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的科幻，民族的還是世界的？

　　科幻小說，本來就是既強調“腦洞”，又有很強市場屬性的文體，對作家的要求也更為直接。在一些西方優勢及熱點項目中短兵相接戰而勝之，其影響力要比傳統優勢項目奪金的含金量更大些。

　　在一片“文學沒落”聲中，中國文學卻似乎伴隨著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迎來了它鼎盛的夏天。繼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4年閻連科獲得卡夫卡獎之后，劉慈欣在最近又眾望所歸，憑著《三體I》英文版斬獲科幻領域世界最高獎之一的“雨果獎”，在此之前它已經獲得科幻文學另一大獎“星云獎”的提名。

　　但嚴格考究起來，作為科幻小說，劉慈欣所取得的成功與前兩者不太一樣。無論是莫言還是閻連科，成功多少都得益于“中國敘事”，跨文化的陌生化審美多少起了作用。盡管劉慈欣的《三體》故事起于中國“文革”，但這并不是其成功的關鍵要素。小說設置在科幻小說習見的“宇宙”背景之下，這意味著劉慈欣選擇了與具有先發優勢的西方科幻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并接受同一批苛刻讀者的檢閱。

　　這種情形讓我聯想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家沈從文。盡管“苗族”文化背景在其早期小說中呼之欲出，但作者并沒有選擇“少數民族文學”的終南捷徑，甚至在之后的創作中，有意回避“苗族”印痕，而將目光投向了更為普泛和深遠的歷史。這種選擇，是需要雄心和抱負的。也正是這種雄心和抱負，使沈從文成為一個中國的乃至世界的，而非僅是一個湘西或苗族的作家。

　　這么說，不是否認“民族的”意義。但當我們強調“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類似的命題時，需要意識到，民族性的世界意義并不是自明的，也不是思想貧弱的遮羞布。從民族性中矗立起來的文學，需要在對人性、生命的探尋中，打開思維的“窄門”，才能走向“世界性”的廣闊天地。這既需要作家的自信和勇氣，也需要作家原創性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而科幻小說，本來就是強調“腦洞”，又有很強市場屬性的文體，對作家的要求也更為直接。

　　狹路相逢勇者勝。劉慈欣長期的正面堅守，證明了他無愧是阿西莫夫之后最好的科幻作家。在此之前，他的粉絲已經超越了國界。據稱，在大獎揭曉之前，《三體I》英文版已經再版七次，而剛出版的《三體II》也已銷售一空。因此，劉慈欣獲獎后的淡定并不讓人意外。對于一個已經擺脫“影響的焦慮”、比較自信甚至有點“自我”的作家，本不需要靠獲獎來證明自己。

　　這種自信氣質早已融入了其作品之中。他的作品從來不依靠通俗小說“男歡女愛”的萬能靈丹，而是著意展現廣闊宏大的宇宙視野，描繪雖渺小卻雄壯的人類生存圖景，并始終激蕩著宏大的英雄主義情懷。而長期以來對“硬科幻”的堅守，又使他既能至極宏大，也能見極幽微，不致流于空洞。具體到“三體”系列，無論是作為主體架構的亂紀元三體世界與人類世界、作為主題設定的“黑暗森林法則”，到高維展開、降維攻擊、面壁計劃、平行宇宙等，從思想到想象到技術細節，都給人以不亞于任何一流科技作品的震撼之感。

　　劉慈欣的成功，讓人容易聯想到體育領域的劉翔、李娜，或者最近的寧澤濤、蘇炳添。至少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在一些西方優勢及熱點項目中短兵相接戰而勝之，其影響力要比傳統優勢項目奪金的含金量更大些。但問題也是類似的：那就是相對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劉慈欣們的出現更像是一種突變(作為曾經的計算機工程師，劉慈欣和王小波有類似之處，都是文壇的“他者”)。如果“用科幻的眼睛看現實”，可能需要打破既有的圈子，嘗試容納甚至鼓勵“異端”的彈性空間，著力培養原創思維的習慣和自信。但目前，這兩點都有點難。

　　劉志權(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