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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上看,2015年的承前啟后,只是年輪上的365天,可是,它對于每一個人都是在平常的日歷翻篇中表現出不同尋常。在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后,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又發布了《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對全社會重視文藝的發展,以及對文藝發展自身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一年中,不僅是美術創作為這一年累積了成果,而通過紀念抗戰展覽也配合了國家的重大事項,其他方面的展覽不時掀起高潮,第六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首屆亞洲雙年展暨第五屆廣州三年展,都是本年度重要的展事;引進的展覽也是此起彼伏,將觀眾吸引到博物館、美術館之中,從而又檢驗了博物館美術館的工作,推動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這一年的藝術市場又多了一些高價位的記錄,為低迷的市場注射了強心劑,更重要的是中國買家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成為熱點,也讓人們更加看不懂這個神秘莫測的市場。本年度,年逾90歲的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鄒佩珠、石魯先生的夫人閔力生、徐悲鴻先生的夫人廖靜文相繼過世,三位老人以她們高尚的人品和愛國情懷以及對國家的無私捐贈,為后世樹立了楷模,也標志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進一步提醒了身處市場經濟中的藝術家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當下的意義在于它的現實指向。回到現實中來說,文藝界如何理解和藝術家怎樣認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如何把正確的理解和認識落實到實踐之中,是個重要問題。其核心是,很多文藝家面對當今錯綜復雜的社會,在自我的天地中迷失了方向,在市場經濟中喪失了自我。因此,以自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就成了當前文藝創作中的另外一種風光。
一年中,畫院等各級以創作為主務的單位,都試圖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主導創作的集體意識,三下鄉、走基層,逐漸成為一種文化自覺。它有可能像抗戰時期那樣受到社會的激發,也有可能在和平時期得到社會需求的支撐,可是,在現代化的經濟社會中,理論形態與現實狀況往往難以統一到一個概念之中。因此,只有假以時日,美術家們通過實踐而獲得一種符合時代發展的認知,才有可能自覺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自己藝術成就的根基。顯然,“以人民為中心”不是到基層中去貼標簽、做樣子。而是在思想根源上強化這一文化自覺,在內心深處蕩穢滌瑕,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
基于此,畫家集體性奔赴邊遠貧困地區,在遠離畫室的自然中通過寫生不僅獲得了新的素材,而且也為往日的個人風格增添了一些新鮮的生活氣息。中國美術館的“向人民匯報——‘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當代十五位美術家作品展”,國家博物館的“深入生活,表現時代——中國藝術研究院寫生創作展”,廣東美術館的“探源:百名畫家進蘭寨優秀作品展”等就是其中的表現與代表。其他與設計相關的藝術家也在設計中更多考慮公眾的利益和需求,并以創意產業的實務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特色。
以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為契機的梳理、創作與展示
10年前,各博物館、美術館舉辦過不同形式的紀念抗戰展覽。10年之后,如何舉辦這一同樣主題的展覽?各館從年初就開始醞釀和研究展覽方案,開始策展工作。毫無疑問,因為抗戰是一個宏大而深邃的主題,有著無比豐富的內容,這之中既有歷史的梳理,又有傳統的經典題材的創作。而在橫向方面,還要考慮在“70周年”這一特別年份里,與其他館在展覽策劃、選題、形式等方面的關系。如何做出特色和影響,如何表現自己的水平和特色,這是需要反復考慮和仔細斟酌的。對于博物館來說,要把展覽做好,首先需要仔細而深入地研究館藏,這對于有著130余萬件館藏文物的國博更為重要。要辦好展覽,還要研究抗戰中的許多問題,使之在呈現歷史的過程中反映與歷史相關的深刻的學術內容。而對于中國美術館來說,如何連接現實的美術創作,將抗戰主題的美術創作推向一個歷史的新高度并表現出時代的風采,則是又一個現實的挑戰。
國家博物館在梳理館藏的基礎上,以“文藝與抗戰”的關系所構成的文物群,展現了抗戰中文藝和文藝家為抗戰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共有1109件(套)文物參加了展覽,其中有700件(套)是首次展出。尤其是通過五個具體的展覽構成了一個系列,其中的相互關聯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現了抗戰中不同地區、不同時段、不同藝術形式的歷史。而在展覽的整體設計上也是相互輝映,將豐富性的特質用展陳的藝術語言表現出來,體現了“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精彩。
中國美術館的“鑄魂鑒史·珍愛和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美術作品展”,匯聚了以中國美術館為主的國內部分美術館經典藏品和全國范圍內近期新創作的主題優秀美術作品,以“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為主題,以抗日戰爭歷史進程為線索,用三大部分構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展覽:一是中國美術館及部分省級美術館和紀念館藏品;二是文化部、中國美協、總政宣傳部等在全國范圍內征集并評選出的相關主題的優秀作品;三是根據展覽內容需要,特邀部分藝術家的相關主題的優秀作品。展覽共展出作品300余件,涵蓋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年畫、連環畫、綜合材料等多種藝術形式,按照抗日戰爭發展的歷史時期展開了一個敘事性的策展方案。
與之相應的是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也分別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抗戰勝利展,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配合國家大政方針方面的作為,以及積極主動所做出的努力。其中浙江美術館以持續舉辦的專題紀念展,表現出了美術大省的實力以及美術館的作為。“繪兵記”作品展以中國美術學院專業基礎教學部《繪兵記》課程為誘因,集中展示中國美院師生為千名抗戰老兵所作的330件造像,在歷史和未來雙重維度中詮釋艱辛的代價所帶來的和平的意義。“抗日戰爭在浙江”(圖片)、“血肉長城”(美術)、“人民的力量”(書法)、“榛莽之行”(野夫木刻)、“江淮之波”(涂克、陳惠藝術文獻),每一個展覽都各有重點。“上海第八屆美術大展”以紀念為專題,在收到的1200余件參評作品中評出328件參展。這些展覽讓我們重新審視了抗戰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對藝術發展的影響。在新的形勢下,對舉辦這樣的紀念展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館都花了很大的力氣,從展覽策劃,到主題審視和作品甄選都有很大的不同,表現了博物館、美術館在策展方面的長進。
美術創作工程緊鑼密鼓體現了繁榮與發展的時代節奏
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中的165件作品在今年到了定稿的關鍵時刻。這一跨越中華文明歷史發展全過程的創作,是國家投入的一項史無前例的工程。總體來說,在主題創作式微的今天,能夠有這樣的政府行為和美術家們的積極響應,是非常難得的。
這一年里,藝術家們在最大限度接近人們的期望值方面作出努力。然而,這種接近于人們所期待的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要求還存在差距。因為這是一個具有相當難度的主題創作,美術家對特定題材中的歷史知識的了解,對題材的理解以及資料的把握,都因為題材而有著很大的難度差異。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表現之間獲得平衡,對每一位美術家都是極大的考驗。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在2016年完成之后,將懸掛或安放在國家博物館的公共空間之中,這又增加了作品與特定建筑空間的關系問題。
與之相關的是,經過幾年努力,國家博物館組織創作的唐勇力的巨幅工筆畫《新中國誕生》、王迎春和楊力舟的《太行鐵壁》等,不僅成為當代藝術的重要館藏,還成為國家博物館中央大廳的重要展品。這種由博物館自己組織創作的做法,作為新中國美術創作的傳統更切合實際,也成為本年度美術創作的一大亮點。
傳統書畫受到高度重視所帶來的在教育、推廣方面的反思
為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經過精心準備而打造的“石渠寶笈特展”成為本年度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展覽匯集了院藏的晉唐宋元至明清的283件重要書畫,進一步提升了公眾對中國傳統書畫的關注度,所帶來的全民對于傳統書畫的熱情,盛況空前,史無前例。其中,公眾對于《清明上河圖》的追捧,超越了美術史的認識,也顛覆了美術史過往的結構,影響到美術史的研究。“石渠寶笈特展”所表現出的轟動效應,對博物館的公共服務系統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當然與之相關的還有很多其他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在博物館中增加反映中國繪畫發展史的常設展,使公眾能夠在博物館中獲得基本的知識和審美教育,從而為中國書畫藝術傳統的普及和當代發展作出努力。
本年度,為紀念黃賓虹誕辰150周年,中國美術館和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美術館等都舉辦了大規模的紀念展,中國美術館在學術梳理方面傾注心力,打破慣常的思維,在分類和分期方面突出了黃賓虹在藝術上的成就特點,同時,運用多種藝術形式在布展上呈現新意。浙江省博物館發揮館藏優勢,以全面、綜合的呈現讓人們看到了支撐黃賓虹藝術的方方面面,更加強化了傳統文人藝術發展到20世紀上半葉中黃賓虹個案的歷史意義。
回顧20世紀以來傳統書畫藝術的發展,歷經沖擊和改造使得文化根基受到破壞,加之現代化的發展,進入21世紀之后傳統書畫的發展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上,因此,從頂層設計的高度來關注傳統書畫藝術的現狀,并通過一定的教育手段從培養受眾開始,從基礎上維護傳統文化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值得關注的是,“石渠寶笈特展”中絕大多數作品在過去都曾在故宮展出過,但是,從普通公眾到專業教授都沒有表現出如今的熱情,可見,傳統文化重新回到公眾的視野,應因勢利導,讓傳統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并于價值觀的層面上在文化輸出上作出努力。
國外交流展與對外文化交流凸顯了大國影響
接續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交流展余波,“羅丹雕塑回顧展”在2015年年初作為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活動的尾聲,開啟了中方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閉幕活動,同時又連接了法方在巴黎吉美博物館的閉幕儀式。此后,為紀念中國和波蘭建交65周年,國家博物館舉辦了“來自肖邦故鄉的珍寶:15至20世紀的波蘭藝術”展。中國美術館則以“從源頭到靈感:波蘭設計中的民族主題”展,進一步擴展兩國建交紀念的社會影響。通過展覽而開展的外交活動在這一年可圈可點。
國家博物館舉辦的“伏爾加河回響——特列恰科夫畫廊藏巡回畫派精品”,展出了包括列賓、克拉姆斯柯依、瓦西里耶夫等35位俄羅斯藝術大師的64幅經典畫作。“生命之繪——迪士尼經典動畫藝術展”為觀眾帶去引人入勝的互動式觀展體驗。“安娜·高美雕塑藝術展”展出了30余件雕塑作品和紙本素描作品。“博特羅在中國——費爾南多·博特羅作品展”展出了博特羅極具代表性的作品96件。中國美術館展出了“黑白的力量——凱綏·珂勒惠支經典作品展”,以及與俄羅斯國立博物館和展覽中心(羅西佐)共同舉辦的“勝利:1945-2015!——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俄羅斯美術作品展”。上海美術館有“信仰的意境——印度美術作品展”、“哥倫布之謎”、“地中海的女人——法國藝術家沃爾蒂作品展”。廣東美術館有“淚·憤怒·溫柔——奧斯瓦爾多·瓜亞薩明作品展”、“尤里·卡留塔油畫展”、“巴黎——北京 1844-2014:法國人鏡頭下的中國”、“第28屆亞洲國際美術展”都為本年度的外展增添了亮點。
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有很多重要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中英文化論壇,以“文化與創意經濟”為主題,進一步強化了創意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其中具體的內容都有可能帶來未來文化交流方面的具體成果。本年度的米蘭世博會、威尼斯雙年展都留下了中國藝術家的智慧和創作。
全國第十一屆書法篆刻展覽與書協換屆引發關注和熱議
在當代中國文化界最容易引起爭議的就是書法,因為它不僅是藝術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人人都是書法家以及混跡于書壇的政商權貴,將書法淪為一種標榜和手段,因此,每當書協換屆和全國書展年,往往會引發各種帶有猜測的街談巷議,甚至是謠言。2015年是書協換屆年,又趕上全國書法篆刻展,可以想象到圈中的熱鬧。
“全國第十一屆書法篆刻作品展覽”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展覽,展覽以優秀作品與入展作品展和當代書法名家邀請展為主體。還包括了古代書法展覽系列,其中有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甲骨文金文書法特展”,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碑帖善拓書法特展”、“敦煌遺經書法特展”、“近現代名人手稿特展”,同時又結合故宮的“石渠寶笈特展”,并配合相關學術講座等活動。這一旨在使古代書法與當代書法形成展示互動,進一步擴大國展的內涵與功能。8月9日,預展及頒證儀式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入展書法作者623人,篆刻60人,刻字20人。
12月7日,中國書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國書法家協會的領導機構。業界和公眾對于這一職位人選的期待是希望以眾望所歸的專業水準而獲得大家的尊重。在本次換屆中,具有一定行政級別的領導從新的領導機構中退出,表明書協在去行政化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作為群眾組織的書協能否在專業方面發揮作用和影響,依然是一種期待,而關鍵是書法整體水平的提升以及在電腦時代維持書寫的文化趣味,都有可能關系到中國書寫文化和書寫藝術的傳承。
博物館、美術館的發展與文化共享日益受到關注
博物館、美術館作為公共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越來越受到關注,參觀人數的逐年攀升顯現出公眾對它們的依賴。其中,據美國主題公園及景點協會發布的《2014全球主題公園和博物館報告》,國家博物館以763萬的年接待量被列全球最受歡迎博物館的第二名。無疑,與之相關聯的有很多的具體工作支撐了各地博物館、美術館觀眾人數的攀升,而其中值得關注的國家收藏在2015年也呈現出了新的氣象。這一年文化部第二批全國重點美術館評選揭曉,重點美術館擴展至13家。而新的云南省博物館開館,舊館將改造為云南省美術館,都是省區公共文化事業的大事,并在全國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國家收藏與文化共享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在2015年的踐行中得到了公眾的認可,成為2015年度公共文化事業的重要的內容。代表國家的有關文物和藝術品的館藏,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軟實力,也是一個城市的魅力所在。中國地緣遼闊,地下文物蘊藏豐富,但分布不均勻,卻在文化類型與地域特色方面表現出各自的精彩。隨著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出土文物的數量不斷增加,由考古發現而帶來的國家收藏正在不斷擴大,它們作為博物館中收藏的主要來源,每一年度的十大考古發現都豐富了國家收藏。2015年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重要文物,其考古成果輝煌,也是對國家收藏的重大貢獻。本年度在海外回流文物方面,國家文物局先后兩次接受了法國古董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安返還甘肅大堡子山流失的52件春秋時期秦國金飾片,國家文物局將其劃撥給甘肅省博物館收藏。今年,國家文物局還劃撥美籍華人范季融、胡盈瑩夫婦捐贈的9件周代青銅器給上海博物館。如此等等都顯示了繼國家文物局劃撥40萬件文物給國博收藏之后,通過政府努力促成文物回流并交博物館收藏正成為各地博物館、美術館獲得收藏的又一重要來源。本年度,各地博物館利用年度收藏經費或專項收藏經費,主動獲得收藏也取得了相應成果。雖然這種常態化的國家收藏在各地的表現狀況不同,可是,各地在年度經費與專項經費方面的不斷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捉襟見肘的尷尬。大量的民營資金涌入到文物和藝術品市場中,因此,它們與國家收藏的競爭為國家收藏帶來了壓力。可是,捐贈依然是博物館、美術館獲得收藏的重要來源,與外國收藏家捐贈博物館所不同的是,中國美術家基于對國家博物館、美術館的依賴和信任,美術家本人或家屬習慣將作品捐給國家收藏,因此,這一類收藏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收藏之一。本年度中國美術館獲得油畫家馬常利和羅爾純的捐贈;國家博物館也獲得了黃君璧的家屬,以及饒宗頤、蕭海春、袁運甫、董繼寧等的捐贈,還獲得了楊虎城將軍1933年電影紀錄原片的捐贈。
在2015年諸多文化事件中,另一方面突出的表現是在公眾文化服務方面,公眾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期待與日俱增,這給各類文化事業單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像故宮這樣展示深藏宮中的珍貴文物為文化共享做出的努力,以國家博物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特展為代表的運用館藏配合時政的展覽,都是年度文化共享方面的具體表現,為年度惠民工程貢獻了力量。文化共享是文化惠民工程的具體內容,它一方面打破了區域局限,如“茶馬古道——八省區文物特展”通過區域間的合作,將“一帶一路”的主題以及各博物館、美術館的合作,推向了與之相關的更寬廣的領域。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將以公眾為中心的文化共享來促進博物館、美術館的展陳,不僅充分利用了館藏資源,而且讓公眾更加了解館藏,更加愿意走進博物館和美術館。
藝術市場中數字的節節攀升與文化產業向做大做強方面的發展
藝術市場的風云變化連接著藝術與市場,并影響了當代中國美術的創作。在強大國家經濟的支撐下,活躍的民間經濟正成為中國聯系國際藝術市場的主力。先是萬達集團以1.26億元人民幣拍得莫奈的《睡蓮池與玫瑰》,接著是上海龍美術館以約10.73億元人民幣在紐約佳士得“畫家與繆思:20世紀藝術家晚間特拍”專場上拍得莫迪利亞尼的《斜躺的裸女》,并將這一作品推送到全球藝術品拍賣紀錄中的第二位。顯然,這會引來多方面的猜測和聯想。從中聞到酸味的是拿過去的一些經驗去臆想文化上的問題,而忘卻了市場經濟中的一般規律。
與之相應的是,在國內拍賣市場上,2.79億元的潘天壽的《鷹石山花圖》(中國嘉德)、1.84億元的李可染的《萬山紅遍》(中國嘉德)、1.265億元的李可染的《井岡山》(中國嘉德)、1.15億元的齊白石的《“葉隱聞聲”花卉工筆草蟲冊》(北京保利),擴大了億元俱樂部的范圍。9315萬元的潘天壽的《勁松》、7992.5萬元的傅抱石《鄭莊公見母》,也以高價位說明藝術市場的內在潛力。它們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在股票市場持續低迷的現實中,藝術品市場在投資方面迸發出的積極力量。雖然拍賣是人們一直看不懂的市場,而因為國家整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使藝術品市場回歸到理性的實際需求,畫廊業還是在冰凍之中等待春天。另外,金融業的介入,尤其是各電視臺的競相鼓噪,使得公眾對于藝術品投資的熱情高漲,卻忽視了比股票更大的風險。各種關于真假的訴訟不斷,依然成為市場上的話題。
藝術產業繼續得到高度的重視,從產業園區到文創產品的開發,究竟有多大的規模,能夠發展成什么樣的業態,仍然在摸索之中。
自媒體所引發的爭論以及網絡的輿論導向仍然考驗社會
自媒體成為一道菜,日益發揮著特別的影響力。毫無疑問,這是愛之恨之的雙刃劍。網上的熱鬧成為業內的閑言碎語,考驗著個人的判斷。有將其作為工具的,也有將其作為武器的,但多數是打醬油的。自媒體不像傳統媒體那樣具有一定時期的持久力,真正是稍縱即逝。它們雖是邊邊角角,卻在傳播方面表現出了它特別的意義,也有著特別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力。以自我為中心的各種發布、轉發、點贊,為2015年美術增添了別樣的內容。
因為中國美術館紀念抗戰展中蔣兆和《流民圖》的缺席,帶來了關于蔣兆和與《流民圖》的爭論,實在是冷飯熱炒。這種借助網絡傳播將過去在業內的論爭擴大到公眾之中,激發了無數不辨熱飯變冷過程的人,他們以好奇心繼續傳播著好奇。而其他包括各種個人行為的揭露,也是通過這個只要自己就可發布的平臺,帶動大眾對于專業或道德的評判。而這之中,少數不良者的利用,以小見大,以少說多,肆意炒作,攪動是非,也使得公眾難以判別真假。一個基本的原理是,利用一般公眾仇官仇富的心態,利用公眾對于專業判斷的不足,錯誤的導引使得年度網絡平臺呈現出魚龍混雜的現象。因此,專業的、公眾的對于監管的態度也成為現實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