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都叫他“夏公”——專家學者研討夏衍

　　“時間過得真快，夏衍離開我們已經20年了。這位老人在他大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又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和編劇，可很少有人去稱呼他的官職，在電影界，上上下下一律尊稱他為夏公。”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高級編輯鄒建文說，電影人尊敬、愛戴夏衍，不僅因為他是中國進步電影事業的開拓者和先驅，更因為他始終和電影人在一起，尋求和探索中國電影之路。

　　近日，為紀念這位中國電影人，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當代電影》雜志社聯合主辦的“可見的左翼”——紀念夏衍逝世20周年暨上世紀30年代反法西斯電影研討會在京舉行。兩天的研討會上，近40位專家學者分夏衍研究專題、左翼文化專題、反法西斯電影專題三部分進行了主題發言，追憶夏衍的藝術成就，深入探討以夏衍為代表的左翼電影人的藝術成就及歷史貢獻。

　　《狂流》為左翼電影揭幕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1900年10月30日出生于浙江杭州。上世紀30年代，年輕的夏衍在翻譯、報告文學、電影、戲劇等多個領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撰寫的第一部電影劇本《狂流》，揭開了左翼電影的帷幕。

　　自1909年中國第一家影戲公司在上海成立后，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地涌現。當時這些電影制作機構都是由洋人或中國資本家出資創辦的。為了打破這種局面，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指示上海地下組織抽調人馬，去占領電影陣地，加強宣傳教育以喚起民眾的覺悟。1929年，夏衍、鄭伯奇、阿英等人遵照黨的指示組成了中共電影小組。

　　1931年，長江流域發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災，水害波及16個省，受災者達7000萬之眾。處于長江中游的湖北省受災最嚴重，武漢三鎮汪洋一片。災情震動全國，各地群起募捐。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當即決定，與武漢賑災單位聯合攝制災區紀錄片。該公司導演程步高奉命率領攝制組日夜兼程趕赴武漢，投入緊張拍攝。

　　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鄭正秋、張石川、周劍云召集該公司編劇委員會委員及編劇顧問夏衍、鄭伯奇、阿英三位左翼作家開會，聽取程步高關于武漢災區災情及見聞的介紹。程步高表示想以水災為背景，寫一部故事片，請夏衍等人指導。此建議正中夏衍下懷，認為這是左翼打進電影圈發展我黨電影事業的好機會，于是夏衍當仁不讓，誠懇地對程步高說：“步高兄，你在災區日夜趕拍紀錄片，已經很辛苦了。我來寫電影劇本，拍片子請你導演，好不好？”程步高欣然應允，雙方一拍即合。

　　夏衍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埋頭走筆。他以水災為背景，描寫災區農民的苦難，突出農村的階級斗爭，將“財迷心竅”和“刀光劍影”形成強烈的對比。這種藝術表現手法在當時中國影壇可謂獨樹一幟。他用筆名“丁謙平”，劇本取名《狂流》。程步高則請出當時最走紅的明星胡蝶、龔稼農、夏佩珍三人擔綱主演，王獻齋、譚志遠、朱孤雁等配戲。

　　《狂流》從1932年夏季開拍，次年春攝竣。同年3月5日，該影片在上海首映，觀眾蜂擁而至，好評如潮。

　　浙江省文學學會會長陳堅認為：“《狂流》之所以被認為是中國電影新時代開始的標志，是因其在整體基調與創作方法上從此開辟了新局面。作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電影中體現的突出之作，影片關注現實生活，社會的階級壓迫、生活的污濁狀況，令人觸目驚心，以活生生的銀幕形象揭示現實的階級對抗、貧富對立，中國電影從此開始展示更加廣闊的時代風云，表現熾熱的政治信仰和高遠的社會理想。”

　　將中國新文學作品搬上銀幕

　　1933年，夏衍將茅盾的小說《春蠶》搬上銀幕，這是中國的新文學作品第一次被改編為電影。

　　在改編時，夏衍沒有采用既省力又易于為當時的觀眾接受的靠戲劇性來吸引觀眾的方式，而是力求盡可能地忠實于原著的藝術風格，從生活的潛流中挖掘哲理，反映時代的波瀾。影片成功塑造了老通寶一家蠶農的人物形象。當時就有人稱贊這部影片“不用標語口號，不用想象，不用戲劇的夸張來粗暴但是空虛地發泄，而只是抓住了現實，細針密縷地描寫出了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中國農民的命運和中國蠶業的命運”。

　　之后，夏衍陸續將魯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鋪子》等小說改編成電影，并成為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長劉小楓曾聽作家荒煤給他講過一段夏衍改編劇本的往事：“小說《紅巖》出版后，引起文藝界轟動，于是要拍成電影，但小說作者自己改編出來的本子沒法用，找了一位編劇家改出來的本子也不可用，夏衍干脆親自提筆，僅一個星期就改出劇本，大家看了都說好。夏衍是20世紀中國首屈一指的電影文學家，他不僅是寫劇本的能手，也是把小說敘事改編成電影的能手。”

　　對青年演員成長的關切之心

　　在研討會上，親屬和后學紛紛追憶了夏衍生前的瑣事，而夏公其人，也在這些瑣事中愈發清明。

　　鄒建文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他親歷的夏衍幫助青年演員的故事。

　　1981年，張瑜因《廬山戀》和《巴山夜雨》的表演獲得百花獎和金雞獎的雙料影后，因為是粉碎“四人幫”后電影界的第一個狂歡節，所以在杭州的頒獎異常熱烈。張瑜走到哪里，觀眾和記者就追到哪里，剛出道的青年演員哪兒見過這陣勢。剛開始她嚇得直哭，后來被搞煩了，說了一些不夠尊重觀眾的話，當時夏公及影協的老領導非常重視，認為青年演員的素質培養是第一位的。《大眾電影》的老主編林杉專門找張瑜談話，夏公還給張瑜題詞，祝賀她獲獎的同時，提醒她：“你很年輕，一方面要抵制歪風，同時要加強學習、要苦練基本功，要擴大生活知識面和學會觀察生活、發現各種矛盾的本領，要敢于堅持原則，同時要虛心聽取批評。你芳華正茂、前程似錦，希望你為中國電影事業的復興和進步做出更多的貢獻！”

　　“后來電影評論家鐘惦棐根據夏公這一精神，發獎完畢，專程去上海，與張瑜獲獎的兩部影片的導演吳貽弓、黃祖模秉燭長談，給《大眾電影》寫了《初論張瑜》，后來又在《電影藝術》上發表了《再論張瑜》。大概迄今為止，也沒有哪一位青年演員有過如此殊榮，可見夏公及老一輩藝術家對青年演員成長的關切之心。”鄒建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