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少帥》，說張學良

電視劇《少帥》劇照

　　今年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80周年。對于張學良將軍的了解，人們多得之于電影《西安事變》及相關題材的幾部電視劇，但這些影視對許多史實的陳述并不很具體，有的也不夠真實。最近上映的電視劇《少帥》在史實的披露上有很大突破，但仍有不夠具體甚至不夠真實的情況。這并不足怪，因為文藝作品畢竟不是歷史文獻，也不是當事人口述，不可能與歷史一模一樣。

　　人們當然希望了解歷史的本相和細節。我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史料一向關注，又曾采訪過張學良研究專家王海晨先生，因而知道了不少新史料和新說法，這對寫作本文有不小幫助。本文擬擷取一些少為人知的關于張學良將軍的史實加以介紹。

　　張學良說自己的父親沒當過土匪

　　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當過土匪”，這種說法似乎已成定論，已是常識。加文·麥柯馬克寫的《張作霖在東北》一書，第一句話就是：“張作霖是偏僻的邊疆地區一伙土匪的頭子。”司馬桑敦《張老帥與張少帥》寫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閑居一年，后經馮麟閣介紹，投董大虎伙為‘馬賊’。”電視劇《少帥》里說到張作霖時就“馬匪”“馬賊”的說過好幾次。但這種說法準確嗎？張學良本人是不大認同這種說法的。

　　關于張作霖的歷史，張學良說：“我父親和我二大爺為我爺爺報仇，打死了一個人，跑到毅軍那當了幾天兵，混個小官回來了，仇家不放過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縣的一個交界的地方，跟一個人學獸醫，幫人治馬，給人打下手。那時候，有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種叫馬販子，就是偷人家馬來賣，賣的時候，都差不多要經過這個獸醫來轉手。所以這獸醫呀，跟這些人最容易接觸。因此，我父親自然就認識一些草莽英雄。他就這么樣漸漸地認識了一些人，張作相啊，就是這時候認識的。”《少帥》說到了張作霖曾當過獸醫。張學良又說，“這時候正趕上義和團變亂，東北沒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會治安混亂得不得了。他就糾合了十幾個人吧，有十幾條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這就是人家說他是土匪的原因”。

　　如果說張作霖沒當過土匪，那他干的是什么呢？張學良說：“有人說我父親當過土匪，其實他當的不是土匪，那時候叫‘保險隊’。什么是保險？就是這個地方的安全我負責，‘我來保護你，你給我錢。’如果有土匪來打你，有什么旁人在這兒鬧事兒，我負責給你打，但是你拿錢。我父親當年就是干這個的。”又說：那個時候維護地方治安有兩種，一種是“人民自己保衛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覺，女人上炮臺警戒”，另一種就是“人民請別人來保護自己，就是我父親這種。我父親當年就是干這個的”。由此可知，張作霖是干“保險隊”的，有點像不大正規的保鏢，又有點像自命的保安團。

　　關于張作霖是否當過土匪，張學良的說法自然很重要，但與張學良不同的說法也不好一概否定，我看可以存疑和繼續考證。

　　“中東路戰爭”的真相

　　電視劇《少帥》里演到了“中東路事件”，及由此引發的與蘇聯打仗的“中東路戰爭”，畫面可謂炮火連天，尸橫遍野。這次戰爭是民國史上唯一的一次中蘇戰爭，以中方失敗告終。過去一般認為，此戰源于蘇聯挑釁，因為東北軍在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里搜出了大量蘇聯干涉中國內政、挑動中國內戰的文件。實際上并非如此。張學良說：“不是人家挑釁，是我們挑釁。”在搜查蘇聯駐哈領事館時，其實并沒搜出所謂“蘇俄擾亂中國之證據”。

　　那為什么會發生“中東路事件”并釀成“中東路戰爭”呢？起因是張學良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要收回蘇聯管轄的中東鐵路。這條路為沙俄所建，蘇聯繼承了管轄權，成了蘇俄侵害我國主權、企圖控制東三省的工具。張學良解釋自己的收路和打仗兩項行動說：第一，“我那時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東路收回”。第二，“那時，要想東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須要打一仗，而且還要打勝”。第三，“當時我想要樹立自己的威權，總要把日本打敗，或把俄國打敗。那時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第四，“告訴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國人不能靠近南滿鐵路，不但軍人，連老百姓也不能過南滿路，抓了就扔火車爐子里給燒了”。這四個原因，簡單說就是：為收回中東鐵路；為提高東北地位；為樹立個人權威；為警告日本。因此，張學良發動了中東鐵路事件，即搜查蘇聯駐哈領館及其他一些排蘇行動，繼而引發了中東路戰爭。張學良的動機無疑是出于愛國護國，但因東北軍力量很弱，戰事失敗。國民政府為表彰張學良的愛國行為，向他頒發了青天白日勛章。

　　擁蔣的目的是為國家統一

　　電視劇《少帥》里演了張學良入關擁蔣，武裝調停等情節。這反映了真實的歷史。張為何要擁蔣？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為了國家統一，不打內戰。

　　為結束內戰而擁蔣，和為擁蔣而制止內戰是有區別的。張學良判斷，蔣勝了可停止國民黨內部的戰爭，但若閻錫山勝了，閻、馮、李、汪之間還會分裂，還會互相打，國家還不統一。從抗戰前張學良發的電文，如有名的“巧”電等來看，張學良是一心支持蔣介石的，支持蔣打地方將領的。這種支持的動機何在？張學良說：“我的‘巧電’就是武裝調停，我那個調停里頭包含有兩個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幫著你打中央。我并不是支持蔣……我擁護中央有一個集權政府，我們這個中國才能好，你四分五裂怎么行，所以，我反對內戰。”“我就是要中國停戰。我并不是幫誰，不是中央不中央，我是幫中國，我是想國家統一。”張還說，“我看還是蔣介石能統一中國。我要幫閻錫山，這個仗還得打三年五載。我剛剛把兵撤出來，剛剛停止內戰，要再反蔣，內戰什么時候算完？要結束內戰，只有擁護蔣介石”。

　　總之，雖然從表面看，在事實上張學良是在幫蔣介石，但他幫蔣的目的是為統一、停戰。

　　“不抵抗命令”是張學良下的

　　過去都認為“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是蔣介石下的，比如電影《西安事變》就是這樣演的。還有文章說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譯電文稿被于鳳至帶到了歐洲，藏于外國銀行，變成了蔣不敢殺張的“保單”。但電視劇《少帥》并沒有說“不抵抗命令”是蔣介石下的，而演的是張學良親自打電話下的不抵抗命令。《少帥》這樣演是符合歷史實情的。

　　據張學良研究專家王海晨披露說，1992年6月30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張之丙女士在采訪張學良時，為求證外間說法，給張學良讀了一段一部史書所寫的內容：“9月初，日本就制造了中村事件。11號，又接到蔣介石一個密電，召張去石家莊會晤，在火車廂里，蔣說，‘我這次跟你會面主要是要你嚴令東北軍，凡遇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張學良聽完后說：“他沒說這話，沒有。”又解釋說：“我認為這件事情，是共產黨脫離我這個責任，好像是中央，大家罵我不抵抗啊，好像是奉中央命令的，這不在中央，(中央)沒責任的。”“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張之丙說：“說您在軍法會審的時候啊，您就把它(密電)拿出來了，在您口袋里有一個黑皮包，您從黑皮包里拿出來的，正好是蔣總統給您的密電。結果中統局盡量地搜查，希望把它拿去。后來說是于鳳至，于夫人把它拿到美國去了。”張學良說：“這都是胡說。”“大姐(于鳳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沒這事。”

　　著名美籍華人、現代史學者唐德剛知道了張學良這番答話后，慨嘆說：這個說法可是歷史的大翻案！我們五十多年來，光知道是蔣公讓張學良不抵抗的。

　　張學良曾提出當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

　　電視劇《少帥》里，張學良說，我這一生就兩個長官，一個是父親，一個是蔣先生。這句話是有史料根據的，出自《張學良口述歷史》。張學良雖然是東北王，虎虎有威，但與蔣介石的關系還是明確的下服從上的關系。張學良曾提出過要當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蔣在張的心目中具有不可動搖的長官地位。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回來后，向蔣介石提出擔任蔣侍從室主任的意愿。對這一舉動，有學者解讀說：“張學良之所以一見到蔣介石就搶先表達不愿帶兵，就是不想把東北軍送到‘剿共’的戰場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實力，等待機會，有朝一日殺向抗日戰場。”從張學良的口述看，似乎難于有力印證這些學者的解讀。張學良說：“那時候，蔣先生跟我也很客氣，給我指定幾個事情，說你愿意做哪些。我說，我愿意做你侍從室主任。侍從室是這樣子，等于他們幕僚一樣，也就等于副官，給他辦事的，位置很低。用張群的話講，就是給他夾皮包的。他(蔣介石)說，那個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貶得太低了。”張學良雖認蔣為自己的長官，但他旅歐之前就已經是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了，給蔣當侍從室主任，的確是太低了。當然張學良沒當成這個主任。

　　張學良戒毒實況

　　張學良戒毒是個關系歷史走向的大事。自他染上毒癮后，身體和精神狀況日差，處理日常軍政事務受到嚴重影響。毒癮深時，每日需打巴比耐魯百針以上，戒除十多次都沒戒掉。電視劇《少帥》演了張學良戒毒的情節：趙四看到張的胳膊滿是針眼，不免嘆息，為張找了個外國大夫幫助戒毒，張以極大的毅力忍受痛苦，終于成功。蔣介石見到戒毒后的張學良時說，你的面色好多了。這些情節大體都是史實。

　　需要補充和細說的史實是：一、實際上于鳳至和趙四小姐也有毒癮，也隨張學良一起戒了毒。二、那個外國大夫名叫米勒，醫學博士，是上海療養院院長，宋子文介紹的。三、張學良的至友王卓然在此事上起了巨大作用。他想了一個以民族大義苦勸張戒毒的“苦肉計”，召集張的子女、侍醫、副官一起給張下跪，求張答應讓米勒博士為他醫毒癮。王卓然率大家進了張的臥室后說：“副司令！你不是有國仇家難在身決心要復土還鄉嗎？那么你必痛下決心戒除你的嗜好，東北三千萬父老兄弟都在希望你，全國愛護你的人民都在希望你，你的幾十萬部屬也都在希望你，我們現在代表他們向你請命，我們給你跪下了，不答應戒針，我們是不起來的！”這時大家都哭了。張學良是個富于感情的熱血漢子，見狀嘆了口氣說：“你們起來吧，我答應你們了，從明天起開始。”大家起來后，王卓然又叮囑說：“副司令！說了話得算，不許反悔。”張說：“當然！你們放心好了，我張學良不是沒骨頭的人。”四、張學良與于鳳至、趙四一起戒毒后十小時，三人皆幾近瘋狂，張破口大罵，信口囈語，還說要槍斃王卓然。米勒博士日夜守護治療了一周，張等三人才慢慢恢復正常，而張對罵人之事已全然不記憶了。(《王卓然史料集·王卓然自傳》)

　　張學良戒毒成功，對他本人是一次重生，對國家則是一大利好。若沒有這次戒毒成功，張學良是不可能與楊虎城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那樣歷史就會改寫。

　　方言障礙與張蔣之間的誤會

　　電視劇《少帥》里，幼年張學良說的是東北話，成年后就說普通話了，這當然是演戲的需要，實際上張學良說話終生都是東北味的。劇中的蔣介石說的是一口浙江奉化話。在劇中張蔣兩人的交流當然是順暢的，但在實際歷史中，二人卻有過很多次因方言障礙和南北方人說話習慣不同而造成交流不暢甚至誤會的情況。這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張學良是這樣說的：“我們兩個言語上有誤會，我們兩個有時候誤會很大。因為我說話，他有些聽不大懂。我這人有時說話轉彎子，他就聽反了。你比方說，‘我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認為‘我要你辦事，你不去。’蔣先生一生氣就講他的奉化話，我簡直聽不懂。這聽話聽不懂有很大關系，你也不能老問他，‘你說什么？’你說話要解釋，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聽不到。”

　　研究歷史需要注意細節，研究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系，便須注意他們二人在語言交流上的障礙問題。諸如他們二人的和與不和，融洽不融洽，二人交談的效果怎樣，因為什么造成了雙方意見不一致，就應該把他們語言交流不順暢甚至可能發生誤會作為考量的因素之一。所謂大人物“一言興邦喪邦”，那么大人物之間的語言交流不暢也是會對歷史造成一定影響的。

　　張學良說“西安事變的主角是楊虎城”

　　電視劇《少帥》演了張楊共同發動西安事變，但濃墨重彩寫的是張學良，使人覺得張學良無疑是西安事變的的主角。這樣刻畫，不單因為電視劇《少帥》的主角是張學良，更因為以往的歷史評價都說事變的主角是張學良。說起西安事變的發起人，人們總說“張楊”，張總是在楊之前的。但張學良晚年卻說了一句驚人之語：“西安事變的主角是楊虎城。”

　　張學良本人在20世紀50年代撰寫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中曾說過自己是主角：“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晚年張學良口述史卻顛覆了這一說法：“他(楊虎城)是西安事變的主角哇，不過名義上我是主角了。”

　　怎么理解張學良的這個新說法呢？張學良研究家王海晨曾向筆者說了他的分析。他說，綜合整個口述史以及張學良以前所寫的回憶來看，張說楊虎城是西安事變的主角，主要基于以下幾點理由：

　　一，西安事變的緣起是勸蔣介石團結抗日失敗，而勸張學良向蔣進言最力者是楊虎城。膚施會談之后，張學良一直尋找機會勸蔣，屢遭挫折，楊則“力促”張“向蔣公進言”。楊的力促對張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因為張楊同屬雜牌軍將領，同命相連，楊的話張是聽得進的。張學良說：“楊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揮的。讓我們去打，錢呢？軍隊行動要錢吶，沒有。他問，副司令，怎么辦？我沒辦法。我用我的副司令部里頭存的錢，給他撥十萬塊錢。所以那時中央不是我說，指揮軍隊不公平啊！”楊虎城力促張向蔣進言的動機是：這內戰實在打不下去了，沒有給養怎么打，也不該打。電視劇《少帥》演了楊虎城力勸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的史實。

　　二，西安事變中最大膽、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行動是捉蔣。而捉蔣的主意是楊虎城首先提出來的。事變前張曾問計于楊，“楊遂言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張“聞之愕然，沉默不語”。可見當時張對武力扣蔣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直到他自己苦勸蔣完全無效，才采納了楊的建議。這些歷史情節，《少帥》演了，但演的不是張沉默不語，而是表態說那樣干不妥，但后來接受了楊的兵諫主張。試想，如果沒有楊虎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言，恐怕不會發生臨潼捉蔣那一幕，也就沒有西安事變了。

　　三，雖然臨潼扣蔣的具體行動，張、楊未和共產黨商量，但就整個西安事變而言，共產黨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西安事變實際是西北“三位一體”聯動的結果。在“三位一體”之中，楊虎城的西北軍和共產黨的關系，比之東北軍要密切，共產黨對楊虎城部隊的“滲透”，比之東北軍要厲害。張學良說：“楊虎城手底下的一定比我手底下的厲害，早就被共產黨浸透了。不但是文人，另外還有浸透的一個師，那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楊虎城)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們所謂三位一體嘛，周恩來這人好厲害，他們都[被]控制住了，連我的部下，楊虎城的人都聽他的。”張學良的這些判斷和說法基本都是對的。有資料記載，楊虎城本人早在1927年就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楊虎城的警衛團中有共產黨員200余人。

　　四，西安事變的發生地在楊虎城的管轄之下，楊虎城對兵諫能否成功的作用至關重要。雖然張學良的東北軍從人數上數倍于楊虎城的西北軍，但張學良也清楚，東北軍是“無根草”，西北軍則是“家鄉軍”，在西北，楊虎城的話常常更管用。張學良說：“我們個人沒有地盤，都在楊虎城那。楊虎城他比我叫得動，他(是)本地人嘛，中國(辦事與)這個地域有關。”

　　綜合上面幾點看，無論是西安事變的緣起，還是扣蔣主張的提出，無論是東北、西北軍與共產黨關系的密切程度的差異，還是西北軍在“三位一體”中的作用，張學良說楊虎城是西安事變的主角，他自己只是配角，確有一定道理。

　　那么，張學良為什么以前說西安事變的主角是他自己呢？張學良解釋說：“楊虎城他已經去世了，已經沒有了。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這就是說，因為張學良生怕給楊虎城帶來什么不利，才那樣說，而楊虎城去世了，也就可以如實說了。

　　張學良為何送蔣回南京

　　電視劇《少帥》的末尾，張學良要送蔣介石回南京，宋美齡對張說，“我和委員長商量了，你不用送了”，但張還是送蔣回到南京。我曾看過史料，上飛機之前，蔣介石確曾向張學良說過“不要送”的話。《少帥》演的則是宋美齡親口向張學良說的。

　　張學良送蔣回南京，結局讓人扼腕長嘆。電影《西安事變》中，周恩來看著漸漸遠去的飛機，慨嘆道：“這是負荊請罪嘛，張漢卿中《連環套》的毒太深了！”

　　張學良究竟為什么要送蔣回南京？學者們的分析不下十幾種。許多論者認為，他是想向世人證明，他發動事變既不是出于叛變的動機，也不是打算反對委員長，而是為了抗日。他之所以敢于送蔣回京，是覺得有“三位一體”的緊密團結，南京十幾位軍政大員和幾十架飛機還扣留在西安，他與蔣、宋、孔又有多年建立起來的良好關系，蔣、宋在西安又有承諾，蔣是決不會對他采取非常措施的，一定會放他回西安。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既可以通過此舉取悅蔣介石，維護他的威信和領袖地位，同時也使他在“三位一體”及全國軍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總之，他認為去南京并不是送死，而是為了悅蔣強己。但也有學者說他此舉純屬“感情用事”。

　　以上是學者的分析，但張學良本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這要看他自己怎么說。從張的口述看，在放蔣問題上張楊曾有過一場激烈的交鋒。張說：“楊虎城說他不想做斷頭將軍，我說你若是怕死，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我只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臺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又說：“我是一個軍人，我上頭有長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來，我要給軍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請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槍斃，也應該把我槍斃，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變怎么樣，那不說。我劫持長官。我做這件事情不是為我自己，我要給后面軍人看。假如做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來的軍人也就這么做去了，就給他們做個榜樣。這件事情，我做了，為什么做？這事情要弄個清清楚楚，是我一時發氣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這樣。我也愁思再三啊！”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張學良決不是有勇無謀、感情用事的一介武夫，他是權衡了多方面的利弊才送蔣回南京的。

　　再看看宋美齡是怎么解釋張送蔣回南京的：“他的這一舉動，向他的同僚們保證，要為西安所發生的一切承擔全部責任；同時，向世人證明，他的所做所為既不是出于叛變的動機，也不是打算反對委員長，反對委員長的地位和權力。”宋美齡的解釋與張學良的想法是一樣的。

　　實際上，我看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實在也是出于不得已，因為在三位一體中，“必須讓蔣簽字才可放他”的呼聲很高，且持續不斷，倘若不果斷送蔣，蔣就可能回不了南京，西安事變就不會圓滿解決，更壞的是可能觸發內戰。歸根到底，張學良送蔣回南京的原因還是為了顧全大局，是出于民族大義，出于有利于抗日的目的，他認為這么做有利于爭取蔣抗日。

　　一個發動兵變的高級將領執意要去首都親受國法之裁判，這真是一個歷史奇觀。人們說張學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我認為應該從他的兩個表現來認識：第一，扣蔣。第二，送蔣(盡管是不得已)。這兩件事都是有重大意義的，只有這兩件事都完成了，事情才算辦得完滿，西安事變的目的才能達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