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情借筆作鏌铘

——關山月抗戰題材作品淺析

鞭馬圖（中國畫） 關山月

寇機去后（中國畫） 關山月

　　1945年，關山月結束在中國西北的旅行寫生后，與趙望云、張振鐸在重慶舉辦“西北寫生畫展”，其《鞭馬圖》《鐵蹄下的孤寡》以及敦煌壁畫臨稿廣受贊譽，于右任為《鞭馬圖》題字，郭沫若為《塞外駝鈴》《蒙民牧居》題詩并贊其作品道：“純以寫生之法出之，力破陋習，國畫之曙光吾于此喜見之”。這一年，關山月34歲；這一年，抗戰勝利。

　　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仇情借筆作鏌铘——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館藏關山月抗戰主題作品展”在關山月美術館啟幕，此既是紀念抗戰勝利而自主策劃的重要學術展覽，也是關山月美術館“關山月與20世紀中國美術研究”的延續。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關山月與春睡畫院同人隨同老師高劍父避難澳門。此前關山月跟隨高劍父入春睡畫院學畫，深受高劍父“新國畫”精神的感召，踐行高劍父自20世紀30年代始就大聲疾呼的“藝術救世”“藝術救國”的理想。關山月在1939年至1940年間完成了《從城市撤退》《侵略者的下場》等數件“為國難寫真”的繪畫，這些創作無疑與高劍父、黃少強等人的思想經驗和影響有關。

　　如果說高劍父有著“文化精英”的視角和立場，是一位“歷史主義者”，黃少強有著“平民”的視角和立場，是一位堅定的“現實主義者”的話，那么關山月的語言風格和繪畫觀念，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間。1940年1月，關山月在澳門舉辦了生平第一次個人畫展。正是這個以“抗戰”為主題的畫展，揭開了關山月漫長的藝術生涯中的序幕，奠定其“為社會而藝術”的基調。正像我們看到的，在其個人的藝術道路中具有象征性意味的這個“抗戰畫展”中，關山月以大幅繪畫的形式描繪了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其中的《從城市撤退》(長卷)和《三灶島外所見》《漁民之劫》，是關山月親歷其境的義憤之作。這些運用傳統的中國畫材料繪制的作品，雖然并不完全合乎傳統畫學的清規戒律，但其宏大的敘事性結構和富于視覺沖擊力的線條筆觸，卻真實地再現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現實場景。

　　在澳門畫展之后不久，關山月輾轉經粵北、桂林入川，接著沿河西走廊到達敦煌，沿途寫生，在敦煌莫高窟和他的妻子李小平度過了秉燭臨摹壁畫的艱苦歲月。《塞外駝鈴》《駝運晚憩》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這些作品的意義在于，關山月擺脫了元明以來歸于平遠的江南水鄉或園林小景的傳統筆墨趣味，在寫生的基礎上重建了與大自然的聯系。這些作品中，已經看不到文人畫傳統中的閑情逸致和輕清內斂，蒼涼、壯闊的山川和奇崛、強悍的線條成為關山月視覺體驗的興奮點，他渴望案頭尺幅能夠承載廣袤的西北大漠和急湍的大江巨流，賦予水墨材質的中國畫以更為強烈的視覺張力。

　　在抗戰中，由于地緣政治空間的變化和中國政治中心的轉移，西北、西南在北宋以后重新獲得了進入中國畫家視野的機會。甚至可以這樣說，那些對拓展20世紀中國畫藝術的表現空間和語言表現形態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畫家，絕大多數都在這一時期的西北、西南留下他們清晰的足跡。關山月便是其中最為杰出并有大量作品存世的藝術家之一。

　　這次關山月美術館將館藏關山月抗戰時期的作品按照“戰火紛飛”“民間疾苦”“大后方”三個篇章予以呈現，也恰和了抗戰期間方值年輕的關山月不同的創作進階。“戰火紛飛”包括《三灶島外所見》《寇機去后》《游擊隊之家》《侵略者的下場》等直接描繪戰爭場面的作品，這在當時的美術界極為罕見，在抗戰美術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一方面是因為關山月受到了高劍父新國畫理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得益于技法上的突破。“民間疾苦”包括《今日之教授生活速寫》《中山難民》等佳作，抗戰造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大的人群遷徙，關山月秉承了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描繪了普羅大眾在戰火下的生活，包括教授、石匠、難民、流民等。“大后方”包括《塞外駝鈴》《駝運晚憩》等作品。國民政府遷往陪都重慶，大批的文化人也遷徙至此進行文化抗戰。關山月于1941年行至重慶，此后他多次在重慶、成都舉辦抗戰畫展，鼓舞抗戰士氣。在大后方，關山月創作了一批寫生作品，這些作品多表現風土人情、勞動生產，凸顯大后方人民積極生產以支援抗戰的精神象征。

　　抗戰期間，以關山月為代表的嶺南畫派畫家，堅持“藝術救國”的理想，他們直面人生、關注現實，用繪畫直接呈現戰爭，創作的這批表現抗戰的主題作品使美術創作“題材”意義得以凸現，從而開啟了20世紀30年代以后中國美術審美趣味和價值體系的轉換，確立了中國美術的現實主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