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羋月傳》：歷史劇必須遵循史實嗎？

　　與《甄嬛傳》被歸為現(xiàn)象級差不許多，《羋月傳》的熱播乃至引發(fā)追捧和吐槽也不輸于前者。鄭曉龍導演總是能將本來相當離奇的情景拍得沒有違和感，即便初看時覺得離譜，但看下去便不覺被帶入，不覺沉入其中。我說過他的古裝劇集是嚴肅的游戲之作。

　　誠然，鑒于本劇以歷史尤其是歷史人物鋪排劇情，不免引發(fā)劇情之于史實是否相符的話題，譬如羋八子和黃歇的年齡差距。這樣的較真當然是可喜的，起碼于傳統(tǒng)文化之傳播有益。不過，同樣應該有益的，似乎也該包括相關形態(tài)的區(qū)別，譬如歷史題材與歷史背景。

　　按照文藝的專門說法，根據(jù)題材內(nèi)容劃分的戲劇種類中，歷史劇占據(jù)一席。籠統(tǒng)地說，它就是取材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劇目。著名的黑格爾在運用這一名稱時，將其定義為“向過去的時代取材”的作品，并把“維持歷史的忠實”作為一條重要的創(chuàng)作原則。

　　不過，所謂向過去的時代也即歷史取材，一向有如何取材的問題，理論家于此也聚訟不休。但作為一個文藝的樣態(tài)，即便有維持歷史的忠實之類的圭臬，但不能太過拘泥于歷史細節(jié)，也是基本的共識。忠實度高大的歷史紀實劇當然可以是正襟危坐的選項，而不那么執(zhí)念于人物和事件之歷史依據(jù)的所謂歷史故事劇模式，似乎也不當遭到排斥。這兩造實在沒有必要勢如水火，而不妨各說各話，并存共容。

　　況且，歷史的原貌，其實是無法全息實錄的。任何史書，即便扣除掉春秋筆法那樣紀事簡約的著意因素，實在也都是選擇性的敘述。或者說，之所以使用簡約的筆法，正在于歷史本來就是無法細致入微描寫的，即便是《史記》這樣絕唱級別的史家文本，就因為時有略略傳神生動的情景再現(xiàn)而遭到后人置疑。而作為文藝樣態(tài)的歷史劇，本來就并非歷史，選擇性敘述于它而言，簡直天設地造，虛構正是題中應有之義。

　　其實就本質而言，文藝作品原本就很難排除虛構，即便所謂非虛構，譬如回憶錄口述歷史之類，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都不乏與史實出入之處。

　　落實到《羋月傳》這樣的劇集，自然可以歸入所謂歷史故事劇這樣的概念中，不過，我更愿意將其從學術的歷史劇中離析出來，它甚至不必是歷史題材，而只是歷史背景之下的文藝敘事。當歷史只是一幅背景時，具體的史實虛化，成為服務于劇情的六經(jīng)注我式的選項元素，正像歌里唱的，真真假假真，假假真假真。以歷史為題材的宏大敘事，史實總在那里罩著，需要戴著鐐銬跳舞；而讓歷史擔任虛化的背景，虛構和想象的空間頓時闊大起來。這倒也不是說后者就一定容易，它畢竟是文藝的作品，而虛構和想象原是一門高端的技術，戲說終究不是胡說，太撒歡了也難免閃腰乃至砸鍋。

　　這種歷史背景下的文藝敘事，因應的是俗世大眾的口味，在意的是民間的口碑，或者換句話說，走的是市場路線。在俗世百姓眼里，甄嬛的史上有無，羋八子和春申君能否青梅竹馬，原本就不在追究之列，他們在意的，是甄嬛羋八子們聚散離合的橋段能否搔到自家癢處，能否讓自家遭到暢快的代入，至于人物或事件的虛實有無，哪肯放在心上。

　　回顧傳統(tǒng)文藝的故實，這樣的路數(shù)，其來有自，而且源遠流長，早有先著。譬如著名的演義小說，譬如楊家將、包公為主角的眾多戲曲。俗世大眾總是習慣將《三國演義》歸入歷史讀本，甚至某些娛樂型學者也喜歡拿此說事，所以毛澤東主席才強調(diào)要看《三國志》。在后者的記敘中，鞭打督郵原是劉玄德的豪放手筆，梟首華雄的乃是東吳的孫堅。認真起來這都是張冠李戴，卻也不妨理解為文藝突出的手段。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段前人做得，并且博得喝彩，于是后人便未嘗不可以效法。

　　作為觀者的俗世百姓，大約未必在意歷史事實的是否忠于或者游離乃至戲說，而歷史出面擔任背景，提供的其實是國族傳承的人文水土，因而具有天然的親和力。據(jù)說定居海外的本土人士，日常最喜聞樂見的，居然是國內(nèi)熱播以及曾經(jīng)熱播的那些劇集，足見水土之于養(yǎng)人的深入骨髓。

　　當然，這種歷史背景下的文藝敘事，雖然遭到俗世大眾的追捧，但在某些人看來卻也許太過俚俗。而所謂雅致的東西固然脫俗，卻也不免游離了民間，甚至失去了滋潤養(yǎng)人的水土。當年魯迅先生便指齊如山等幫襯梅老板制作的新編戲，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之類，是士大夫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檀木架子來，教他用多數(shù)人聽不懂的話。先生在《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中寫道：

　　“他未經(jīng)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臟，但是潑剌，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shù)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

　　潑剌的，有生氣的，和自己相近的，正是先生所謂大多數(shù)人也即俗世大眾心底的文藝觀。魯迅先生的犀利精辟，并不會因為別人的抬高和貶斥而湮埋。他的話也正可以拿來作歷史題材與歷史背景命題的注腳——當然是偉大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