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國聲音”?什么樣的聲音最能代表“中國聲音”?所謂“中國聲音”應該是最能代表我們專業水準與藝術特色的那一部分“聲音”,它既連通著中國悠久的音樂歷史傳統和豐富多彩的民間音樂傳統,又反映了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實際與精神面貌,同時還具有人們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其最終呈現出來的形態、風格和意義,一定具有極高的辨識度,使人一聽就能聯想到中國和中國人。
依照以上標準,目前國內人氣頗高的電視節目《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并不能代表“中國聲音”。比賽性質的演出必然有對成績要求,這自然會導致選手炫技,所以我們看到節目中選手們努力地比音量、比高音、比爆發力、比“轉音”的熟練,而真正與中國歷史、民間音樂傳統有密切聯系的作品,在其中并不占主體。在談到流行音樂的話題時,人們常提到一個詞:現場性,F場性在對歌手提出嚴格要求的同時,也對聽眾的耳朵提出了挑戰,即能否在覺得好聽的同時還注意到了作品的耐聽性。在現場,人的感性認識總是先于理性認識,哪怕專業的評審嘉賓,也極容易受現場情緒的感染“跟著感覺走”,而人的“第一感”常常是帶有欺騙性的。流行音樂圈還有一個常用詞:實力派,可我們常常將其等同于技術、技巧,誰音量最大,誰能喊高音誰就是實力派。而綜合運用各種技巧為作品的風格、情感表達服務的“軟實力”,卻并不為人們所看重,這就造成了大多數的音樂演出是對感官的輪番轟炸。
必須承認,《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確實在普通民眾中引起了極大轟動,而這才更需要我們有所警覺。由于媒介對于文化具有建構力,當刻意制造的某種“聲音”強勢地被植入日常生活,往往造成人們生活方式乃至心理結構的改變,所以社會主流媒體更應充分考慮自身行為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目前,我國風行的各種所謂“好聲音”,說到底還是屬于娛樂文化一類,其實質是文化工業的需要。美國著名傳播學家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童年的消失》中曾對這種娛樂文化表示過擔憂,他認為電視傳媒的娛樂本性使得非娛樂性的信息不得不在“聲像”上包裝自己,最終導致傳輸信息在內涵上的縮水。關于文化工業,傳播學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霍爾海默等人對其危害性也有過論述:文化工業的直接結果是生產的模式化,進而造成主體(大眾)精神的模式化。一些媒體預設話題、左右輿情,人們聚在虛假的文化景觀下狂歡,實際涉嫌對大眾精神生活的綁架。有人可能以為這些媒體并未干涉到人們的選擇自由,可是在大眾文化領域,生產決定著消費,所謂“選擇自由”,必須建立在生產環節提供了充足選項的基礎之上。像國內短時間群起模仿《中國好聲音》,到處皆是導師們的轉椅,不正是文化工業的同質化、模式化么?表面上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但因生產方只提供了類型化的文化產品,所以實際上人們是進入到了一種受限制性的選擇空間。
本來,一檔電視音樂欄目在策劃、營銷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必非要牽強上升到“國際化”的層面。甚至,“國際化”也不應是中國流行音樂當前發展的第一要務。那么,什么是當前中國流行音樂文化的第一要務?流行音樂應該接地氣,不應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流行音樂應該記錄和書寫人民的偉大實踐,應該脫離低級趣味,進而引領向上、向善的社會風尚。“中國聲音”應該反映時代的訴求,反映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唯有這樣才能發出這個時代最強烈的“中國聲音”。
(作者為南陽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