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太后與秦昭王：在“秦統一進程”視角下的重新審視

　　電視劇《羋月傳》以宣太后為核心人物，運用電視劇的藝術手段，去表現戰國中后期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之一斑，展示人生命運的復雜多變，就電視 劇創作而言，是一個高明的選擇。當然，電視劇不是教科書，每位觀眾都應該尊重藝術家再創作的空間與自由。而以此劇熱播所引發的社會關注為契機，在“秦統一 進程”的視角之下，對相關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加以重新審視，并且把自己的思考分享給讀者朋友，也是一個歷史學的從業者該做的一件事情。

　　吞并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并非秦始皇的一人一時之功。西漢前期的政論家賈誼在《過秦論》就有論斷：“及至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也就是把“秦統一”視為一個長期的歷史進程，按照“奮六世之余烈”的時序推測，統一之業的源頭在任用商鞅變法圖強的秦 孝公。如果進一步追問在完成統一的漫長進程中哪位秦國統治者發揮的作用更大？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夏曾佑在他的《中國上古史綱》中，甚至有這樣的判定：“秦 之帝業，啟之者孝公，成之者昭王，享之者始皇。”夏曾佑把真正成就秦國帝業的功勞推給秦昭王，自有其內在的歷史依據。秦昭王，是戰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 (56年)、功業最為顯赫的國王。公元前288年，秦昭王曾經派遣魏冉出使齊國，約定兩位強者秦昭王和齊閔王同時稱帝。“西帝”與“東帝”特殊尊號的出 現，盡管為時很短，卻是政治史上的一個大事件。說是“帝業”的前奏、或者稱之為“預演”，未嘗不可。追本溯源，其前在秦國君位爭奪的亂局之中，決策擁立秦 昭王的關鍵人物宣太后及其同母異父兄弟魏冉，自然應該是我們分析秦昭王一代史事的關鍵人物。

　　宣太后擁立秦昭王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公元前307年，血氣方剛的秦武王因為舉鼎折斷脛骨而突然死亡。秦武王尚無子嗣，他的兩位弟弟為了爭奪國王之位而刀兵相見。秦惠文王的王后，利 用她在“名分”上的優勢地位，與武王的王后聯手，并且得到了部分高官的支持，擁立公子壯繼位。這位新任秦王在秦史上被稱為“季君”。王位的另外一位爭奪者 是公子稷。扶立公子稷的核心人物首先是他的生母、秦惠文王的寵妃羋八子，另外一位就是手中擁有兵權的魏冉。魏冉與羋八子是同母異父姐弟，是了解這段政治史 走向的關鍵。兩位公子的君位之爭持續了三年，最后以公子壯的失敗、公子稷的勝利而告結束。公子稷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秦昭王。其生母羋八子被尊為宣太后。由 于歷史是由勝利者主導書寫的，在秦國史官的筆下，以及接受其影響的《史記》中，多見對秦昭王、宣太后一方正面肯定的記載。

　　宣太后原本的名位只是“八子”，在當時的嬪妃等級制度中地位偏低，其宮闈名分遠比對手秦惠文王后要低。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宣太后要擁立自己的兒子為王，本來不具備“法理”、“傳統”與“輿論”的優勢。但是，結局卻是宣太后獲勝了。探索其中的原因，饒有趣味。

　　其一，宣太后得到了同母異父兄弟魏冉的大力支持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史稱“魏冉最賢”，表明他是當時秦國大臣中最有能力、也最有實力的人。魏冉在 惠文王、武王時就任職用事，已有聲望。在秦昭王時期，魏冉有四個與權力來源有關的“名分”集于一身：前朝名臣、擁立新君的功臣、新君舅父、秉政重臣。他先 后四次出任丞相之職，累計時間長達20多年，長期操持國家軍政大權。他為秦國的對外軍事擴張也是多有貢獻的。攻占楚國的郢都和鄢都，在長平之戰中戰勝并坑 殺趙國主力精銳40多萬人，這幾場慘烈的戰爭，都是由秦國名將白起指揮獲勝的。而重用白起的，就是魏冉。魏冉對于秦昭王、對于秦國，都是有大功的人物。司 馬遷對此有明確論定：“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于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史記·穰侯列傳》)。

　　其二，宣太后以其高明的政治智慧和運作手段，爭取到了秦國高級貴族“智囊”人物樗里子的合作與支持。樗里子是秦惠文王的弟弟、秦武王的叔叔，他 的身份無疑是宗室大佬，又有“智囊”的美譽，更有領兵作戰和為相理政的軍政大才，在秦武王死后的君位之爭中，樗里子的“立場”肯定在高層中舉足輕重。昭王 初立，就對樗里子益發尊重，作出如此高明人事安排的應該就是昭王身后的宣太后。籠絡了樗里子一人，就穩定了秦國的宗室勢力。樗里子病死于昭王七年，恰好是 幫助秦昭王、宣太后度過了奪取王位、穩定統治秩序的關鍵時期。

　　其三，在宣太后的刻意運作之下，秦昭王得到了燕國和楚國的支持。公子稷原本是在燕國做質子的，在秦武王突然逝世的背景之下，燕國君臣決定護送秦 的質子公子稷返秦為君。燕國雖然弱小，但是，此時在位的燕昭王正在奮發圖強，并且致力于發展與秦國的關系，更有戲曲性的是——燕昭王本人也有在外國做質子 的經歷，當年的燕國也曾經發生過內亂與強齊入侵，在危急時刻，是趙武靈王出兵護送在韓國的燕公子職返國為君。這位公子職就是后來聲望遠播的燕昭王。燕國由 此才得以劫后復蘇。而且，此時的燕國和秦國還是聯姻的盟友之國。燕昭王不論是出于曾經同為質子的身世之感，還是出于對外結盟的國家利益考慮，都會選擇支持 在燕國的公子稷返國謀取君位。而這種支持，對在內爭漩渦中的宣太后秦昭王母子是可以借用的外部資源。

　　隨后，宣太后的另外一個尋求外部勢力支持的努力也見效了——楚國也與秦國新君聯姻結盟了。史稱“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歡”，這次秦楚聯姻的具體時 間是 “昭王二年時迎婦于楚”(《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及徐廣注語)。秦昭王三年，在進行了表示成人的“冠禮”之后，秦昭王“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史 記·秦本紀》)。此次秦楚兩位國王的黃棘盟會，帶有秦昭王酬謝楚王相助的內涵，將軍事重地上庸城奉送給楚國，就是“回謝”的重禮。如此“交易”，對秦國的 國勢與尊嚴都是有損傷的，秦國的決策者，不可能是剛剛完成了“冠禮”的昭王，而只能是“干政”的宣太后。宣太后的“大局感”和決斷力，在這里再次顯示出 來。

　　有了以上三方面的運籌和運作，宣太后為自己和她的兒子在國內外找到了最強有力的支柱。

　　從秦國與義渠的復雜關系看宣太后“誘殺”義渠君的駭世驚俗之舉

　　從判斷電視劇塑造人物的藝術形象而言，《羋月傳》中的義渠君可以說是成功的。但是，從歷史人物的評價這個角度，宣太后“誘殺”義渠君的舉動，也 導致對宣太后的若干批評。我以為，要客觀地看待此事，既要全面地看待秦國與義渠之間從春秋到戰國的長時段關系，又要仔細分析秦昭王在位、宣太后干政這個具 體時間段的雙方關系，才可以理解宣太后誘殺義渠君的非常之舉，主要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

　　義渠，春秋戰國時代屬于“西戎”的一個部分。春秋中期，秦穆公得由余之助而拓土稱霸于西戎，出現了“西戎八國服于秦”的局面。所謂“八國”之 中，就含有義渠。義渠對秦國的“歸附”，雖然開始于秦穆公時期，但是，雙方的關系卻很不穩定，時常有攻伐之事。據《史記·秦本紀》，可以排列出從秦惠文君 到秦昭王即位之前的雙方關系大事如下：惠文君十一年，秦國在義渠之地設置縣級的管理機構。“義渠君為臣。”秦在義渠之地，設官治理，義渠君又正式稱臣，這 應該是秦國有效控制義渠的兩個標志性事件。但是，雙方關系的反復多變，還在延續。惠文君后元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武王元年，“伐義渠、丹、犁”。 這個階段，顯然是義渠與秦國軍事沖突最激烈的時期。《史記·匈奴列傳》對雙方關系的演變有簡明扼要的記述：“其后義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于 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 拒胡。”這段記載，有兩個重點：一是秦惠王時期曾經打敗義渠，奪得其領地25城，這無疑是一場重大勝利。二是秦昭王時期，宣太后長期與義渠王同居，最后使 用權詐之術在甘泉宮殺死了義渠王，并且趁機起兵攻滅了義渠。從上下文的關系來看，似乎秦國在隴西、北地、上郡的統治秩序是在攻滅義渠之后得以確立的。如此 說來，宣太后對秦國向西北拓地實在是居功甚偉了。

　　在秦國與山東六國抗衡的漫長歷史時期內，不得不對義渠有所顧忌、有所防范。因為義渠位于秦的大后方，萬一義渠有變，秦國就可能陷于兩面作戰的被 動局面。這本來就是由地緣政治所決定的戰略格局。當著這種特定的關系被富有戰略眼光的縱橫策士所看破，并且是明確告知了義渠的統治者的時候，義渠與秦國的 關系，就無法不更加復雜化了。這位說透了其中奧妙的策士，就是魏人公孫衍。在公孫衍離秦仕魏期間，義渠君到訪魏國。公孫衍為了給秦國制造麻煩，就求見義渠 君，當面告知了義渠君一個道理：秦國與中原各國關系良好時，就一定會發起對義渠的進攻，而當著秦國與中原各國關系緊張的時候，秦人就會派出使者、送來厚 禮，主動要求與義渠修好。公孫衍曾經在秦國擔任丞相，熟知秦國與列國關系的內情。他的分析，當然有權威性。義渠君記住了這番特殊的叮囑，回答公孫衍“謹聞 令”。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公孫衍是在告知義渠君：假如秦人遣使送禮主動要求與義渠修好的時候，就是義渠進攻秦國的最好時機。錯過了這樣的時機，后面就 會面臨秦國的軍事進攻。不多久，就發生了五國伐秦的變局。另外一位策士陳軫(是公孫衍的冤家對頭)當時在秦國任職，陳軫對秦王說：“義渠君者，蠻夷之賢 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采納了這個建議。“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贈送給義渠君意在修好。陳軫和秦王都沒有料到公孫衍給他們預設了一個圈套。義 渠君得知秦王遣使送禮，就召集其群臣議事，他說：公孫衍說的話，我沒有忘記，“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戰國策·秦策二》“義渠君之魏” 條)。這場“李帛之戰”，秦國被義渠重創。此事，也被記載在《史記·張儀列傳附犀首傳》中，惟一的不同是將發生戰爭的地名由“李帛”改為“李伯”了。《史 記索隱》把此役的年代推測為秦惠王后元七年，因為根據《六國年表》的記載，這一年有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國之事發生。這個推測肯定是可以成立的。 由此我們就可以體悟：惠文君后元十年，秦軍“伐取義渠二十五城”的原因，就在于報復三年之前義渠人突然襲擊造成的“李帛之戰”的恥辱。

　　我們再分析另外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秦昭王時期，義渠是否曾經是秦國的隱患？答案是肯定的。

　　對于結束宣太后干政、驅逐以魏冉為首的“四貴”有建策之功的策士范雎，后來被秦昭王封拜為丞相。在范雎剛剛到達秦國的時候，秦昭王遲遲未曾與之 見面。后來才有機會“得見于離宮”，昭王由范雎的驚人之語，判定范雎是難得的人才，感覺要對此前遲遲未見范雎的失利之舉作出解釋，他的道歉之詞很有可以琢 磨的內涵：“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史記·范雎列傳》)。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也就是說為了解決義渠帶來的問題，秦昭王忙于和太后共同商定處理的對策，以至于沒有時間面見重要的來客。這雖然是一 種托詞，但是自有其可以成立的理由。至少，秦昭王認為這個理由可以讓范睢信以為真。這就足以說明問題：解決義渠問題，非常緊迫，已經成了秦昭王和宣太后要 自早到晚共同商討的難題。

　　至于事態的最后解決方式，前面引用的材料已經載明：是宣太后自己出面，以色相誘惑義渠王，將其幽禁在甘泉宮，使之與部眾疏遠，最后又殺了他，隨即用兵滅掉義渠，完全控制了義渠之地。

　　戰國中后期，至少三個國家有“太后干政”之事，她們是：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三位秉持國政的太后在歷史上都留下了獨特的光彩。但是， 通觀其一生的功業和影響，當然是以秦宣太后為其魁首。假如沒有這位充滿魄力和魅力的女政治家，歷史上可能就沒有秦昭王。而秦國的歷史，乃至于戰國后期的歷 史就可能大為改觀了。所以說，秦宣太后是創造歷史的獨特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