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戰時農村劇團

①1956年秋，邱基祥(左一)、賀發成(右一)等劇團中的伙伴與村中鄉親在豁子外墻頭上。

②1997年10月，拍《沂蒙之戀——父子作家故鄉情》時，作者與鄉親們合照。

　　說起來，都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可還是那么難忘，從中見得藝術之長久性。那年，拍專題片《沂蒙之戀——父子作家故鄉情》，約談的差不多都是當年劇團的伙伴，所談的也是當年搞劇團的一些事情。

　　一

　　當時在山東，這一工作開展得最活躍的是魯中、膠東和濱海，其次是渤海。魯中有個沂南縣，濱海有個莒南縣，又是最活躍的兩個縣。莒南有“莊莊秧歌隊，村村鑼鼓聲”之評語。有名的劇本《過關》，取材于這個縣的沈家扁山村的實事；莒南東良店劇團根據當地的故事自編的《互助組》，傳遍山東各地；沂南南沿汶劇團創作的《鄒大姐翻身》，影響也很大。當時莒南有劇團140多個，沂南有劇團110多個。秧歌隊幾乎村村都有。山東省文協于1940年成立后，就提倡農村劇團，但作為解放區人民文化運動的一項工作，還是在1943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

　　事情的開始是意想不到的。那時，我們這些生活在閉塞山鄉的“莊戶土”，只知道世上有“大戲”。歌謠中說的“姥娘家門前唱大戲”，即那時說的“國劇”，現在說的“京劇”。我還聽過“周姑子”之類的地方小戲。不知道世上還有話劇、歌劇、歌舞劇和各種曲藝、舞蹈。見過討飯的唱“蓮花落”，誰想那就是曲藝的一種。當地農村在一年之中，只在春節即從初一到十五有辦“嗔館”(即雜耍)，踩高蹺、跑旱船、抬“贓官”、推“皇綱”，鑼鼓喧天，熱鬧得人人心花怒放。

　　我去永勝官莊走親戚，見那里的小學生在排練連說帶唱的《親家母頂嘴》，唱的調子都是很好學的小調，人們把這種劇叫小調劇。里邊有一段趕驢：“我老娘騎上了那小毛驢來！去到那親家母家走一遭呀咳……”邊唱邊舞。

　　1944年春，在一次軍民聯歡會上，我們看了魯中宣傳大隊的演出，大開眼界。這一次演的，既有那種有說有唱的《抗屬真光榮》(中間有一段打花棍，完全是舞蹈)，也有全是說話的《雙喜臨門》(當時叫報道劇)，還有根據傳統的《鋦大缸》形式改編的《打沙鍋》，還有小舞劇《雙送子》，以及蹦蹦跳跳的《青年舞》(舞蹈)。幕間一個人戴著禮帽，穿著大褂掖起一個角，打著竹板說“武老二”《夜摸上店》和《計取袁家城子》，還有男女聲二部輪唱。那真是豐富多彩，比看一晚上“大戲”還要過癮哩！

　　許多宏偉的事業，最早開始于簡單的模仿。當我們在南神墩“四·四”兒童節晚會上看界湖鎮青年劇團演出了豐富多彩的節目之后，就學著演起“新戲”來。不久，在一次村民會上，借來小商販家的兩塊篷布前后一擋，家鄉的第一次“新戲”演出了。里邊的老頭、老媽媽、大姑娘、小媳婦、大壯漢、小伙子，全都是我們十二三歲的孩子扮演的。這一次開天辟地的新戲演出，有《親家母頂嘴》《咱們幫助你》《打沙鍋》和《快樂舞》。我在《親家母頂嘴》中演一個老媽媽，在《咱們幫助你》中又演一個小姑娘。

　　以后每次開村民會，劇團都會演出。只要哪一天晚上有人敲著鑼滿街喊：“開村民會啰！”就知道今晚準演戲。孩子們早早地吃完飯，抱著板凳，挨著前臺坐下。然后大人們陸續到場。凡有演出的村民會，都是黑壓壓一大片，村干們講起話來格外帶勁。當鑼鼓“打通”后，臺前吊掛的汽燈嗚嗚響著，樂曲悠揚地奏著，歌聲、對話聲陣陣，整個鄉村陶醉在無盡的歡樂之中。

　　一個劇團要有編、導、演，要有樂隊和舞美人員，一個二三百戶的村莊能集中起這么些人才來嗎？能的。而且還有余，年年都有大批熱心的自薦者擠在門外，等候補充，人才齊全，水平也不低，許多人很有一手。當然，真正地講水平，也還是談不到的，只是由鄉親們組成的觀眾不嫌吧！

　　人才的來源，大體有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以我們這些年齡大一點的小學生們作為骨干。我們都是上過幾年私塾，接著轉到“抗日小學”來。然后，是歷年春節辦雜耍的積極分子們加入進來。再是，一些平日好“玩”(愛好文藝)的人；地主家有文化的開明子弟和小學教師們。還有一些是從來沒沾文藝邊，由政治上走向進步，也突然迷上文藝的人。

　　農村劇團的分工并不細，都是一個人干好幾樣事。忙起來，大家一起忙。演老媽媽的也演老頭，演壯漢的也演小媳婦；導演也演戲，樂隊人員也上場。舞臺工作人員，除樂隊比較固定以外，布景、化裝、打鑼鼓、提詞、拉幕……常常是誰摸著誰干。

　　舞蹈隊里是七八個和我年齡相仿、但個頭比我矮的小學同學。他們個頭差不多，動作敏捷、整齊。第一個舞蹈是自編的“拍手舞”；第二個舞蹈《快樂舞》演出了名，有一次去大集鎮界湖演出，獲得了熱烈掌聲，界湖劇團的一個負責人連連叫好：“好不好啊，妙不妙啊，狗攆鴨子呱呱叫啊……”

　　舞蹈隊一個和我同歲的少年叫邱為鐸，多才多藝，十分聰明，他除了參加舞蹈，還擔當著許多劇目中的少年兒童角色，如《親家母頂嘴》中的傻小子、《抗屬真光榮》中的孫子、《送郞參軍》中的小二喜，有的活潑，有的伶俐可愛……演傻小子時，天門蓋上的一小撮毛纏成一個朝天錐，一出場，那憨厚、頑皮的唱段就吸引住了觀眾：“火紅的太陽下了山，小小牛犢吃呀個飽，傻小子俺肚子餓了！肚子餓了回家轉，叫聲娘啊快呀開飯，傻小子俺要吃白面，唉喲，唉嗨喲，傻小子俺要吃白面……”《抗屬真光榮》第二幕，唱“訂計劃”，演孫子的邱為鐸和演爺爺的邱琴亭一唱一和，配搭得十分好。《送郎參軍》中，我扮演大喜(小二喜哥哥)的未婚妻小香妮，小香妮未見過大喜。二喜的模樣與大喜相似，他為了試探嫂子的思想是否進步，先查她有無路條，又問她是否識字，接著冒充起哥哥，假裝不愿參軍，嫂嫂打通他的思想，讓他等著，打垮了敵人再結婚，他說“等不了呢！”這個小戲，演了幾個村莊，都受到歡迎。過了一年，部隊駐防的同志們非要我們再演一次不可，我們好歹又演了一場，部隊同志們以熱烈的掌聲鼓勵我們。演小香妮那年，我13歲，個頭和婦救會長高榮菊差不多，干脆我穿上她的鞋上場。事后鄰村有人向我叔叔苗田打聽：“這是誰家的閨女？”苗田說：“怎么？你給他找個婆家？那是我一個侄子！”

　　尤其精彩的兩出戲是《雙喜臨門》和《誰養活了誰》，角色安排恰巧、適當，一連多次演出，都受到稱贊。善演反派角色的邱基祥，在《誰養活了誰》中當的是地主狗腿子，在《雙喜臨門》中又演了熱情誠實的貨郎；《誰養活了誰》中當佃戶老頭的是滿臉毛須、十分老相的滿士超老師；當佃戶王繼忠的，就是真佃戶賀發成；當地主老爺的，恰是地主家的一個子弟，那模樣、風度，不用怎么表演就十分像。這時的農村，剛進行了減租減息，民族斗爭是主要的，所以，地主家某些有文化的開明子弟，還是劇團人才庫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

　　1945年春，我們演秧歌劇《參加主力好反攻》，其中演地主劉二賴的是一個地主子弟，演出時穿的是他爺爺的黑單袍，一出場很像他爺爺。劉二賴因破壞參軍，受到批判，形象由兇惡變狼狽。這個演員的精彩表演，無疑等于在臺上暴露老子，演出回家，被他爺爺打了幾鞋底，并再也不許他進劇團。

　　在樂隊中，有一個“老青年”叫武繼岳，在農村算老“音樂家”了，吹一口好笛子，拉一手好胡琴，他懂一點工尺譜，但許多曲子都是聽來的，只知道“冷更里格冷更”，向別人傳授的也是“冷更里格冷更”。他是樂隊的主將兼指揮，還是“孩子頭”。因他年老而不顯老，性情溫和，談吐風趣，劇團當中不管怎樣調皮的孩子，他都能籠絡住。樂隊的另一個主將是邱奎亭，也是好脾氣，夜里散劇團，膽小不敢回家的孩子，愿讓他作伴。他由于誠實敦厚的特點，兼演一些壯漢角色。我有時在樂隊中“濫竽充數”。鑼鼓班子，除了上面兩位，都是隨時有人湊付。

　　有時化妝或布景還沒就緒，就插上幾段器樂曲。這就要拉出一位老先生——老中醫張仁軒，一位老業余音樂愛好者，笛子、月琴、胡琴無所不通，他會的一些曲子，也傳授給大家。演出伴奏，一般由武繼岳、邱奎亭兩位擔當。那些年演的一些有曲調的劇，如小調劇、秧歌劇等，曲譜多是改編利用民間流行小調。

　　劇本主要是由我到處搜羅。有上鄰村抄的，有上書店買的，還有一些是從專業藝術團體那里借來的。當時見的劇本，有省文協出的《戲劇》《戲劇雜耍集》和一些單行本，還有膠東、濱海、華中等地和部隊出的劇本，以及報刊上發的劇本。每見到一個好劇本，都像拿著寶貝似的，怕損壞了，怕丟了，環境惡化時丟了幾個好劇本，像丟了親人似的，心疼了好多年。

　　鑼鼓幕布是開荒種地增加收入買的。汽燈，是慶祝減租減息勝利時，一位老佃戶苗升林捐獻的。化妝與布景的技巧，是跟界湖青年劇團與魯中宣傳大隊學的。農村劇團沒有成套的服裝，每次演出都是臨時去戶里借。每演一次戲，像過一次小年。扎臺子、掛幕布、借衣服、化妝、演出、收拾場子，從天傍黑忙到半夜，但都由于愉快而忘記了勞累。

　　劇團在發展中不斷提高，與專業人員的輔導有直接的關系。剛成立時，村上有一位復員軍人苗得清，教舞蹈，教化妝，看樣子是在部隊上沾過文藝邊的，這是我們劇團的第一個業務指導人員。這人長得高大、粗壯，平日很少說話，若沒有劇團，誰也想不到他是個文藝人才。

　　魯中宣大的楊星華和界湖劇團的張盛福、馬學成、孫德裕、陳友太等，對我們劇團的個別人作過輔導，大家間接地學點技藝。楊星華外號叫“楊二黑子”，家也是沂南縣的，是宣大“武老二”這一節目的作者和表演者。他的“武老二”《夜摸上店》和《大戰岱崮山》《計取袁家城子》《二曹大鬧蒙陰城》等，寫得十分出色。張盛福說快書是跟他學的，我們又跟張盛福學的，但我們幾個人(邱琴亭、邱基祥和我)都說過快書，沒有一人取得成功。我有一次說《計取袁家城子》，忘了詞，亂編起來，幕后的人聽著不對勁，隔著幕布，幾只大手把我拽了進去。“弄的什么！”人們一起熊我，從那起我被剝奪了演這一角色的權力。

　　1945年春，魯中文藝輔導隊駐進我們村，對我們進行了全面輔導。輔導隊人才齊全，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每一種技法都很講究。有的教扭秧歌的各種步法；有的指導各種人物的表演法；有的教化妝；有的教識譜。有一次，我看見邱為鐸坐在學校門口，用手一點一點地敲打著一個歌本，我問：“這是干什么？”他說：“簡譜。”我說：“譜就這樣簡嗎？”我從他身后觀察他怎么“簡”法。輔導隊一位同志見我對識譜有興趣，就專門指導，給了我一本帶識譜法的歌本(徐剛同志所編)。

　　1945年夏，軍政干部學校駐防時，有一位龍濤同志，是懂話劇的，一直熱心輔導了我們幾個月。這位同志個頭矮矮的，十分健談，時常講到深夜。他是部隊一位比較負責的干部，業余愛好美術，對戲劇，可以說是業余中的“業余”，他是利用業余時間輔導我們。他蹲在邊幕處督察，見誰有錯，就大罵。

　　這年冬天，我們在縣里參加文藝集訓時，跟新安旅行團的幾個同志學了不少東西，其中有個教歌的女同志叫李群，長得瘦瘦的，年輕、聰明，一邊教歌，一邊給我們講樂理，后來常見到有叫李群的，不知哪一位是我們當年認識的那一位。

　　我參加工作出來以后，在文藝界已有多年，一直在注意那些熟悉的面孔，但不知為什么，始終未見過一位。也可能已經走遠了，也可能變了模樣認不得了，也可能有的已為革命獻出了生命，永遠成了記憶中的人。

　　楊星華，我知道已在上世紀50年代逝世于不幸的事故；界湖的那幾個，馬學成、孫德裕兩位已多年在外省任地、縣領導干部，陳友太仍在家鄉文化機關；宣大當時主要演姑娘的角色辛穎，是辛葭舟老先生的女兒，后來在大連工作，她丈夫就是任過魯中青聯主任的宋誠德同志。當時她在《抗屬真光榮》中演小姑，在《雙喜臨門》中演王二姐，在山東解放區的中心沂蒙山一帶，遠近聞名。

　　三

　　1944年和1945年為配合動員參軍，《抗屬真光榮》《雙喜臨門》等戲多次演出。大反攻前的那次參軍熱潮，有這幾個戲的功勞。有的人就在戲臺上跺跺腳，報名參軍，并當眾表決心：“打不走鬼子不回家！”《雙喜臨門》中有個賣糖球的，是劇中原沒有的人物，是半途蹦出來的，他見參軍的青年披紅戴花，十分眼饞，為了上前線打鬼子，糖球不賣了，也報名參了軍。演這個角色的潘效成，不久真的參了軍。

　　《誰養活了誰》的出色演出，對減租減息與反奸訴苦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位老佃戶給劇團買汽燈，就是看了這個戲受到感動和教育之后的壯舉。那晚戲剛演完，老佃戶跑到臺后，連連稱贊戲好，自報奮勇用雙減果實買一個汽燈給劇團。這個戲到新解放的沂東縣苗家曲、廟嶺等村去演出，那里的人們第一次看為窮人說話的戲，許多人都感動得哭了。有一次戲演到狗腿子在惡霸主子面前誣蔑佃戶王繼忠：“王繼忠，罵連聲，罵出口來真難聽，一罵大爺剝皮鬼，二罵大爺糊涂蟲，三罵大爺狗強盜，四罵大爺活畜牲，罵得我頭上冒火三尺高，兩個眼睛直發紅，有心拉他去講理，他一腳踢我個倒栽蔥，大爺啊，我死了心里也不素凈啊……”幾個壯漢氣憤之極，呼地站起來喊：“打倒財主狗腿子！”把我的老同學邱基祥嚇出一身冷汗。

　　1944年，在一一五師師部駐地留田舉行的一次軍民慶功大會上，我們村的兩位姑娘表演精彩的花棍舞，使慶祝活動達到了歡騰的高潮。“一根呀那個花棍呀一條心，王大嫂送郎去參軍哪，王大哥參加了主力軍啊，王大嫂，在家中，紡線織布苦用工，嗯啊咦喲咳喲……”動人的歌聲，襯著花棍嘩啦啦的響聲，唱出全場軍民的共同心聲。

　　戰時文藝反映生活的速度很快，一些有名的戰役發生不久，各種文藝節目就傳來了。1944年春、夏，話劇《袁家城子》、快書《計取袁家城子》在演出時，魯中四團正駐防于我們村，我們家住著偵通連連部，有一位眼睛受過傷的同志，是指導員，態度很和藹，常給我講一些故事聽。他給我詳細講了那次戰斗情況，來我家住的同志就是那次戰斗的參加者。

　　臨沂解放時，魯中與濱海抽了幾個農村劇團去前線慰問。我們接到通知后，忙忙碌碌準備了一下午，晚上趕到界湖，到了一個地方，被安排在一個大屋里住下等候出發。但大家誰也睡不著，在想象著去前線慰問演出的情景，想象里充滿著神秘色彩。但清早又通知不去了，大家無不感到遺憾。后來得知去的有莒南的東良店劇團，他們有4個12歲的小姑娘，把花棍打到臨沂。多年后，我們才明白為什么沒去臨沂。我們團是兩個姑娘打花棍，一個13歲，一個16歲，自然不如那4個12歲的精彩。這四個之中，有一個就是當今80多歲的我的老伴。

　　1947年春節，恰在魯南戰役和萊蕪戰役的中間，慶勝利和迎勝利，參軍、參戰，大支前的戰斗氣氛也充溢到各種文藝節目的演出中。我們以《參軍保地去》高蹺劇為主的演出，演了沂河兩岸十余個村莊，到界湖鎮年集參加演出比賽，又扛來紅色錦旗一面。另一面，是綠色錦旗，為南寨劇團得去。這場比賽，南寨的《為誰出伕》受到好評。

　　這一年冬春，工作十分繁忙。土改，我參加丈量土地；支前，我是支前委員會的成員；這一段時間里，和部隊來往很多，有一晚上，劇團排戲，秩序總不好，燈被人弄翻，灑了我一身油，正在這時，部隊的同志剛喊了一聲“團長小同志”，我竟嗚嗚地哭了起來，這是真叫困難“困”住了。這是我一件難忘的丟丑的事。

　　劇團在移風易俗、樹立社會新風氣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村上舉行新式結婚的，我們去扭秧歌祝賀。有一次，埠子頂的一個脫產干部回家結婚，請我們劇團去幫助喜事新辦，我們為他們扭秧歌，奏各種歡快的樂曲，和村上鄉親一起，簇擁著新郎走上村頭，迎接坐著小車來的新娘。喜事辦得沒有一點耗費，又十分熱鬧，村干部們十分高興，用豬肉、大白饃饃款待了我們，留我們晚上又演了戲。

　　1947年國民黨重點進攻沂蒙山，我們村一帶受摧殘很重。劇團的幕布丟失了。鑼鼓埋在沙灘里一直沒有找到，一些劇本也藏丟了，人員也減少一些，有的參軍走了，有的在反蔣保田的斗爭中犧牲了。勝利后，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很快又把劇團恢復起來，大家十分熱心，一齊獻計獻策，對有顧慮不愿再參加劇團的，分頭登門動員；演出難借衣服，把自己的拿出來，沒有鑼鼓、幕布，跑外村借，過去許多演主角的不在了，老領導們不在了，我們這些當年的孩子已成了青年，應當全擔起來。為了配合恢復生產，我們排演了小調劇《一條褲子》《翻身談生產》和《砸了缸》。為了支援部隊南下，重排了1946年的秧歌劇《支援前線》，只是角色大都不是原來的了。

　　我們演的這些戲，作者主要是：李林(《抗屬真光榮》《雙喜臨門》《誰養活了誰》的作者，也是《沂蒙山小調》的整理者)、王汝俊(《送郎參軍》的作者)，還有艾芬，即賈霽。此外，還有《親家母頂嘴》的作者丁鐵鑄，即丁志剛。

　　那些演員后來的情況是：邱為鐸，全國水利專家，發明滴灌法；邱鶴亭，省內燃機研究所所長；潘效成，前衛文工團演出隊長；邱增壽，縣教育局長，縣里曾有歌謠，“誰家孩子要上學，去找增壽沒有錯”；邱奎亭，在國民黨包圍時，突圍犧牲。

　　戰爭時期的農村劇團，是人民革命斗爭廣泛深入發展所產生的，它反映著人民革命斗爭的生活，又是人民革命斗爭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逢年過節時的解放區文娛生活，是伴隨著勞動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的翻身所出現的，是革命歷史的某一階段所特有的現象。