漓的。到三亞之后的畫,雖然主題相同,但是樹有點像椰子樹了,裝飾的味道變濃了。離開自己生存的土壤,還是多少會被改變的。
問:您塑造了一組鄂溫克族群像。后來盧晟導演的《這里那里》,里面也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鄂溫克的故事,您是否認為鄂溫克的形象在擴散?
答:應該是吧,但我覺得這還是很小眾的。就觀眾人數來說,一場放映可能也就十幾個人,最多三十個人。有一次我參加一個策展人論壇,有個電影博物館的負責人說了句話:“看獨立電影的即使只有一個人,他也是一個復數。”這句話給了我鼓舞。紀錄片的功能就是在提出問題,至于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大家也沒有合適的方法。現在有太多人去鄂溫克地區拍攝了,我倒覺得并不是受了我的影響,而是因為他們對生態移民的關注。但有些拍攝者很快地訪問,很快地拍攝,大多是走馬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